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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对云南民族认知的演进与边疆治理 收藏
简 介:本书通过对明清云南省志的全面解析,就明清云南民族认知演进和国家西南边疆治理进行深入研究。明清时期国家政权对云南民族的认知经历了由收集民族外貌服饰、生产生活方式等表征信息,到关注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和国家民族双向认同的发展过程,认知模式也由明代以汉人移民区为核心向外拓展的墨渍浸染式,逐步转变为清代以已知民族为介质去认知陌生民族的链条推进式;明清国家政权通过主观能动举措形成对云南诸多民族的认知,成为国家西南边疆治理的基础,民族认知与治理之间存在互动调适关系,民族认知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建构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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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对云南民族认知的演进与边疆治理 收藏
简 介:本书通过对明清云南省志的全面解析,就明清云南民族认知演进和国家西南边疆治理进行深入研究。明清时期国家政权对云南民族的认知经历了由收集民族外貌服饰、生产生活方式等表征信息,到关注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和国家民族双向认同的发展过程,认知模式也由明代以汉人移民区为核心向外拓展的墨渍浸染式,逐步转变为清代以已知民族为介质去认知陌生民族的链条推进式;明清国家政权通过主观能动举措形成对云南诸多民族的认知,成为国家西南边疆治理的基础,民族认知与治理之间存在互动调适关系,民族认知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建构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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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本书通过对明清云南省志的研究认为,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认知是民族治理的基础。民族发展有不平衡性,民族间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国家只有通过主观的行动,深入、持续地对民族进行认知,才能对其进行治理。国家对民族的认知不是一蹴而就、一成不变的,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民族认知的演进是治理政策措施改变调整的重要基础,而以民族认知为基础的民族治理,又会对其后民族认知的进一步发展演变产生巨大的影响。云南作为中国的西南边疆,对云南民族的认知与治理,与国家的西南边疆构建和治理息息相关。 明清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在民族认知的演变及国家西南边疆治理上,两个王朝既有延续性也有各自的特点。对于明代,通过对明代云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及《滇略》中有关民族的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修纂于天启末年的天启《滇志》是对明代云南民族认知的总结之作。第一,天启《滇志》中新的方志类目体例——《种人》的出现,反映了明代对云南民族认知的丰富、深入与完善。在《种人》类目之下,每个民族设单独条目,对民族的名号、分布、外貌服饰、饮食居住等普遍的民族情况进行了记载。方志中种人志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对云南民族的认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内容,已经从对地方风俗习惯笼统记载不分民族的《风俗》志中分离了出来;另一方面也表明,对民族的认知,已经不再局限于仅对民族上层的土司土官,而是深入到了对民族普通百姓的阶段。这种将对民族认知的内容独立出来,对民族普遍情形进行记载,是明代民族认知深入完善演进过程的体现。第二,天启《滇志》体现了民族认知与治理的地域圈层结构。从天启《滇志·种人》的地域覆盖范围来看,其所记载的民族,俱分布于云南的内边政区范围之内。明代来自内地的汉人移民大规模进入云南,以汉人移民聚居区为核心形成了云南的内边政区,包括云南府、大理府等20个设府政区及北胜州、者乐甸长官司2地,汉人移民区以西、以南的御夷府、州及诸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地区则为云南的外边政区。天启《滇志·种人》反映的正是对分布于内边政区之内的,府、州、县正式政区之下的,与汉人杂居的诸多民族的认知,而对于分布于外边政区中、非正式政区之下的民族,则被记载于天启《滇志·属夷》之下。《属夷》的记载格式与内容不同于《种人》,并没有具体的民族条目,文字也多是对土司土官承袭、叛服、与中央关系等情况的记载,对民族百姓情况的记载则寥寥无几。《种人》与《属夷》在文本类目与内容上的不同,是明代国家政权依托汉人移民、政区设置对其他民族进行认知,以汉族移民聚集区为核心采取墨渍浸染式模式认知其他民族的证明。体现了明代民族认知的地域差异及层次差别,而《种人》与《属夷》也共同构成了明代国家政权对云南民族认知的圈层。这种民族认知的圈层,即是明代云南内边、外边政区分野的基础,又是明王朝在西南边疆差异性治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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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西南边疆的民族认知与国家构建模式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滇南的普洱府是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新设的府级政区,清朝国家政权在西南边疆的民族认知发展推进所呈现出的模式,在普洱府的设置、发展过程中体现得尤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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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简 介:清朝建立以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励精图治、经营发展,大一统国家稳固而繁荣。乾隆时期,总体上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后世誉之为康乾盛世。嘉庆时期,封建王朝土地集中、吏治败坏、武备废弛等问题经过前面几代一个半世纪的累积发酵开始显现、爆发,清王朝的发展势头开始走下坡路,被称为嘉道中衰。云南因为地理区位因素,开发程度等原因,在清中后期的发展有两面性。一方面,随着玉米、土豆等适宜山地种植作物的推广,山多地少的云南在此时期仍然延续了持续发展势头,人口、土地数量增长,赋税征收额度也有所增加。另一方面,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也逐渐显现。雍正时期进行的改土归流对云南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有重大影响,国家民族治理政策如何进行调整来适应新的边疆发展趋势,加强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促进各民族交流,是清中后期国家政权治理云南面临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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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民族政策调整与云南民族认知互动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如前所述,清初康熙年间,以云贵总督蔡毓荣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官僚集团对土司制度危害的认知逐步加深。明朝推行的土司制度历时300余年,加之明清之际云南连绵数十年的兵燹危害,使得云南民族地区出现了土司坐大,占地为王的情况,“从来以彝治彝,不惜予之职使,各假朝廷之名器,以慑部落而长子孙”。土司成为严重阻碍国家统一的割据势力,尾大不掉;明代以来中央王朝通过土司对当地民族进行间接管理,土司作为朝廷的代理人对其辖下的民族具有完全的治权,在300余年的土司世袭管辖下,土司家族势力日益壮大,对治下民族的盘剥则日益加深;以土司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在明清改朝换代之中央王朝管理削弱的情况下,土司之间“互相仇杀,一不禁而吞并不已。叛乱随之”,致使云南民族地区人民“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清朝的政令律法无法顺利贯彻到民族地区,危害国家治理。因此,清初云南民族地区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司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危害。经过康熙年间对云南民族问题的深入了解探讨,清朝统治者日益清晰地认识到土司治理的流弊和危害。到雍正皇帝统治期间便进行了民族政策的重大调整,即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等民族聚居区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这是清政府在民族治理上的重大制度变革,这一时期清政府的民族治理举措,对于西南边疆民族、民族地区的发展,以及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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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对云南民族认知的发展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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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攻陷北京,明王朝灭亡。清军乘机入关,击败大顺军,顺治皇帝于10月在北京举行定鼎登基大典。经过与南明朝廷各地反抗势力的争斗,以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为标志,清廷最终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中国民族分布格局全面确立与巩固的时期,也是中国以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姿自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的关键时期,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清王朝核心统治者以其特殊的非汉民族当权者的视角,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角度,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呈现出与明代不同的特点。经过明朝时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清代云南的民族构成与分布局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境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程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各个朝代。清王朝国家政权不断调整修正对云南各民族群体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之上采取了差异化的民族治理政策,实现对边疆的掌控,对民族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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