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一停，我们便在一片黑暗，多树叶的森林中前进，林中充满新鲜的味道和野生水果，像肉质厚重味道浓烈的‘简尼巴波’果，或‘瓜味拉’果，……表示那里以前曾是印第安人整理过并种过农作物的地点。……这是沼泽的河道，既无河源也无出口，里面有不少食人鱼……从这以后，我们便进入潘塔那勒心脏地区。”

我已经很久没有翻开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了，然而，每当我想起这本集旅行、田野、异文化于一体的名著，书中那种令人迷恋的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便随着“简尼巴波”果的浓烈味道和食人鱼沼泽散发的雾气扑面而来。就这样，当“人类学家”“田野”这两个关键词从林恩·休谟和简·穆拉克编著的《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以下简称《人类学家》）一书中弹出时，我几乎以为将再次嗅到相同的气味。不过事实上：“他把我介绍给市长，也是一位国家行动党党员兼妇科医生。这位市长年轻、英俊、富有魅力，他向我伸出手来，谦虚地用英语说，‘你好，我是市长。’我立刻就喜欢上他了。我即将要在这样一个城市，一个由一位年轻、英俊、右翼的妇科医生所领导的城市中，开始研究政府规制下的妓院了。”

20世纪40年代，列维-斯特劳斯抵达南美时，那是一个“民族志方兴未艾、对异国风情浪漫追求，满怀天真热情的年代”。而今天，曾经与丛林、印第安人和奇风异俗为伍的人类学家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研究对象，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面对的是性工作者、残障人士、中学改革者、克罗地亚中产阶级移民、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耍蛇人、地下经济网络中的毒贩、监狱中的囚犯、跨国企业高级干部……这些看起来不那么神秘以及能激发想象的人群。还好，在研究性工作者遭遇潜在的“尴尬”之前，还有机会遇到一位“年轻、英俊、右翼”的妇科医生兼市长。

本书的15位撰稿人分别从一个自身经历过的“田野调查”地点，通过对田野本身和研究对象的描述与反思，向我们展示21世纪在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和他们的田野。

如果说20世纪或是更早的人类学家更多时候是在“探险”——前往丛林或海岛，记录“文明”社会未知的文化和生活——为的是满足人们对未知的渴望，对遥远异族的猎奇心理。那么今天的人类学家研究的“性工作者、残障人士……地下经济网络中的毒贩、监狱中的囚犯”的意义何在？这是今天的人类学家最经常需要回应和解答的问题。

答案是：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个时代的问题，通过对田野调查对象的描述，帮助人们了解、认清、分析、解决属于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写成《江村经济》，是因为“一战”与“二战”之间，短暂繁荣期的世界经济，给中国农村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提供了变迁的动力，如何通过对变革中农村社会的分析，找到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是费先生在“江村”田野中试图回答的问题。同样，20世纪80年代的费孝通，开始关注“小城镇”建设，这又与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诉求结合在一起。他的田野调查不再局限一村一地，关心的问题也“与时俱进”。

那么《人类学家》一书中提供的15个个案，讲述了15个田野故事，就不仅仅是人类学家自身的喜好和经历，更像是整个时代的缩影。无论是土地问题冲突中的性工作者、收养孤儿家庭的父母、试图满足性需求的残障者、监狱的看守与囚犯、自杀的太平洋岛民、肯尼亚的毒贩等，都不是被类型化或标签化的孤立群体，而是每时每刻变化世界中的一个有机组成，尽管许多时候，这些游离于中产阶级生活的视域之外，但是这些同样是今天我们身处社会中时刻发生并挑战我们道德秩序的现象。既然我们的社会—经济过程是这些关于贫困、痛苦，以及伦理问题的源头，那么21世纪的人类学家就有责任将这些困惑作为新的田野地点。

我曾在西北某个小城市做过短时期的田野工作，那个城市以众多的清真寺和恢宏的拱北（著名阿訇的墓地）而著称。我当时需要进入一座拱北，与某位在世的“老人家”交谈。尽管之前有过在朋友陪同下进入的经验，但作为一个在以汉文化为主流地区成长的人，当我第一次需要独自面对陌生的人群，进入陌生的“田野”场景时，总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幸好，每次我都能遇到善良而好客的朋友，许多朋友与我的友谊延续至今。

不过在多数人眼里，人类学家只是过来收集信息就跑的匆匆过客。《人类学家》就提到，至少在毛利人眼中，人类学家就不那么受欢迎了。

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问围着一把空椅子的人们我是否能加入他们。他们问道：“你是人类学家吗？”我说我不是，虽然不确定但还算诚实，他们于是用一个玩笑欢迎我：“那就好，因为我们吃人类学家。”在这次有趣的吃饭过程之中和之后，他们让我意识到他们对那些“研究完就走”的研究者敌意有多深：他们是访问者，会问许多问题，获准参加那些本来是不允许参加的仪式和私人生活，然后就离开去写书，为自己赢得声誉和前程。而这些参与观察者以前的主人通常什么也得不到。更糟的是，一些主人发现自己被这些“专家”们剥夺了很多权利，因为专家们回来会宣称自己对该社群及其实践活动“真实性”拥有权威的发言权，有时甚至是当地人会丧失更多的土地、财产和知识。

人类学家究竟该如何做田野，不但出于职业声望的角度，甚至从个人生命安危的角度，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曾经有位在菲律宾猎头民族中进行田野的人类学家威廉·琼斯就是因为当地人“未及时将他的物质文化藏品送往低地，令他极度受挫。心急火燎，恶言辱骂伊隆戈同伴，随后还威胁要把一个老人送进监狱”。于是，当地人没有开玩笑要“吃掉”他，而是真的猎了他的头。

故事毕竟是久远的传说，对人类学家而言，个人沟通技巧与为人处世之道，也是重要的专业技能，也是全身而退的法门，毕竟满怀壮志要在黑帮地盘上研究地下经济，并试图了解边缘人群的人类学家似乎并不罕见。

尽管大多数时候，人类学家以科学家自居，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类学家与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活生生的个人，各种感受的交织，情感的触动免不了影响研究的结果。不过，不要紧，承认这种“沮丧、尴尬、疲倦和窘迫”并不是一件太糟的事情，而且越来越被看作田野叙述中一个有益的维度。虽然“许多人仍然相信，充满焦虑的‘忏悔故事’的个人化田野叙述，存在损害民族志工作有效性的风险”，但是，“如果一定要谈到田野工作中的负面经历，这些经历通常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是民族志磨坊里的谷物”。

现在，通过《人类学家》中的15个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有关21世纪的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的困惑与反思。虽然未必尽善尽美，但他们一直努力向我们讲述无处不在的生活，与生活其间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