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是民族频繁互动及融合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两汉以来内迁的各少数民族利用风云变幻的局势纷纷建立了各自的政权。匈奴刘氏建立的汉、赵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开内迁民族创建政权、称王称帝并统治中原地区之先河。对于汉、赵政权，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方面，而且也比较深入。近年出版的陈勇先生的专题论文集，可以说是研究汉、赵政权的最新成果。尽管有颇丰的成果，但是将汉、赵国号与内迁民族的自我认同联系在一起，目前还未见到有研究成果问世。

北方游牧民族内迁之后，由华夏文化的边缘地区进入中心地带，开始频繁、深入地接触华夏文化，并逐渐选择了汉化，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改变自己的姓氏。改姓既是内迁民族汉化的一个具体实践，同时也是内迁民族认同华夏文化的表现。关于内迁民族改姓所体现的认同情况，可以参阅本书中的相关部分内容，在此故不赘述。不过应该提及的是，关于本书所要涉及的刘渊的族属问题，学界仍有争议。但是，无论刘渊一族是由匈奴单于虚连题氏改姓而来，还是由未知的屠各姓氏改姓而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改姓这一行为本身所反映的文化与民族认同状况。而内迁民族除了改姓这一行为之外，十六国时期许多政权国号的取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迁民族的自我认同和对华夏民族认同的实际情况。本部分试图主要从汉、赵国号的取舍、确立方面探讨这个问题。

一 “汉”国号的确立与民族认同

西晋末期，朝政腐败，宗室内讧，“八王之乱”波及北方大部分地区，许多手握重兵的将领也趁乱拥兵自重，整个北方地区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混乱割据状态。这种风云变幻的局面为内迁诸民族创建政权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正所谓“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而匈奴首领刘渊及其从祖刘宣就是充分利用这种局面并取得成功的出色代表人物。

“八王之乱”时，刘宣在匈奴的集中居住地一面组织力量，积极准备起兵，一面密推当时还在邺城辅佐成都王司马颖的刘渊为大单于（这主要是由于他本人的号召力有限，所以不得不推举刘渊为首领）。刘宣派遣呼延攸到邺城与刘渊联络，刘渊请归，但司马颖未许。永兴元年（304），刘渊以招集旧部兵力辅助司马颖为借口，才得以返回离石以北的左国城，终于举起了创建政权的大旗。趁乱建功立业的想法，刘宣和刘渊二人不约而同，没有任何异议，但在具体的目标设计上，二人之间差异很大。刘宣主要想“兴邦复业”，具体说就是“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呼韩邪”是南匈奴单于，故而“复呼韩邪之业”即是复兴南匈奴的大业。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试图联合鲜卑、乌丸等民族的力量。可以看出，刘宣的目标就是联合北方各地内迁的少数民族，恢复南匈奴曾经的辉煌。故而刘宣在起事前给刘渊所上称号，是匈奴原最高首领“大单于”的称号。

但是，刘渊的想法与刘宣完全不同，他认为“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而彻底否决了刘宣的主张。刘渊所说的汉高即汉高祖刘邦，魏武即魏武帝曹操，他们两人皆可算是汉族中的杰出代表人物。这就说明刘渊起事的目标是有朝一日成为中原地区统一帝国的帝王或者是称雄中原的一方英雄，而不仅仅是成为另一个呼韩邪单于，这一目标的确立完全抛弃了其民族特性。不仅如此，在祖源认同上，刘渊也尽量攀附前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以此来标榜自己继承的是刘氏正统。汉高祖时“以宗女为公主，又妻冒顿，约为兄弟”的史事给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依据，因此，刘渊特别强调自己与汉朝统治者的亲密关系，他称刘邦为“我太祖高皇帝”，又称刘秀为“我世祖光武皇帝”，甚至尊“刘禅为孝怀皇帝”。为了更彻底、更完全地效法中原皇帝，刘渊在举行国家祭祀时，将“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神主祭之”，俨然成了刘邦的“嫡系子孙”。在这种情况下，刘渊在其政权国号的选择上，自然也要与刘邦创建的汉朝拉上关系。永兴元年（304）十月，刘宣等人给刘渊上帝号，刘渊拒绝说：“今晋氏犹在，四方未定，可仰高祖法，且称汉王，权停皇帝之号，听宇宙混一，当更议之。”于是筑坛南郊，即“汉王”位，改永兴元年为元熙元年。刘渊之所以如此作为，原因有二：其一，因为当时各地汉族势力尚强，西晋皇室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如急于称帝势必成为众矢之的；其二，定国号为汉，以刘邦后裔自居，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便于在各族中尤其是汉族中形成号召力。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刘渊的确要比刘宣高明得多，他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又不至于引起西晋政府和各地割据势力的高度关注，有利于积蓄力量，发展壮大。从刘渊目标的设计及国号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他想成就的事业与刘宣所一心向往的“呼韩邪之业”的政治取向有鲜明的区别。同为内迁民族，刘渊与刘宣的政治取向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刘渊为什么在国号的选择及祖源认同上完全抛开本民族，而高举汉民族的旗帜呢？这应该与刘渊的个人境遇有很大的关系。

刘渊对汉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具有良好的儒家文化修养。史载：“（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他还曾在咸熙年间（264～265），作为质子生活在洛阳，身处于儒家文化的中心地区。由于这些原因，再加他本人出身于匈奴贵族家族，善于骑射是游牧民族的特征，因而文武兼备，获得当时人的好评。如晋武帝就认为“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元海是刘渊的字。王济甚至认为刘渊“文武才干贤于二子（由余、日磾）远矣”。

由于对儒家文化的熟悉，刘渊非常清楚地了解儒家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内诸夏而外夷狄”，并且有切身体验。比如，早在晋武帝时期，王济向武帝建议任用刘渊平定吴国，但是大臣孔恂、杨珧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由加以反对。更何况在刘渊生活的年代中原地区一直是汉族统治者活动的政治舞台，从未有过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立足中原的历史事实。因此，儒家正统观念深入人心，所谓“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刘渊饱读儒家经典与史书，且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岂能对这种情况不知？他深知少数民族要想在中原地区立足不易，更何况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了。

面对这种情况，刘渊清醒地认识到，若想在华夏神州建立政权，合法性是其将要面临的首要问题，能否解决合法性问题，其中汉人的向背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此，如何减少来自汉民族的阻力，争取获得汉族的支持，是他们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刘渊起兵之时，虽然“八王之乱”还在继续，但西晋中央政权仍然破而未倒，人心向晋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刘渊的臣子宣于修曾指出：“陛下虽龙兴凤翔，奄受大命，然遗晋未殄，皇居仄陋，紫宫之变，犹钟晋氏。”因此，承载着诸多内容与意义的政权名号并不能信手拈来，无所用意，而是应该慎重考虑，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有比较大的号召力。距离西晋不远的“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刘备）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这种情况给刘渊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再加两汉时期汉朝与匈奴多次的通婚关系，也为刘渊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血统谱系，因此他以“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的理由，“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刘渊高举汉的旗帜，意味着他选择了与刘宣复兴“呼韩邪之业”有鲜明区别的政治路线，这样既可以号召汉族百姓和士人，又不会失去本族人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面政治旗帜给刘渊带来非常大的精神上的支持，因此刘渊由离石迁至左国城时，“远人归附者数万”。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刘渊起兵时由于西晋中央政府仍然存在，因此刘渊另立山头的行为，明确表示他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反晋道路，但由于他不是在漠北举兵，而是在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举兵，因此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局面，是刘渊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指出，刘渊举兵建国，意味着少数民族对汉民族统治的反抗以及争取独立的开始。但是，他的行动绝不是单纯的民族斗争，他们的独立并非像过去的匈奴国家那样立国于塞外，而是把国家建立在中原地区。他要在中原建立国家，必须以与汉民族的共存作为前提条件，必须将汉代统治地域置于本民族的领导之下。上述刘渊的所有举措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不急于称帝而称王，就是要淡化反晋的色彩，争取汉族的人心。还有学者评论说：“值得注意的是，刘元海对‘华夏正统’地位的冲击不是以匈奴人的名义进行的，而是假冒汉朝继承者的身份，对此上引刘元海自立为汉王的‘诏书’中已经明确表现了这一点。刘元海假冒汉氏后裔，并将国号称为‘汉’，是想以恢复汉氏江山为号召。刘元海之所以这么做，其目的大致有二：一是刘元海如果以匈奴人的身份起兵难以得到广大汉人的认同，故在称汉王时不仅有‘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的辩解，而且以‘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求得更多人的承认；二是刘氏建立的汉朝统治中国400余年，国富民强，而且和匈奴存在和亲关系，以‘汉氏之甥’的身份出现可以得到更多人尤其是汉人的响应。”可见刘渊不愧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

《金石录》卷20收有《伪汉司徒刘雄碑》，额题“汉故使持节、侍中、太宰、司徒公、右部魏成献王之碑”。其碑文曰：“公讳雄，字元英，高皇帝之胄，孝宣帝玄孙。值王莽篡窃，远循边朔，为外国所推，遂号单于，累叶相承，家云中，因以为桑梓焉。”赵明诚在案语中说：“雄，刘元海之弟也。”（据《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刘恕之言，此碑出于晋州临汾县嘉泉村）。尽管《晋书·载记》并无刘雄其人的相关记载，但是从刘雄字元英，刘渊字元海的情况看，他们为亲兄弟还是可信的。从《伪汉司徒刘雄碑》的内容看，匈奴的这一家族自认为其是汉高祖刘邦之胄，并非仅限于刘渊本人，而是其家族的共同理念，甚至是这一部匈奴人的共同理念。该碑立于刘聪时，可见到刘聪之时，刘氏仍然公开宣称自己是汉室嫡胄。刘渊之后，“且愚人系汉（刘汉）之心未专，而思晋之怀犹盛，刘琨去此咫尺之间，狂狷刺客息顷而至”，“大难未夷，余晋假息”，故刘渊的这种民族与血缘上的认同，仅延续到刘聪之时。

刘渊创建其政权时的这些举措，主观上看虽然适应当时政治局势和地理环境，为其顺利地创建政权服务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但在客观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刘渊在明知自己属于匈奴民族的情况下，仍然以汉高祖刘邦后裔自居，并以“汉”为国号，以号召中原地区的汉族百姓和士人，实际上是想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在思想上他接受儒家文化，自觉排斥狭隘的民族思想和复兴南匈奴政权的主张，是其长期以来接受汉文化熏陶的结果，加上其主动地与汉族通婚，从而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因此，对刘渊及其所创建的汉国政权的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以上学者的这些看法，尽管其观点并不存在明显的错误，却是一种短视的观点，没有看到我国民族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刘渊创建汉国的举动与石勒创建赵国的行为，就性质而言，并不完全相同，这一点笔者将在下面详论。

二 刘“赵”与石“赵”

十六国时期有两个政权的国号为“赵”，一个是由刘渊所建汉政权改名而来，一个是羯人石勒所建之赵国。短时期内，北方地区同时出现了两个赵国，而且刘曜改国号为赵时的基本控制区，向东并没超过今山陕间的黄河，与历史上所谓的赵国或赵地没有任何关系，为何仍将国号改为赵？而石勒为什么在刘曜改国号为赵之后，仍将其政权的国号选择为赵？这是非常有意思并值得深究的问题。

太兴元年（318）七月，刘聪死，刘粲即位，八月，外戚靳准叛乱，杀死留在平阳的以刘粲为首的刘氏宗室，自号大将军、汉天王，并遣使向东晋称藩。刘曜得知这一消息，从长安出发攻打平阳。十月，刘曜在长安即帝位，改元“光初”。刘曜登上皇帝宝座后，太兴二年（319）六月，修缮宗庙，祭祀祖先，同时下诏商议改国号之事，曰“吾之先，兴于北方。光文立汉宗庙以从民望。今宜改国号，以单于为祖。亟议以闻”。群臣奏曰：“光文始封庐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赵分也，请改国号为赵。”对此建议，刘曜欣然从之。关于刘曜改国号之事，《太平御览》的记载更为详细，可以参阅。

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刘曜之所以选择“赵”为国号，主要是因为刘渊曾被封为卢奴伯（卢奴，今河北定州，春秋战国时中山国的政治中心），刘曜也曾被刘渊封为中山王；中山，后属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作为汉国建立者刘渊的正统后裔，刘曜即帝位后改国号的原因，诏令中并没有明确谈及，但是字里行间仍旧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从刘曜所下诏书可知，刘曜认为刘渊立汉宗庙的目的是“以从民望”，即顺从与内迁游牧民族交错杂居的汉族之民望。言下之意，现在改宗庙与国号，是因为已经没有“从民望”的必要，那么刘曜即帝位时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自永兴元年（304）刘渊建立汉国，至刘曜改国号，时间过去了15年。在这15年里，情况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风雨飘摇的西晋王朝已于建兴四年（316）灭亡，皇帝成了汉国的阶下囚，作为与晋朝争夺合法性旗帜的汉国号，随着晋王朝的灭亡，似乎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利用价值了；其次，西晋政权灭亡之后，一直以华夏民族正统自居的东晋政权已移居长江以南，偏居于一隅，此时，北方社会中内迁民族与汉族之间、各内迁民族之间的冲撞与整合，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一个内迁民族所建政权来说，其兴亡盛衰的关键不仅取决于它与汉族的关系，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内迁民族之间的关系，甚至后者可能更为重要。因此笼络北方地区内迁之少数民族成为刘曜的当务之急，再加上北方地区割据势力王浚、刘琨等人力量削弱，并在名义上归附汉国，使刘曜认为汉族对其统治已经构不成大威胁。而多年在北方驰骋的石勒力量不断壮大，使黄河以北地区由多方角逐变成刘氏政权与石勒相对抗的舞台，此时“刘曜的主要敌人由司马氏变成同为胡族的石勒”，于是他决定改变刘渊之时用于笼络汉族人士而精心选择的汉国号。由此可见，无论是刘渊的汉还是刘曜的赵，都是时势造成的结果。正如有些学者所说，“刘渊、刘曜分别称‘汉’、‘赵’，前者‘祀汉配本’，‘追尊后主’，后者则改以‘冒顿配天，元海配上帝’，汉与前赵国家祭典的变化，取决于二刘建国时不同的政治形势及各自的政治需求”。

在改国号的同时，刘曜还在五德历运的统序上大做文章。自东汉至南北朝，五德终始说是统治者改朝换代合法性论证的基本论述和禅让仪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历代正史所载皇朝更替之际的诏诰章奏中，常见连篇累牍的五德行序论证。刘曜即位之后，对这一学说加以充分利用，他在改国号的同时，遵循五德历运中的行序，决定“以水承晋金行，国号曰赵。牲牡尚黑，旗帜尚玄”。在五德历运的更替上刘曜选择上承晋，也是一个非常有深意的举动。“以水承晋金行”，承金，就是承晋，这样就把自己的法统与西晋联系起来了。说明刘曜承认了西晋王朝在五行运统秩序中的正统地位，同时也向世人表明自己具有继承西晋王朝的合法身份。刘曜此举还有与长江之南的东晋政权争夺正统地位的作用，当时东晋王朝继续着晋朝的五行帝德，刘曜却“以水承晋金行”，表示东晋所代表的金行已被水行所取代，不再具有合法的正统地位，同时也想以此排斥占据传统的赵地、野心勃勃的石勒。

除改国号为赵之外，刘曜还改变了刘渊、刘聪时冒称刘氏后裔、追尊汉朝宗室刘氏的做法，开始“以冒顿配天，光文配上帝”。明确将匈奴帝国的创建者冒顿及汉国的缔造者刘渊作为祖先加以追尊，刻意突出了本民族的特征。针对这种变化，有学者指出：“刘曜追尊冒顿、刘渊，试图重新建立匈奴五部之众的族群认同，借助故旧关系维系其战斗能力。”不仅如此，这其实也是民族自我认同的一种表现，在十六国历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公然以内迁游牧民族后裔的身份称王称帝于华夏腹地，并与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东晋王朝争夺正统地位，在十六国历史中，刘曜应该是第一人。

刘曜改国号不久，曾依附于汉国的羯族人石勒于太兴二年（319）十一月建都于襄国，自称赵王，史称“后赵”。石勒在永兴二年（305）起兵，永嘉元年（307）九月归附刘渊，刘曜即位后，于太兴元年（318）十月晋其爵为赵公，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319年春二月，石勒因攻破平阳之功，晋爵赵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同年十一月，石勒在其部下将佐多次请求下（当然也有可能是石勒的授意之下的行为），在襄国（今河北邢台）“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依汉昭烈在蜀、魏武在邺故事，以河内等二十四郡为赵国”，并“依春秋时列国称元年”。

石勒称王的意图其实早就有的。318年靳氏内乱，靳准被靳明所杀，靳明送国玺于刘曜，结果惹怒了石勒，一怒之下的石勒攻占了平阳，刘曜为了平复石勒的怒气，杀靳明，并授石勒太宰，以河内二十四郡封石勒为赵王。319年三月，因曹平乐的挑拨，刘曜斩石勒左长史王修于市。石勒知此消息后，曰：“孤兄弟之奉刘家，人臣之道过矣，若微孤兄弟，岂能南面称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图……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这些行为都表明石勒也有建国称王的想法，虽说如此，但他同时也知道“立大事者必先为之卑”，再加上时机不成熟而暂时隐忍下来。

那么，为何在刘曜改名号为赵之后，他也称“赵王”呢？石勒称“赵王”，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在汉国政权中的封号，一直与赵有关，如“赵公”“赵王”；二是自其起事之后的主要活动基本上是在原赵国的区域内。石勒归附汉国之后，一直转战于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先攻灭幽州的王浚，接着将刘琨赶出并州，石勒据有冀州、幽州、并州的全部和青、司、徐等州的大部，最终基本控制了整个华北地区。而石勒的根本所在是襄国及其附近的郡县，这正是所谓的赵地，其都城也是“据赵旧都”。为何选择襄国一带定都，关于这个问题，其幕僚张宾曾明确地指出，所谓“邯郸（河北邯郸市西南）、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王业可图矣”。因此，在“物望去刘氏、威怀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的情况下，张宾等129人上疏：“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河内、魏、汲、顿丘、平原、清河、钜鹿、常山、中山、长乐、乐平十一郡，并前赵国、广平、阳平、章武、渤海、河间、上党、定襄、范阳、渔阳、武邑、燕国、乐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户二十九万为赵国。”当然，石勒在刘曜改国号为赵之后，仍称“赵王”，其主要原因，除了其所占之地为赵国故地外，还有便是借“赵王”之称呼来传达一个信号，表示要与刘曜彻底决裂，以争取正统地位，当然也是为了表明与刘曜相抗衡的决心。

咸和三年（328），石勒在洛阳与刘曜决战，杀死刘曜，刘赵政权灭亡。咸和五年（330）二月，石勒称“赵天王”，行皇帝事，九月，正式即皇帝位。咸康三年（337），石勒之从子石虎即位，也如刘曜一样，对五德终始说加以利用，“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牲牡尚白”，在五德运统中将刘氏“汉”“赵”排除在外，表明自身的正统合法地位。并“追尊祖邪为武皇帝，父寇觅为太宗孝皇帝”，成为继刘曜以后，明确以内迁少数民族身份称帝之人。

从刘曜、石勒、石虎等人的行为看，他们不再冒充某位汉族帝王的后裔，而直接以本民族的身份在中原地区称帝，虽然是其民族自我认同的表现，但也反映出其自身对儒家文化的接受程度与刘渊不可相提并论。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政治上也要比刘渊残暴得多，对汉人所建立晋朝的排斥态度也比刘渊更加坚决。但是其统治的区域毕竟不是广袤的大草原，而是农耕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其治下的臣民也不再是清一色的本民族之人，而是包括了人数众多的汉人，加上其对汉文化虽然了解得还不深，但也毕竟不再是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其部下汉人僚佐的建号称帝的意见还是能听得进去的，于是就出现了中原文化色彩颇为浓厚的赵国号。这一现象也证明了自东汉以来内迁的各北方少数民族，一方面在中原华夏之风的熏陶下，尽量地给自己的政权涂上一层中原王朝的正统色彩，另一方面因为民族融合毕竟还没有完成，于是又竭力想保持各自民族的认同。因此，这一历史现象实际上是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尚未完成的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

然而客观地看，刘汉与石赵国号的相继出现，还是为后来的内迁民族建立政权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此后内迁民族再建立政权时，在国号的选择上，多模仿汉、赵，继承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如燕、代、赵、魏、蜀、凉等。对于这种现象，有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其汉化程度不是很高，对汉晋制度的向往不是很强烈，故他们把眼光投向更遥远的时代——殷周的制度，反映出这些统治者对殷周的仰慕、向往以及仿效、模仿古制的愿望”。其实他们把目光投向更古老的春秋战国时期与其最高统治者的汉化程度并无必然的关系，这些选择实际上更多的是出自其部下汉族士大夫的建议，是由战国、秦汉、魏晋这一历史发展顺序延续下来的，用于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

其实汉、赵两个国号还是有区别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汉的国号来自西汉时期匈奴与汉朝的姻亲关系，因为和亲，汉族与匈奴的关系成为甥舅关系；而赵的国号，则是来自战国时期之赵国，战国七雄一并为秦国所灭，因此，从法统的统序上来说，赵国号的选择，就将原来汉国号所暗示的汉与内迁匈奴的甥舅关系变成了兄弟关系，甥舅关系意味着长幼有别，而兄弟关系则意味着“平等、合作与对抗”，故而，赵国号显得争正统、争合法性的色彩更为强烈一些。

综上所述，曾经处于华夏边缘地区和附庸地位的北方草原民族迁入中原，深入接触并熟悉汉文化后，在政治上必然日渐“成熟”。为了获得人数众多的、文化先进的汉族的认可，他们充分利用汉文化传统中的各种政治观念，以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以此来减少中原士人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消除自身心理上的卑怯与失落。在建立政权之初，他们不仅在祖源认同上有改姓或攀附华夏民族祖先的行为，而且在政权国号的选择上也多加斟酌，十分谨慎。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在其统治地区选择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以继承之，在政区名称上也充分凸显了汉文化的色彩。但是随着内迁民族的政治势力不断增强，统治地位的巩固，其民族意识也不断复苏和觉醒，因此，他们在祖源认同上就会回归原有的、真实的祖源。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看，这些现象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回潮，因为其毕竟没有排斥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没有排斥中原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礼仪制度，并极力调和所谓的“夷夏”关系，在强调其民族意识和民族特征的同时，也有意识地保留了中原的主流文化。这就说明其在强化民族自我认同的同时，并没有刻意阻碍民族融合趋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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