王直

优惠贸易协定和全球价值链：理论、证据和开放性问题  收藏

作者： [美]杜大伟(David Dollar) [巴]若泽·吉勒尔梅·莱斯(José Guilherme Reis) 王直 主编 出版时间：2018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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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度与分析

简   介：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有两个现象体现了贸易与贸易政策领域的特点。全球价值链（GVCs）的兴起——生产的非国别化——已经改变了国际贸易。零部件贸易在1990～2015年增长了近6倍，高于其他形式贸易增长的4.5倍。在贸易政策方面，优惠贸易协定（PTAs）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在内容上日益深化。优惠贸易协定的数量从1990年的50个上升至2015年的近280个。这些协定的内容也在不断地深化，也就是说，它们覆盖的政策领域日益扩展，如投资与竞争政策，远远超出了优惠贸易协定传统上关注的领域（如关税）。 本章将分析优惠贸易协定，尤其是深度优惠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关系，旨在回答下面与政策相关的6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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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 收藏

作者： [美]杜大伟(David Dollar) [巴]若泽·吉勒尔梅·莱斯(José Guilherme Reis) 王直 主编 出版时间：2018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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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度与分析

简   介：分析具有复杂价值链的产品时，可以从“合约密集型”商品的角度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这些商品通常涉及大量不同企业之间的交易，而这些交易可能面临价值链中其他企业不履行合约的风险。本章回顾了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制度更好的国家，比如具有更强有力的产权保护和法律制度的国家，更能深入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本章也考察了这一发现是否也在国家内部成立。以中国为例，本章发现，当企业所在的城市具有更好的产权保护和政府效率时，企业更有可能参与全球价值链。本章还考察了非洲经济体的制度及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发现非洲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很小，而导致它们低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经济体以及它们的邻国制度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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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和全球价值链  收藏

作者： [美]杜大伟(David Dollar) [巴]若泽·吉勒尔梅·莱斯(José Guilherme Reis) 王直 主编 出版时间：2018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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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度与分析

简   介：在Moliere的《平民贵族》一书中，Jourdain先生发现他“一生说的话其实都是散文，可自己却从来不知道！”实际上我们许多人一直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却从没有意识到。全球价值链包含产品的理念构想、设计、原料采购、中间投入、营销、分销，以及对终端消费者的服务等一系列活动。当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从事这些活动时，全球价值链就产生了。因此，在国际贸易中研究服务业投入或对商业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就与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产生了潜在的联系。 两个问题进而产生：什么样的价值链才算全球价值链？在讨论全球价值链问题时，为何要特别关注服务业？ 第一个问题也可重新表述为“一条价值链要跨境多少次才能成为全球价值链？”这可能听起来跟最近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提出的问题很像：“一个人要走多少条路才能被称为人？”就全球价值链而言，有学者给出过相对准确的答案。例如，由Koopman等提出的并被广泛使用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是由某国总出口中的外国增值和外国出口中的某国国内增值所决定的。该定义把全球价值链——例如进口后再出口——与仅涉及单一国际交易——进口或出口中间产品——的普通价值链区分开来。价值链上的多重国际交易可能确实与一系列的单一国际交易在经济影响方面有质的不同，尽管这还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但是，价值链上的单一国际交易也可能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策相关性。因此，本章采用了更广泛的全球价值链定义，将一次性的国际交易也包括在内。这与本报告第二章中对全球价值链的定义一致：，其不仅涵盖只跨境一次的简单全球价值链，也涵盖跨境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复杂全球价值链（Wang，Wei，and Zhu，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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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和沿全球价值链升级  收藏

作者： [美]杜大伟(David Dollar) [巴]若泽·吉勒尔梅·莱斯(José Guilherme Reis) 王直 主编 出版时间：2018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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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度与分析

简   介：自2007～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与2008年以后的头几年相比，这些国家近年来都面临明显的经济下滑。2010～2014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4%，2015年这一数字下滑为3.4%。预计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5%，大宗商品生产增长率预计仅为0.4%。图5-1为2006～2015年人均GDP增长率情况。大宗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束以及对许多新兴经济体可能发生金融动荡的担心，导致Haldane（2015）认为，在2008～2009年盎格鲁—撒克逊危机和2011～2012年欧元区危机后，“我们可能正在进入危机三部曲第三部分的初始阶段，即2015年开始的‘新兴市场’危机”。许多新兴经济体面临着严重的企业负债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这些国家难以应对国内和国际的各种突发事件（IMF，2016）。目前，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俄罗斯在内的许多中等收入大国都面临着明显的经济增长放缓问题。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我们有必要更好地理解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中等收入国家在保持高速增长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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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贸易成本及其对国内和国际价值链的影响  收藏

作者： [美]杜大伟(David Dollar) [巴]若泽·吉勒尔梅·莱斯(José Guilherme Reis) 王直 主编 出版时间：2018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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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度与分析

简   介：贸易分析师们认为，贸易成本，以及贸易双方的相对经济规模，是决定双边贸易模式的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从贸易与发展的角度看，贸易成本不仅影响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还影响促进企业参与和沿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政策能否获得成功。虽然贸易成本过去几十年来不断下降，但它的作用却随着供应链分节化而不断深化，在这个竞争日益加剧、每个人都相互合作又彼此竞争的“小世界”中变得更加重要。 由于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关税和其他海关贸易壁垒的逐步降低，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互联性的进步，交易成本不断减少，使地球变得“扁平”，从而造成了自1985年以来全球贸易的迅速扩张。在回顾了40年来增加值贸易（最终目的地市场最终支出中所包含的出口国的国内增加值，即外国需求所带动的出口国的国内增加值）及其跨时间的变化趋势后，Johnson（2014）以及Johnson和Noguera（2016）发现了能够由不断减少的贸易摩擦力所解释的五个典型现象。然而，正如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指出的那样，“距离因素的消失被夸大了。即使除去贸易政策壁垒，在看似一体化程度很高的经济体之间，贸易成本依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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