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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饰到本体:“前文体论”时期的先秦两汉文章观

作者

姚爱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职称: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文心雕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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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饰到本体:“前文体论”时期的先秦两汉文章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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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饰到本体:“前文体论”时期的先秦两汉文章观

概念作为人类意识的一种形式,其最终根源在人类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但同时,概念也是其自身历史的产物,每个新概念的出现总是以历史上已有的概念为前提,是此前有关概念的发展、丰富、分化和演变,并与此前有关概念形成体与用、本与末、总与分、质与文、正与奇、雅与俗以及并列、互补、对立、替代等各种具体关系。概念在相续相禅的发展过程中,“变本而加厉,踵事而增华”,不断丰富、更新着一个个概念类型、概念集合和概念体系,凝聚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每一阶段的思维成果。探索中国古代“文体”概念的产生及文体论的生成,也需要将“文体”概念置入有关文化概念和文论概念的历史进程中考察,而不宜仅依据与“文体”直接相关的那些理论文献,不能只就“文体”论“文体”,就“文体”论研究“文体”论。从概念生成及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古代“文体”(或简称“体”)概念是在“文”(或“文章”)和“体”(“體”)这两个概念基础上生成的,而“文”与“体”结合所形成的新的“文体”概念,又是对“文”这一原始概念更为具体的描述和规定,进一步呈现、发展和丰富了“文”(或“文章”)这一原始概念的内涵。因此,将“文”(或“文章”)与“文体”这两个历史上前后相续的重要文论概念联系起来考察,前后观照,相互比较,不仅可以顺向地由“文章”概念以观“文体”,亦可以逆向地由“文体”概念反观“文章”,从而在文论概念史的坐标上更准确、清晰地定位“文”“文体”等一系列基本概念的阶段性特征和文学史意义。

一 本体的外形或修饰:“文”概念的基本内在规定

综观古人关于“文”的界定、描述和说明,“文”的特征和意义主要是通过两组相对关系来体现的。

一是相对于单一事物或单一形式而言的更为复杂的事物组合或形式结构。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文,错画也。”这是古人对“文”字所做的一个最素朴的解释,其所说的“错画”(交错之画)即是与单一之画相对而言。再如《周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曰文。”这是古人关于“文”概念的一个最概括的说明,其所说的“相杂”之物也是与单个之物相对而言。又如《周礼·天官·典丝》注:“画绘之事,青与赤谓之文。”这是以相互搭配的青赤二色与单一的青色或赤色相对。又如《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这是以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的有规律组合与每一种单色相对。又如刘熙《释名·释言语》:“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词义,如文绣然也。”锦绣之文是相对于单一色彩的“众彩”之会集,文辞之文是相对单个文字的“众字”之合集。而“文”字本身从四画交叉的“”(乙3612)增饰为“”(合36115,黄组)“”(乙6821反,合947反,宾组)“”(前1.18.4,合35355,黄组)“”(京津2837,合18682,宾组)(此四种为甲骨字形)“”(能匋尊,西周早期)“”(君夫簋蓋,西周中期)“”(大盂鼎,西周早期)等,更直观地体现了“文”概念的这一内在关系和基本特征。这一组相对关系主要体现的是“文”自身的具体构成和特征。

二是相对于事物本体而言的表现形式、外在修饰或后天加工。孔颖达《周易正义·乾卦·文言疏》:“文谓文饰。”“饰”既体现了“文”自身的形式之美,同时也体现了“文”的修饰功能。既为修饰,自然离不开被“饰”之物,这个被“饰”之物就是“文”之所属的本体。无论是自然之文,还是人为之文,莫不如此。如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谓“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此为天之文,所饰之本体为昊天;又谓“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为地之文,所饰之本体为大地;又谓“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这是动物之文,所饰之本体为各种动物生命;又谓“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这是植物之文,所饰之本体为各种植物生命。至于人类创造的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社会性之“文”,也各有其所“饰”之本体。如书写文字是记载言辞的符号,也是对言辞的修饰,其本体是口头所说之言;“礼乐”是仁义的外化和修饰,其本体是生命的内在仁义之心;当“礼”与“乐”结合在一起,礼又是“乐”这个本体的外在表现,成为“乐”之“文”。

上述两种相对关系实际上同时存在于每一种现实之“文”中,且往往通过“文”概念的界定、描述和说明直接体现出来。也因此,在传统“文”之观念(不同于后来的“文体”观念)中就同时存在着两种相反相对而又相互依存的意义指向:一方面有不断彰显、突出文之形式结构的内在趋向,所谓“踵事而增华,变本而加厉”;另一方面又总是或显或隐地指向其所附属的不同层次的本体之物,并由文与其所属本体的关系规定着其根本意义和价值。传统“文”概念中的这两种意义关系在华夏“轴心文明”产生前后的先秦时期即已发展得非常充分。如《易·贲卦》“象辞”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世界上一切“文”被划分为“天文”与“人文”两大基本类型:一切自然之文归于“天文”,一切人造之“文”归于“人文”;所有种类的“天文”莫不从属于天,故整体上以“天”(自然存在之物,如天地动植等)为其本体;各种类型的“人文”莫不由人所作并因人而设,故整体上以“人”为其本体。

“人文”作为华夏民族创造之“文”的总称,其发展有阶段之分,其存在有层次之别。若要举出一种非常原始且与人之生命存在直接相关的“人文”形态,大概就是“文身”之“文”了。《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矣。”朱芳圃先生根据这则文献以及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字形,认为“文即文身之文,象人正立形,胸即,即刻画之文饰也”,也即以“文身”为“文”字的最初象形。尽管这一观点只是关于“文”字本义诸多理解之一种,但其中所体现的“文”以人为本的关系却反映了各种类型“人文”的普遍特征:人所创造的各种形式的“文”归根到底都是人之生命力量(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外化,是人之生命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对人之生命存在和社会生活的加工、修饰和美化。

“人文”一词的出现标志着“文”的创造和观念都已发展至相当成熟系统的阶段。在此观念之下,华夏先民所创造的一切近及于身、远及诸物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成果已被视为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层次分明的文化系统。当华夏先人通过劳动创造使自己的生活环境充满“人文”之美时,人自身的“文”化程度也日益提高。至少在殷商时代,“文”已成为对人的一个至高至上的美称。现存最早的甲骨卜辞中的“文”字即见于“文武丁”这一商王称号。据罗振玉考,卜辞中的“文武丁”即《竹书》所载之“文丁”,为帝武乙之子,殷汤后第十五世,殷商第二十五王。又吴其昌考“文武丁”实即“文考武丁”之简称,为帝乙一代称谓的基本特征。如此,则“文”和“武”当皆为商王的生前美称或身后美谥。其中“文武丁”之“武”与“武乙”之“武”应归因于二位商王生前的征伐之功,而“文”字则应该是对殷商先王的普遍美称。西周金文和传世《周书》中常见的“文考”“文祖”“文父”“文母”“文姑”等具体称谓以及“前文人”这个总体称谓,则表明西周之世“文”已被广泛用作对贵族前辈的美称。另外,《周书·立政》篇出现的“文子”“文孙”这两个称谓还进一步表明,“文”同样也可作为对周室后世子孙的美称。

二 内修“文德”与外备“文章”:“周文”的两个基本向度

周是华夏“人文”意识全面自觉和高涨的时代。鉴于商纣失德而亡天下的教训,周人一方面敬畏天命,勤修“文德”,以德化民,以德怀远,深化了内在文德修养的观念和功夫;一方面又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礼乐文教制度,作为周代贵族修德、敬天、法祖的制度保障,维护宗法制度的“尊尊”之等级与“亲亲”之和谐,促进了“文”的外向性发展。以“人”这一本体存在为中心,周人内修文德,外备文章,分别从内在人性和外在制度这两个层面将华夏“人文”发展到一个灿烂昞曜的阶段。

首先,从“文”的内向发展来看,殷商时代尚作为泛化美称的“文”被周人赋予了愈来愈丰富明确的道德内涵。《尚书·周书》中屡见的“文人”“文祖”“前文人”等词,表明周初延续了殷商以“文”为先祖美称的传统。但鉴于“大邦国”殷商一战而亡(牧野之战)的教训,周统治者深感天命靡常,有德者方可居之,故敬天命而重人事,对自身品德有了非常自觉的要求和非常勤勉的修养。在这一背景下,“文”与“德”建立了密切联系,获得了更具体的文化内涵。据周代金文和传世文献如《诗》《书》等所载,“德”是以“文”为美称者的一个重要品质。如《周书·康诰》(《今文尚书》):“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周书·武成》(《古文尚书》):“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从字形看,金文中的“文”字常在中间画上心状符号,如(旂鼎,西周早期)(君夫簋蓋,西周中期),其示义非常明显,表明原初的“人身之文”已内化和深化为“人心之文”,此“人心之文”即“德”。这个意义上的“文”后写作“忞”,《说文》:“忞,自勉强也,从‘心’,‘文’声。”指意更为明确,即表示自觉勤勉地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德”从“直”从“心”,本义即指“把心思放端正”。有端正之心,自然有端正之行,故有“德”者,其“文”是自内而外表现出来的。有德者必有文,有文者也必有德,“文”“德”实一体之两面。在周人心目中,“文王”是“文德”的典范,最鲜明地体现了“人心之文”(忞)。《诗·大雅·文王》全篇即是叙述文王勤勉为政、恭事上帝、体恤下民的用心和行为,所谓“亹亹文王,令闻不已”,“世之不显,厥犹翼翼”,“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都是反复强调文王修德怀人的功夫,同时要求殷之遗民以文王为则,敬服天命,勤修美德,所谓“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命之不易,无遏尔躬”。自西周至春秋,修文德而王天下始终是一种理想的内政外交之道。《国语·周语》云:“有不王,则修德。”《论语·季氏篇》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表达的都是这种观念。

以“德”为“文”,固然有异于纯粹外在的“人身之文”,但就人之整体而言,“德”仍然属于对自然质野的人心和人性的后天文饰与修养。这两类“文”虽有层次浅深之别,但就其作为“文”来说,都是对人之本然状态的修饰和美化。这也是以“文”名“德”的语义根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侯始入而教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民之“知义”“知信”“知礼”,皆教之而使成,教之以义、信、礼等道德观念和规范,也即是对其自然朴质的民心施加“文饰”的过程,故称这一过程为“文之教”,可见“教化”的实质就是“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人将人之道德修养的方方面面都归之于“文”:“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这段文字并非是将“文”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分析其内部结构,而是详列“文”的各种具体表现和类型。

概言之,周人的“文德”观一方面赋予“文”丰富的人性道德内涵,超越了原初的“身文”层次;但另一方面,在周人的观念和具体表述中,“文”本身并未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本体存在,而是始终被看作是对人的自然朴素的生命本体的外在修饰和后天修养。“文”的这一基本性质和特征在孔子的文质论中有明确阐述:“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篇》)孔子所谓“文”兼涵内在的仁义、智信、忠勇与外在的礼让、言辞、容色等,但都是与“质”相对而言,相互依存而为统一完整之体。

与敬修“人心之文”相应,周人又向外发展了一套层次丰富、体系完备的礼乐制度之文。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篇》)的赞叹,主要即是针对西周初开始建立的这一整套灿然可观、秩然有序的礼乐制度而发。在周代“三礼”(《仪礼》《礼记》《周礼》)详列的各种在今人看来不胜繁缛的礼仪规范中,在《左传》细述的种种内政外交场合屡见不鲜的揖让周旋、赋诗称志活动中,在《国语》记载的无数发生于君臣使节之间的酬酢应对、容与辞令中,可以真切感受到周代渗透进每一个政治场景和生活细节的礼乐辞令之“文”,可谓无处不在。

“文章”一词的出现,更强烈鲜明地体现了周人重外向性规范、修饰和美化之“文”的观念。“文章”本字为“彣彰”,在“文章”二字上益之以“彡”,意在增强形饰之美。《说文》:“彣,戫(有彧)也。从彡文。”段注:“戫,有彣彰也。是则有彣彰谓之彣,彣与文义别。凡言文章皆当作彣彰,作文章者,省也。文训逪画,与彣义别。从彡文。以毛饰画而成彣彰,会意。”段氏谓“彣”与“文”意义有别,当是指二字所表示的文饰程度有异,而“彣彰”连用,更强化了形饰之美。《周礼·考工记》谓:“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黼,五采备谓之绣。”虽然这未必就是“彣彰”的初始本义,却的确从色彩搭配组合的角度突出了“彣彰”一词所蕴含的形式装饰意味。因“彣彰”仍属于“文”之范畴,故周人多简写为“文章”,但相对于一般之“文”,“文章”是外饰之文的极致。“文章”概念的出现,标志着“周文”尤其是其中的礼乐制度之文已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类型更加完备,形式更加精美,层次也更加丰富。故孔子盛赞尧,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弟子称道孔子,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又《左传·隐公五年》:“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左传·昭公十五年》:“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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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本体的外形或修饰:“文”概念的基本内在规定
  • 二 内修“文德”与外备“文章”:“周文”的两个基本向度
  • 三 以“人”为本:周代“人文”的多层次系统
  • 四 “空文”与“润色”:两汉“文章”观的基本倾向
  • 五 从汉代赋论与六朝辞赋批评比较看汉代“文章”观
  • 六 人与文的统一及文的内在统一:王充文学观的新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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