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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近代散文研究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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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静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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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近代散文研究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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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近代散文研究述论

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研究并不强势。作为载体的报刊,作为产业的出版,作为组织的社团,作为形式的图画,作为线索的“进化”与“革命”,作为异质或新现象的传教士、翻译等是研究的重点、热点。从体裁或文类上说,小说、诗词甚至戏曲研究似乎都在散文之上。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现代文学发端时创造的种种观念,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即是一种具体表现。对这种观念的反拨,一直未曾停歇,只是具体研究的积累与开拓,则往往相对滞后,且需要较久的时间。近代散文研究一直是积年以进的。具体到2018年,相关成果颇有可观。

作为新文学箭靶子的“桐城派”,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研究者在选题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汪孔丰《家族视域下桐城派骈文思想的递嬗——以麻溪姚氏为中心》一文考察了桐城派麻溪姚氏家族的骈文思想。如所周知,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所谓古文,虽说在原则上并不绝对排斥骈文,不过作为一个概念,其核心含义是明确且稳定的。乾嘉以后,“骈文”复兴之势已经无法忽视,桐城派作家怎样去处理它与古文的关系便成了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阮元还近乎挑衅地声称:

然则今人所作之古文,当名之为何?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纪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曰古文乎?(《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

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汪孔丰从个案入手,指出嘉道以后不少姚氏文人并不拘泥于“古文”之义,而且还正面表达出不拘骈散、骈散互用的理念,这反映了桐城派骈文思想递嬗进程的曲折性、复杂性、层次性、丰富性。不同世系麻溪姚氏的骈文思想当然是不尽相同的,汪文的论述非常有力。这种世系的思想变化既与当世骈文的盛行相关,也与古文创作的“内在逻辑”相关,即它也有被“逼出来”的一面。后者虽然玄虚,不易把握,但特别重要,故而在论证时似乎还可以更细腻、充沛些。另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是周游的《晚清桐城派中的王安石文风——兼谈〈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的意义》。这篇论文以小见大,注意到在晚近桐城派的文论系统中,《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作为王安石文章的代表脱颖而出,于是考察了个中情由,特别是该《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怎样以及凭什么成为曾国藩一派学习古文的重要法门。该文细腻而缜密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与前面两位考察桐城派之“文”不同,王达敏考察了桐城派之“统”。桐城派延续了三百余年,早就超出了文派的范畴,——严格讲,这并不是在发展中才出现的,而是潜伏在桐城派“雅洁”“载道”的观念之中。因此,桐城派文人及其思想在近代渗入到了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是自然而然的。王达敏《徐世昌与桐城派》一文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展开论述的。文章认为,作为继曾国藩之后的又一位桐城派领袖,徐世昌立足北学传统,积极面向西方,以中体西用的时代精神为指归,用莲池文系赓续桐城文统,把被他推向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颜李学派引入桐城道统。这体现了他意欲激活古典传统与西学接轨的思想祈向,与当下的中国现代化逻辑相合,仍具有强劲的生命活力。就这一点来说,将徐世昌及桐城派放入宏观的社会史视野来加以研究是十分相宜的;不如此,无以见徐世昌祈向之大,亦无以见桐城派遗泽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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