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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治理中的领导注意力分配 收藏
关键词: 领导重视 注意力分配 注意力表达 注意力传达 注意力竞争
出处: 关中农村研究(第6辑)
简 介:“领导重视”是县域治理中分配注意力、贯彻领导意志、分配稀缺资源的重要机制。注意力表达、传达和竞争是注意力分配的三项关键内容。在注意力表达方面,领导重视的持续性和响应性尤为重要,上下级在互动中形成良性意志表达和反馈机制;在注意力传达方面,督查和问责机制发挥关键作用,有利于增强注意力使动性和有效性,提升领导力;在注意力竞争方面,着重解决注意力捕获性和优先性问题。县域治理实践中要防范注意力稀释、耗散、持续性降低、失焦、泛化问题,避免注意力分配“内卷化”甚至注意力分配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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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日子”与农民自杀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华中村治研究(2017年第2期/总第3期):农民自杀问题研究
简 介:完整地解释当代中国农民的自杀问题,不仅需要关照面上统计数据,比较不同群体自杀率的区域差异和历史波动,进而把握自杀问题的时空特性及其社会基础,还应该进入农民的生活世界,在农民现实生活中理解自杀的行为逻辑。此处所说“自杀的行为逻辑”,有别于公共卫生学对自杀群体焦虑、抑郁、激愤等心理特征的关照——如果说这些情绪确实诱发了自杀行为,那么社会学试图继续追问:引发这些不良情绪的社会性因素是什么? 吴飞先生在分析华北某县自杀现象时,使用了“过日子”这个民间概念,认为家庭生活中的“不公”产生了“委屈”,并引发了成员亲密情感与家庭政治之间的张力,于是自杀成为一些人伸张“正义”的极端手段。吴飞强调“家庭生活”对中国人的存在论意义,并从“过日子”的角度来理解农民自杀,这种研究进路富有启示意义。问题在于:将“委屈”确定为农民自杀的原因,并没有完全抓住自杀问题的实质。因为在农民日常生活中,委屈经常发生,但选择自杀的人却只占极小比例,更多的人在遭遇“委屈”时选择了忍耐,选择了委曲求全——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凑合着过”!可见,委屈与自杀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引发自杀的可能并不是“委屈”本身,而是对待“委屈”的态度。进而言之,“过日子”的核心要义并不是如何避免委屈,也不是如何在家庭政治博弈中获得公平和正义,而是如何在超越个人利益得失和情感体验之上把家庭生活持续下去。许多自杀者表面上看是受了某事刺激“一气之下”走上不归路,实际上极可能是因为那件事对“过日子”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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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本书主题是从过日子角度理解农民的生活伦理。过日子的核心内涵是“家庭生活再生产”,家庭主义是对农民生活伦理的高度概括,表达了农民过日子的各项原则、策略和方法。在生产方面,农民以家庭为中心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通过兼业的方式力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在家庭生活方面,节俭,顾家,轻个人享受,重子代培养。在社会交往方面,在现代法律体系之外,基于熟人社会而形成的情、理、良心等因素依然调解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人神关系方面,家庭是农民宗教行为的基本单位,祭拜家族神以男性为主,日常性祈福以女性为主。农民获得宗教感的方式并不是皈依神灵,而是在过日子的同时,将世俗与神圣统一起来,从而升华生命体验。在人生意义方面,农民的人格不是个体本位,而是家庭本位,家庭是农民人格的依托。农民的人格不是自我实现,而是在过日子中通过完成代际责任从而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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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与小农的谋生之道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关于“过日子”,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尚未讨论,那就是农民的家庭经济。任何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物质基础,否则再高明的生活伦理也只是空中楼阁。人在谋生过程中创造自己的生产生活资料,完成家庭再生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1995a:79)所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人的生活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每个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他的生活行为嵌入在具体的经济结构中。当代中国农民的“过日子”与传统小农相比,在家庭经济层面有一脉相承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接下来,我将粗线条地分析几十年来的家庭经济状况,具体资料来源于三方面:(1)既有关中社会史研究;(2)县档案馆查阅资料;(3)访谈村内农民所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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