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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被规训的角色转换和话语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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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韶峻 河北平乡人,文学博士。先后就学于河北大学、四川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201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曾于河北大学中文系执教,目前于福建师范大学工作,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艺研究。主持福建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1项、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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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被规训的角色转换和话语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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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被规训的角色转换和话语转型

《讲话》在明确了“为什么人”之后,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服务,毛泽东的解决方案是对知识分子进行规训,亦即“改造与结合”。《讲话》通篇谈的是知识分子问题,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关键就是对这个过于自由的群体进行“改造”,“改造”的核心和落脚点是“结合”。“改造与结合”作为《讲话》中的高频词屡次出现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可以说是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讲话》中以及之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多次提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并且指出,“改造”的途径就是“结合”,与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这种“结合”既解决了思想统一问题,又解决了创作源泉问题,可以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总纲,构成了《讲话》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

第一节 “物心两面的改造”

“改造”这个词在《诗经》里已经出现过,书中它是一个副词-动词结构,意思是“改新”“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日语中,“改造”这个行为所针对的客体是“社会”。在日语用词的影响之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造”这个词也进入了中国的报刊文章中,在上海出版的具有一定革命性的杂志《大陆》里,1903年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之改造》的文章,文章里探讨了中国向一个强大主权国家改变的一些必要因素。[]

中国进入20世纪以后,其命运就和“改造”这个词休戚相关了,“改造”和“革命”一样,都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有志之士怀着富国强民、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热忱,开始了古老中国的“改造之路”——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改造国民性、改造知识分子等,可以说,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造史”。在各种各样的“改造”之中,因不同时期任务的重点不同,因此对“改造”的理解就有所不同。

近代,中国就一直处于亡国的危机之中,近两百年来中国的思想者都在思索“改造”中国的方法,寻找救亡图存之路。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是从器物层面改造,希望从改造武器、改造技术开始,拯救我国于水火之中;19世纪末的“变法”则寄希望于制度改造的尝试;变法失败后,人们意识到只有改造我们的国民,才能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一大批的启蒙者用先知先觉的声音“呐喊”着,试图唤醒“愚昧”“麻木”的大众,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渴望能改造大众的精神意识和灵魂。只有改变国民的“奴性”,才可能进而改造中国。这是“五四”以来启蒙精英们改造中国的基本逻辑。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改造”的客体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指一些实体,而且直指意识领域,直指精神,这为毛泽东之后的“改造论”提供了理论前提。

李博在其著作中曾考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从其后期的社会主义文献里都可以看出,“改造”这个词,不仅可以被用于政治或者社会经济领域,也可以被用来描绘精神世界的改变。他认为:“‘改造’的第一种用法,首先是用在标语口号里,即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种用法,在中国共产党的语言当中,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一种特殊的语义用法:它几乎总是与‘思想’和‘自己’连用,从而表示向着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方向进行的‘思想的改造’,以及‘对自己的改造’。‘改造’这个词经常不带宾语,单独使用,这时候它的含义往往是‘被改造’。”[]

李大钊在他的文章里就明确指出“人心改造”和“社会的改造”。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认为人道主义经济学者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更注重“人心改造”,因为“人心不改造仍是现在这样的贪私无厌,社会仍是没有改善的希望”;而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则把现代经济社会上的种种弊端归结于“经济组织不良”,在他们看来,“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李大钊的结论是“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改造”。[]李大钊还明确指出,“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划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提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种“物心两面的改造”,事实上把精神改造和物质社会改造摆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五四”思想先驱们同样把希望寄托于对“愚昧”“麻木”的国民性的改造,启蒙大众,进而唤醒大众。鲁迅出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作家们对“问题剧”“问题小说”题材的热衷等无不显示出他们意图启蒙大众思想的热情。“五四”一代作家笔下的人物都有着待启蒙的色彩,而知识分子恰是以导师和启蒙者的身份出现。

“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几乎所有的革命文学作家,大都认为无产阶级作家不一定出身于无产阶级,只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作家,“假如他真是为革命而文学的一个,他就应该干干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虽然意识到作家阶级成分的转变,但是他把这种阶级的根本转变看得太容易了,“不怕他昨天还是资产阶级,只要他今天受了无产者精神的洗礼,那他所做的作品也就是普罗列塔利亚的文艺”。[]这实际上仍没有理解到自我改造是一种转变立场的改造,是艰巨的,是长期的;认识不到这一点,便还是没有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间的区别。[]《文化批判》曾刊出署名“钟员”的读者来信,他提出“思想上的改造比实际上的改造应该更彻底,更加紧努力”。[]这些言论其实已经论及应该对作家的精神和思想进行“革命化”改造,进而使其“无产阶级化”,但在这个时期,还没有人能够具体指出“改造”的途径,只是意识到对这一群体进行“改造”的必要性而已。

关于“改造”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论述中都有所涉及,如列宁曾劝高尔基“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及特定的客观历史条件,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从理论上进行阐述。

第二节 从改造走向结合

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开始,“改造”这个词,就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而言。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讲话》中使用“改造”,都是针对知识分子而言。《讲话》的核心问题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们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在延安时期要提出“改造知识分子”?这一思想给知识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在这一理论下,知识分子又应该如何寻求自身的文化认同?事实上,《讲话》中知识分子改造论的提出与20世纪20年代后流行的知识无用说、中国传统文化因子中的反智论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联系紧密。

20世纪20年代之后,书本上的“知识”开始受到怀疑,“我们并不反对知识和教育,但是他们如果要得到知识,便要是得到一种与民众有利的知识;要得到与民众有利的知识,只有在民众中间去活动才能得到这部分最重要的知识;在书本子上是得不到的什么的”(张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现今中国知识阶级最大的罪孽……以为一个人有了知识,知识就是他吃饭的权利。一个不劳动而有知识的人,应当由一般没有知识而劳动的人去供养他”[宇文《高等教育谈(三)——制度与观念》];[]陈独秀也认为“只有做工的最有用最贵重”,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皆来自“做工的”,“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底功劳”,[]这明显地表示了对知识的怀疑;还有人著文《教育的错误》,干脆提出“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的蠹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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