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工业革命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同时也给人类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问题和挑战。20世纪的英国无论在科技发展方面还是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方面，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引发的城市化进程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两次世界大战使英国昔日“日不落”帝国的光彩不再，逐渐呈现衰落的态势。实际上，物质文明和生态环境已经呈现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为自己在科技进步方面取得的成绩欢呼时，也受到生态环境污染和恶化的威胁，如水和空气的重度污染、资源的过度开采、各种物种的变异甚至灭绝、人类自身精神的异化等。英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重创使其日渐衰落，直接导致其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及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英国人的心态也由“日不落”帝国时代的高高在上变得更加低调务实，多以“非英雄”的普通人的身份自居，因此，英国人在自然、社会和精神三方面都遭遇了生态危机，这在其文学创作中有明显的体现。21世纪的今天，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发展和生态灾难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缓解反而愈发激烈，全球变暖、沙尘暴肆虐、酸雨频降、淡水资源匮乏、部分物种濒临灭绝、海平面上升以及海洋污染等问题依然严峻。如在2018年的夏天，世界多地持续高温，北极圈竟出现罕见32摄氏度高温，NASA数据显示在过去的40年里，北极夏季海冰面积减少了近一半，研究北极气象的学者预测，2040年前的某个夏天，北冰洋上的冰层可能完全消失，北极熊或在40年内灭绝。在此危机之下，人类终于认识到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迫切性，为改善生态污染和环境破坏积极努力，如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经济决策家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而在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很多作家和人文学者也积极通过自己的方式，如生态文学作品的创作或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呼吁人类为改善环境做出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我们的环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何发生了异化？人文学者和批评家可以为此做些什么？这些都是文学研究者聚焦的问题。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代表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在世界文学作品中被普遍表现的主题，正如中国学者王宁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有和谐的一面，如中国晋代陶渊明的自然诗歌和英国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歌，在这些诗歌中读者获得的大多是美的享受；也有对立和对抗的一面，如美国麦尔维尔的《大白鲸》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这些作品中主人公虽然顽强奋斗也难逃悲剧命运，可见在自然面前人类的渺小。”然而，一般认为，生态批评兴起于西方批评界，尤其是英语国家，作为对更发达的现代化引起的若干问题的批判，这些问题在大量的作品中被表现出来。诚然，在中国作品中也有很多的生态元素，可以追溯到老庄的道家哲学思想，因此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一被引入中国就成了前沿文学批评理论。在西方语境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态批评家们尝试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做出自己的批判。面对自然资源被过度使用的现实，他们对自然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亲近自然，一种是对自然进行控制并想方设法征服自然。无论我们遵循自然法则还是遵循自己的意愿，如果采用的方式不当，就必定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这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自然伦理观：以人类为中心还是以地球为中心。”在传统的人文科学中，自然和地球服从人的利益，而在生态批评中，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方法得到转向。具体来说，我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也应该关注、保护自然和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人们不免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人类中心主义被解构，是否会出现地球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如果此类情况发生，人类将处于何种地位？显然，生态批评家不反对人类美化自然的欲望，也不使人与自然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但是他们会以自然本身的规律而非人类自身的意愿来做事情。再者，生态批评家们也不反对人道主义，而是把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融入自然。他们从自然中来，也会最终回到自然中去。从文学环境伦理的角度说，文学应该赞美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

诗歌作为文学体裁的一大类别，源远流长，早期的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歌中不乏生态意识，到了20世纪，这一传统得以延续，而且表现出浓厚的英国本土意识，如在诗歌题材上选择描写英国的自然风景和动植物，在诗体形式上采用传统的诗体形式，在诗歌语言上采用更接地气的口语化的语言等。美国诗人和评论家约翰·肖普托（John Shoptaw）在《诗歌》（Poetry）中指出“生态诗歌”是“描写自然受到了人类行为威胁的自然诗歌，旨在改变我们的思考、感受、生活和行为方式，它不是自然诗歌的简单替换，而是扩大了其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生态诗歌起源于20世纪初，具体说来，萌芽于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自然诗。哈代擅长写英格兰乡村的景色和鸟类，他的《捕鸟人之子》《一袋袋的肉》等从罹难的动物身上看到人类的无情，从而鞭挞了人类中心主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D.H.劳伦斯（D.H.Lawrence）在他的动物诗歌中对动物进行了不分等级的赞美，描写了动物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表达了“众生平等”的观点和对动物的崇敬之情；20世纪中期，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在《降灵节婚礼》中对“二战”后英国风景冷静客观的陈述表现了战争和工业化对英国风景的摧残，《在草地上》和《铁丝网》等诗中对动物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20世纪60年代后期，泰德·休斯（Ted Hughes，又译特德·休斯）促进了生态诗歌的繁荣，他在早期诗作如《雨中鹰》和《牧神集》中刻画了野生动物的力与美，塑造了自然本质的力量，他的中后期诗作倡导回归自然，重新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出环境保护的生态意识。以如上四位代表诗人为例研究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可见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的发展轨迹和流变过程，从而不难归纳英国生态诗歌的发展态势和20世纪英国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对在全球范围内应对当今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挑战、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以及化解当今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具有借鉴意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格奥尔格·卢卡契（Georg Lukács）的“社会反映论”，文学是社会的反映，20世纪的生态思潮就是人类对自身文明体系全面反思的运动，兴起于欧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生态批评就是一种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关系”的文学批评理论。1974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密克尔（Joseph W.Meeker）出版专著《生存的喜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探讨文学“对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关系的揭示”。1978年，威廉·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论文《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提出将生态学和生态概念应用于文学。1991年，英国教授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出版了他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浪漫主义文学的专著《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华兹华斯及其环境传统》，使用了“文学的生态批评”（literary ecocriticism）这个术语，标志着英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开端。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简称ASLE）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成立，现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生态文学研究的学术组织，在世界各地有会员千余人，在英国和日本还有分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规模盛大。1995年，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出版了专著《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Murphy）主编了《文学与环境百科全书》，被称为生态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1998年，由英国批评家R.克里治（R.Kerridge）和N.塞梅尔斯（N.Sammells）主编的生态文学批评论文集《书写环境：生态批评和文学》（Writing the Environment：Ecocriticism and Literature）在伦敦出版，这是英国第一部生态文学批评论文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大学里有关生态文学或文学与环境的课程猛增，学生对生态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很多博士研究生把学位论文选题定在文学与自然研究这一领域，内华达大学可谓全美生态文学研究和教学中心，在那里，汇集着一批以生态文学为专业的教授和访问学者。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研究自然如何在文学中被表达；第二阶段是复原被忽视的自然写作，唤起其中的生态意识；第三阶段则尝试理论上的创新，试图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如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等。

国内的生态文学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我国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生态文明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再加上源远流长的中国道家生态思想和中国田园诗歌传统，生态文学批评吸引了很多国内的批评家和学者。对文学的生态批评的引入可追溯到1999年，王诺在其著作《外国文学：人类蕴含的发掘与寻思》中探讨了外国文学中的人与自然，从人与自然的角度初步梳理了外国文学作品；2001年，程虹出版了《寻归荒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虽然她没有使用“生态批评”或“生态文学”等术语，但其研究方法和一些观点与此后的生态批评相当近似；第一次使用“生态批评”这一中文术语的是王宁选编并主持翻译的《新文学史I》（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其中包含国际知名的文学研究期刊New Literary History 1999年生态批评专辑的几篇文章，这是我国学界第一次翻译国外生态批评文献；2002年，王诺发表论文《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第3期）和《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国外文学》第2期），并出版专著《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是国内第一部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专著。在其后的十几年中，中国的生态研究呈现井喷趋势，中国学者翻译引进国外相关研究著述多部，发表学术专著二十多部，研究论文甚多。从研究内容看，包括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生态审美及生态艺术特性研究、生态思想文化维度研究，其中生态思想文化维度研究最突出，研究者致力发掘生态智慧，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为人类走出生态危机提供路径；从研究对象看，既包括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涌现的生态文学的研究，又包括对古往今来所有外国文学作家文学名著的研究，多是重新评价，揭示被忽视的美学价值，对反生态思想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艺术展开批评。

国内外对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的研究是文学生态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哈代、劳伦斯、拉金和休斯的生态诗歌为例，国外关于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个体诗人的文本生态思想分析方面，如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提及了拉金对工业革命后英国风景的关注；莱奥纳多·M.斯齐盖济（Leonard M.Scigaj）指出休斯写生态诗歌旨在呼吁人类尊重自然、关爱自然，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詹姆斯·布斯（James Booth）把拉金与休斯的有关动物的诗篇加以比较，探讨两位诗人的动物诗歌的不同之处；约翰·费尔斯迪那（John Felstiner）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探讨了劳伦斯在意大利的陶米纳和美国、墨西哥的陶斯创作的动物诗歌；凯斯·萨格尔（Keith Sagar）在从生态批评视角研究休斯的著作《泰德·休斯和自然：“恐怖和欢欣”》中认为休斯20世纪60年代后期从生态视角写的诗与他所受的道教文化影响密不可分。国内关于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诗学发展史方面和生态诗歌文本分析方面，如李美华在其专著第五章中探讨了20世纪英国诗人巴兹尔·邦廷（Basil Bunting）、斯坦威·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拉金、休斯和麦克·朗利（Michael Longley）诗歌中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颜学军探讨了哈代的自然诗中的生态意识，尤其指出其对人类残忍对待动物的控诉；苗福光在其专著中分析了劳伦斯作品中的自然、社会与生态思想；闫建华分析了劳伦斯诗歌中的生态视野；吕爱晶撰文探讨了拉金诗歌中的生态思想、精神生态危机和诗意生存向往；陈红的《特德·休斯诗歌研究》和凌喆的《特德·休斯诗学研究》分别梳理了休斯的诗歌和诗学。可见目前国内外对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的研究多着眼于生态诗学理论研究和单个诗人诗作的文本研究，而没有把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作为一个整体单元，进行纵向发展脉络研究和横向具体诗人诗作生态思想的比较解读，因此这一领域有待于进一步开拓。

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公元前6世纪，米利都学派唯物主义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认为自然和人类社会都由规则统治，一切破坏自然平衡的东西都不会持久；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逻各斯”思想影响深远，他著有《论自然》一书，认为有序的宇宙对万物都是相同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被认为是“西方传统上第一个反对虐待动物的人”，他指出：“只要人还在残酷地毁灭低等生命，他就绝不会懂得健康与和平”；犬儒学派代表人物第欧根尼（Diogenes）强调禁欲主义，号召人们恢复简朴自然的理想生活状态；古罗马的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著有《自然史》一书，这是一部包罗自然万象的学术著作。西方哲学的另一个传统是人类中心主义，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之成为“万兽之主”并“征服地球”，亚里士多德与后来的笛卡尔、康德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支持者，然而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公然的反击；人文主义学者安德烈亚·切萨尔皮诺（Andrea Cesalpino）指出“自然界中没有令人唾弃的东西，就连最渺小的生物也有自己的神圣价值”；列奥纳多·达·芬奇也抨击人类蹂躏自然的暴行：“人类真不愧为百兽之王，因为他的残暴超过一切野兽。”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崇尚自由主义，他对人类迫害低等动物进行了批判。法国18世纪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晚年的著作《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表达了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指出自然环境为健康生活所必须。英国现代功利主义奠基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是一位动物权利的宣扬者，他论说动物的痛苦和人的痛苦并无本质差异，用功利主义原则为动物权利辩护，认为只要制造出痛苦就是不道德的。19世纪英国的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美国的梭罗的文学作品都充斥着生态思想，华兹华斯认为自然是快乐的源泉，对自然的破坏将会受到惩罚；梭罗崇尚简朴生活，反对破坏荒野，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和进化论说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批判，影响巨大而深远，如20世纪阿尔伯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理论、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论、H.S.塞尔特（H.S.Salt）和汤姆·雷根（Tom Regan）的动物权利论、保罗·泰勒（Paul Taylor）的生物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动物伦理思想，极大拓展了人类的伦理视角。此外，20世纪美国学者把道德原则扩大到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被誉为“生态伦理之父”的美国生态伦理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沙乡年鉴》（1949）中阐述了大地伦理思想，倡导整体主义的伦理观，认为个体是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成员，扩大了共同体的界限，包含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将之合称为大地，他认为“凡是保存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事都是对的，否则都是错的”；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反对使用杀虫剂，倡导保护环境；“深层生态学”提出者、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提出了生物圈平等主义和自我实现论，认为生物圈中所有生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人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人的本性是由人与他人及自然界中其他存在物的关系决定的；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继承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提出自然客观内在价值论，其生态伦理涉及了对待动物以及一切生命体的伦理态度，强调把“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动态平衡、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把生态的整体利益当作最高利益和终极目的”；这种生态整体观与中国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相契合，以崇尚远离尘世的自然田园生活为生态理想，旨在建构完整的人类生态家园。这些生态伦理思想都对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任何一种文学的发展，都与历史、政治、经济、伦理文化、自然环境等背景密不可分。西方现代社会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摧毁了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为接下来的世界做了思想解放的历史准备。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了《天体回转论》，提出了“日心说”；在开普勒的“运动三定律”和伽利略的“力学”定律的基础上，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学说；蒸汽机的利用取代了手工劳动；各种自然资源的开采和钢铁的冶炼使得科学技术取得了飞跃……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100年里，英国已经从一个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工厂”。机器取代了手工生产，机械工厂代替了手工作坊。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通过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来获得，为了获得纺织业需要的羊毛，农民被赶出自己的土地，大量的农田变成了牧场，“大批的农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沦为流浪者和乞丐”。这样，一方面，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煤炭的使用使得伦敦上空雾气笼罩，森林和田野的宁静被火车的隆隆声和机器的马达声所破坏，英国变成了弥尔顿笔下的“失乐园”。与此同时，英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英国成了一个城市国家，中世纪那种田园般的农业社会被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取代”。再者，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一切生物都是进化而来，否认了人高高在上的地位。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哈代开始在他的诗歌中关注动物的不幸遭遇，控诉人类中心主义；劳伦斯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倡导“众生平等”，歌颂野生动物的自由生活状态。而拉金和休斯创作的时间已是“二战”之后，两次世界大战使英国遭到重创，昔日的英国风景正在逝去，英国人的心态也更加低调务实，人类开始反思批判自身行为带来的恶果，并呼吁保护濒危野生动物和维护生态系统平衡，这正是拉金和休斯为寻求人类与其他动物以及自然之间的和谐生态关系所做出的努力。

四 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蕴含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

纵观20世纪的英国生态诗歌，虽然每位诗人所处的具体时代不同，诗歌的主题和风格也有所差异，但都从不同方面表现了生态伦理观的普遍内涵，研读代表诗人的代表诗作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态势和共同特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哈代对威塞克斯乡村景色的描写、对鸟类的刻画和对受人类迫害的动物的怜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劳伦斯对鸟、兽和花的描写，尤其是对低等生物的敬畏和喜爱，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金对战后英国风景的慨叹和对被驯化的牛、马、羊以及小动物的细致刻画，再到休斯对野生动物原始力与美的赞扬以及对人与动物、自然和谐相处美好愿景的向往。可见哈代、劳伦斯、拉金和休斯等人的生态诗歌既注重对自然界中的动物和植物等实际生存状况的描述，关注它们在自然界和人类关系中的命运，倡导“众生平等观”，也注重揭露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关注动植物与人及其生存环境的关系。他们的生态诗歌蕴含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对生命的敬畏和关爱，表现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思想内涵，以及崇尚和谐，倡导人与动物、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使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

哈代是英国传统的乡土文化的最后代言人，长期的乡村生活使他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他热爱大自然，动物、植物都是他的诗歌题材，他擅长从自然万物中攫取诗歌意象，并生动地描述出来。哈代承认达尔文的进化论在道德领域的巨大影响：“确立物种共同起源的学说的最深远的影响是在道德领域……把所谓‘金规律’从只适用于人类调整到整个动物王国。”哈代在其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创作的诗歌中对动物的遭遇给予充分关注，如《被刺瞎双眼的鸟》和《一袋袋的肉》等都表达了对受人类迫害的动物的怜悯之情，从而传达了保护动物的生态意识。哈代不仅对动物充满了悲悯意识，还对人类对动物的残害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往往通过赋予动物以乐观的生存精神表达出来。如《被刺瞎双眼的鸟》中的盲鸟在还不会飞的时候，就被人用“热红的针”刺瞎了双眼，它只有在“永恒的黑暗”中忍受煎熬，然而虽然生存痛苦，盲鸟却没有放弃生存意志。诗人高度赞扬了盲鸟的品质：“谁具有慈善的品质？这一只鸟。/谁生性善良，却遭受着无尽的痛苦？/谁双目失明，生活的环境犹如坟墓，/却从来不急不躁，/谁憧憬未来，默默忍受着生活的一切，/不为邪恶环境烦恼，高唱生活的欢歌？/谁具有天使般的品质？这一只鸟。”哈代赋予了鸟以坚强的人格特征，谴责人类对动物的摧残，呼吁人们以仁慈之心来对待动物。哈代敬畏生命，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还体现在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上，如在《伐木》一诗中，哈代细致刻画了两个伐木者伐树的过程，他称人为伐树的“执行者”（executioner），将树木比喻成被判了刑的罪人等待诛伐，可见人类的残酷无情，哈代以此控诉了人类破坏树木和自然的残忍行为。与早期哈代笔下的田园风光相比，哈代的自然诗中充斥着这样的意象：萧瑟的晚秋、枯萎的花朵和充满杀戮的密林等，这无不显示诗人在城市化进程中对自然的忧虑。

史怀泽的“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念认为：“成为思考型动物的人感到，敬畏每个想生存下去的生命，如同敬畏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他如体验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体验其他生命。”D.H.劳伦斯的动物书写诗歌就体现了这种生态伦理观，既对动物充满敬畏与爱，又与动物合为一体，他似乎与他笔下的那些生命进行着精神和心灵的交流。劳伦斯的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1923年出版的诗歌集《鸟、兽和花》中，在这部诗集中，劳伦斯对生态原野中的花鸟虫鱼以及各种小动物做了细致的描写和刻画，他笔下的动物不分高低贵贱，充满温暖明朗的色调，从水里畅游的小鱼，到蜂鸟，甚至蚊子，无不如此。在《鱼》一诗中，劳伦斯这样写道：“鱼，哦，鱼/如此小的生命！/不管水面上涨并覆盖大地/还是水面退到幽深空洞之处/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整体/在水中/潜入水底/在波涛里激动兴奋。”大海中的小鱼虽然微不足道，却向往自由，既然拥有生命，就有快乐的资本。在诗中劳伦斯赋予小鱼以情感，我们通过小鱼体会到在大海中畅游的快乐，不由感叹微小生命的奇妙和无拘无束的逍遥。在《蜂鸟》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我能想见，在太古般沉寂的另一个天地，/远远地/在最可怕的静谧里，只有喘息和营营的/蜂鸟们竞奔于林荫道间。/在万物有灵之前，/当生命还是一团物质之时/这小东西就在光辉中扑棱而起/飕飕穿过迟缓的广袤的肉质的茎叶。/……我们透过时光长长的望远镜去看他/我们多走运……”蜂鸟虽小，在劳伦斯的想象中却早于其他生命存在，透过诗人时光的望远镜，我们仿佛看到了远古时代，诗人赞叹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时间是如何孕育出这样神奇的物种，这充分体现了他的“众生平等”和“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此外，跃入劳伦斯笔下的还有“讨厌”的蚊子，他在《蚊子知道》中写道：“蚊子知道得很清楚，虽然他如此小/他是别人的美餐/但是，毕竟/他仅仅满足于填满肚皮/他不会把我的血液来储存。”在劳伦斯的笔下，虽然蚊子吸血，却不储存，这里诗人重点突出后者，其寓意不言自明：蚊子吸血只为填饱肚子，满足正常需求，而现代社会中的人对自然大肆掠夺，其贪婪的举动蚊子远远不及。人类必将自食其果，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事实上，劳伦斯正是通过理解、赞美蚊子“取之有度”的品德来鞭挞现代人在自然和物质方面的贪得无厌。

菲利普·拉金是20世纪50年代“运动派”诗人的领军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当代英国人，随着工业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加深，拉金的诗歌充满苦闷和消极的情愫，多表现战后英国人日常行为中的悲观和无奈。拉金终身未婚，喜欢小动物，他养猫、狗等小动物，和小动物有深厚的感情，他的手稿页边空白处常画一些小动物，也在诗歌中描写小动物，他的悲观无奈也自然体现在他的动物诗歌中。如在《瘤》中，拉金写了一只小兔子落入陷阱，无法逃脱；而在《割草机》中，诗人写自己用割草机割草时，意外杀死了一只小刺猬，诗人对小刺猬的意外死亡无比自责和悲伤：“我曾见过这刺猬，甚至喂过，一次。/现在我扼杀了它小心翼翼的世界/无法弥补/埋葬也很无助。”然而工业化才是迫害小动物的元凶，小刺猬成了现代文明的牺牲品，人类能够做的只有小心翼翼和保持仁慈之心。同样，在《带一只回家给孩子们》中，小动物被当作玩偶，它们虽然没有被工业文明剥夺生命，却失去了自由，只能由孩子们任意地玩弄，这里同样表达了诗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思想。

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泰德·休斯的童年是在英国西约克郡的一个小村庄度过的，那里虽难免有工业文明的痕迹，但工业化还没有完全侵蚀乡村，自然环境培养了他对乡村的热爱和对野生动物的痴迷，受劳伦斯的影响，休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中将敬畏生命的思想在诗歌中发挥到极致。他早期的动物诗歌关注野生动物世界，充满了野性和力量，如在《鸫》一诗中，诗人写道：“草坪上这些全神贯注的壮健的鸫令人惊骇，/与其说是生物不如说是弹簧钢——/虎视眈眈的致命的黑眼，两条灵巧的腿/难以理喻地一触即发——一冲，一跳，一戳，/抓住瞬间拽出一个扭动的活物。”没有对鸫鸟的爱和敬畏，就没有如此细致生动的刻画，诗的字里行间充满对野生动物的灵性与力量的赞美。在著名的《美洲豹》一诗中，休斯设身处地感受笼中美洲豹的境遇，表达了对美洲豹的敬畏：“疾步走过囚笼的黑暗。并不厌倦——/眼睛满足在火中变盲，/大脑中澎湃的血震聋耳朵——/他绕着栅栏旋转/但笼子对于他并不存在”。同样是写被囚禁的动物，和哈代被囚禁在笼子中的金丝雀的悲惨命运相反，休斯赞扬了身在笼中的美洲豹，它昂首阔步，热血澎湃，毫无囚笼之感，其放荡不羁的野性充满魅力，更加凸显休斯对动物的敬畏之情。

哈代一生的大部分岁月生活在英格兰多切斯特的乡间，他不仅写动物，还写花草树木和乡间的美景，呈现人与动物、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在《郊外白雪》的最后一节中，哈代书写了雪中的自然：“大雪使树枝变粗，大雪把树枝压弯，/把一个个树杈织成雪白的网，大街小巷，一片静悄悄。”接着他细致刻画了雪中树丛里的一只麻雀：“一只麻雀飞进树丛，惊落比它的身体/大三倍的一团银絮，/朝它的小脑袋砸去，”最后写到人的活动，“台阶是变白的斜坡，/一只黑猫身材瘦弱，/他睁大眼睛，渺茫地向上攀登，/于是我们把它接入屋中。”在这里，人与雪景、麻雀和黑猫同时出现在画面中，建立了风景、动物和人的联系，也表达了诗人对动物的仁慈和关爱。又如在著名的《黑暗中的鸫鸟》一诗中，前两节诗人描写了荒凉、凄惨、冷漠的树丛，然而在第三节出现了希望之声：“突然间，头顶上有个声音/在细枝萧瑟间升起，/一曲黄昏之歌满腔热情/唱出了无限欣喜，——/这是一只鸫鸟，瘦弱、老衰，/羽毛被阵风吹乱，/却决心把它的心灵敞开，/倾泻向浓浓的黑暗。”哈代表达了鸫鸟带来的希望之声和乐观精神，同时也对人与动物的和谐统一充满信心。此外，《在林中》一诗表现了城市和乡村生活的矛盾以及脱离城市、回归自然的美好愿望：“残缺的心，跛足的灵魂，/在城市沉闷压抑，/我走进一片森林，/幻想林间的寂静，/……/大自然是温和的慰藉。”可见，城市生活让诗人感到残缺和压抑，而只有在森林中投身自然的怀抱，才能找到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感觉，这也成为哈代追求的生态理想和向往的人生境界。

劳伦斯也崇尚“生态和谐”。在劳伦斯眼里，即使是蛇、老鼠等野生动物，也一点不比人类低等，这彻底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表达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蛇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是象征地狱的动物，但在著名的《蛇》诗中，诗人描绘了一幅人兽相遇相知的图景。在诗中，诗人叙述了他与蛇邂逅的经历：当他到水槽汲水的时候，意外地看到一条金色的蛇在那里啜饮，诗人刻画了蛇饮水的样子——很从容，很坦然，“就像一头牛那样”。对蛇的到来，诗人一方面感到“很荣幸，很高兴”，另一方面也感到害怕，因为他的客人来自“神秘大地的黑暗之门”，有着“天神一般的王者仪态”。当蛇饮完水离去，钻进“可怕的黑色洞穴”的时候，诗人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和反感”，于是他捡起一条椽子砸向金蛇，可椽子刚一扔出去，诗人就后悔了：“我立刻感到懊悔，/我在想，我的行为是多么无聊、粗俗、低劣啊！/我鄙视我自己，憎恶那可恨的人类教育的声音。”诗人下手砸蛇是出于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诗人为此感到后悔自责，而在诗的结尾，诗人写道：“因为他又一次让我感到他像是一位王者，/一位被流放的国王，被废黜到了地狱，/而今该是他重新加冕的时候。”此处诗人将蛇描写成一位虽被流放但王者风度依旧的君王，并通过人的卑劣来反衬蛇的高贵，从而表现“众生平等、崇尚和谐”的思想。

同样表达“生态和谐”的生态愿景，拉金只是进行客观和冷静的描述。如在《鸽子》一诗中，诗人刻画了一群西风细雨中的鸽子：“一群鸽子在薄薄的石板上挪动着，/迎着西风细雨/风掠过它们缩着的脑袋和收紧的羽毛/蜷缩成温暖惬意的一团。”只有将个人感情融入鸽子的世界才会描绘得如此情趣盎然。在《拂晓》中，诗人描写了美好的乡村拂晓，人的行为充分参与其中，“听到公鸡在远处打鸣/拉开窗帘看到天上的云”，这是一幅人、动物和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充满了人情味儿的乡村拂晓美景。在《降灵节婚礼》中，诗人描绘了远离工业化的乡村景色：农场、牛群和牧草，满是一幅辽阔和美好的景象。而在《春天》一诗中，诗人用白描的手法描写了春日里公园的人与动物互动的情景：“绿荫下人们结伴坐着，或者转圈散步/他们的孩子拨弄着苏醒的青草，/平静的孤云站立，平静的孤鸟歌唱，/然后，闪烁着仿佛一面摇摆的镜子/太阳照亮了那些弹回的球，那狗儿汪汪叫。”诗中对鸟、狗等小动物的特写更衬托出公园春光中的宁静祥和，人、动物和自然都画面感极强，表达了城市诗人拉金对人、动物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

随着环境伦理思想逐渐发展成熟，20世纪60年代末，休斯读到了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开始有意识地写生态诗歌。此外，休斯在创作后期也受到中国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其诗歌创作一改早期野性张扬的风格，变得温和平静，在诗中更多地呈现人与动物、自然界和谐共融的温暖画面。休斯的后期诗集《摩尔镇》提倡人与动物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赞颂生命至上的美德，呼唤建立和谐的生态环境。例如，诗的主人公杰克悉心照顾牛、羊，甚至为其助产喂奶，特别是在母牛的一对幼崽夭折时，他唯恐母牛太伤心，只拿走一只，体现了人类尊重动物，与动物进行友善沟通，并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诗集《河流》则呈现了一派温馨和平的景象，诗人借此呼唤人类承担起生态责任，充满纯真和祝福，如在诗集的最后一首《鲑鱼产卵》中，老渔夫已经有了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决心不再捕鱼，他关心鲑鱼的命运，甚至独自乘舟逆流而上去寻找鲑鱼的踪迹，并在寻找过程中深深领略自然的瑰丽，感到生命的神圣，体会人与动物、自然的共存与共荣。这个十分浪漫的境界就是休斯所追求的生态理想，正如陈红所说：“人只有学会与其他动物和平相处，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人类只有与地球上其他生物和平相处，才能继续存在和兴旺下去。”这与中国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如出一辙。

作为20世纪初期英国生态诗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哈代和劳伦斯的生态诗歌创作时期分别处于20世纪初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工业化和城市化刚刚起步，生态危机初见端倪，乡村生活和原野风光仍是哈代和劳伦斯诗歌的主旋律，因此哈代和劳伦斯笔下的生态诗歌语调相对轻快明朗，充满乐观情绪。而拉金和休斯的生态诗歌是在“二战”后创作的，历经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科技的发展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往日美好的英国风景正在逝去，环境空前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生态危机加重，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因此拉金和休斯的诗风深沉而严肃，充满悲观的情绪；再加上“二战”使英国遭到重创，沉重打击了英国人的心理，英国人亟须调整心态，重振英国往日的雄风，而休斯擅长写动物的原始力量，其遒劲诗风正符合这一诉求。因此，四位诗人的诗作除蕴含上述一些共同伦理思想外，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哈代对拉金、劳伦斯对休斯的影响以及他们诗歌创作的不同之处，呈现了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思考维度拓展、伦理理念递进的流变趋势，主要表现在人与动物、自然的关系由对立走向统一，显现了人与动物、自然的和谐共生倾向；在表达生态美好愿景上，也由怜悯动物遭遇、控诉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并维持生态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人与动物、自然的对立关系主要体现在哈代和拉金的诗作中。工业化和战争不仅打击了英国人，而且破坏了生态环境，动物的处境也危在旦夕。哈代和拉金在诗歌创作中都表达了对罹难动物的同情。然而，由于哈代早年见证了英国多塞特郡的乡村生活，那里的自然环境和鸟类为哈代提供了创作的源泉，因此哈代擅长描写鸟类；拉金则是一个城市诗人，他笔下的动物多是城市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小动物和被驯化的牛、马、羊等。哈代写了不少关于鸟的诗歌，满是对鸟类失去自由甚至遭受人类迫害的同情。如在《关在鸟笼的金翅雀》一诗中，诗人表达了对金翅雀的深切同情：鸟笼里的金翅雀不仅失去了自由，而且遭主人遗弃，也许是为了祭奠，这注定了它的悲剧命运。诗人感慨道，自然才是它的归所，而非樊笼，诗人通过鸟的遭遇呈现了人与鸟对立的残酷而悲惨的自然界。人与动物的对立在《一袋袋的肉》中表达得更加露骨：“一个个被驱赶进来的‘畜生’/以惊异和责备的目光/向周围的买主张望。/它们也曾双目圆睁/怒视曾被它们当作亲人的骗子，/这些人如此怪异、冷酷、贪婪、卑鄙，/把它们带入险恶之地/它们要么死在屠夫刀下，/要么被农夫套上犁铧。/若被屠夫买走，它们会被赶离交易场，/可以想象，它们准会流泪满面、心中哀伤。”在这里动物和人的关系完全对立，动物要么做繁重的劳动，要么惨遭屠戮，这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控诉，结尾的“泪流满面、心中哀伤”充满对动物的怜悯和同情。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在城市诗人拉金的诗歌中更加明显，工业化和战争使得美好的英格兰正在逝去，取而代之的是环境的极端恶化。《逝矣，逝矣》一诗写于1972年，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生态意识增强，拉金意识到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就是逝去的英格兰，/树荫、草地和小路，/市政厅，雕刻的唱诗班。/剩下的只是书；徘徊在/美术馆；一切为我们留下的/仅是混凝土和轮胎。”拉金慨叹美好的往昔已经逝去，留下的只是工业化的残迹，可见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对立。哈代和拉金在诗歌中同写人与动物、自然环境的对立，但与哈代多关注英格兰乡村的风景和鸟类不同，拉金多描写城市化的英格兰常见的小动物的悲惨遭遇和衰败的英国风景，它们多是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牺牲品。

劳伦斯和休斯擅长描写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虽创作时期不同，他们都选择描写生态原野中的花鸟虫鱼，这与两位诗人各自的生活经历不无关联。由于出生在矿区，劳伦斯一生长期受肺病困扰，他一生都在逃离城市，在荒野中游走，因此有机会观察很多野生动物；休斯自幼居住在乡村并有狩猎经历，与自然和野生动物有近距离接触，后来有了保护动物的生态意识，就放弃了捕猎，开始在诗歌里写野生动物。在劳伦斯看来，人类应该与其他动物建立一种和谐的生态关系，所以他更多地关注动物的美，愿意和动物融为一体，喜欢“故意从一个非人类的视角来探索自然世界”，如在《小鱼儿》一诗中，劳伦斯这样写道：“小鱼儿高高兴兴/在大海中/小小的、敏捷的生命/他们的小生命对自己来说就是欢乐/在大海中。”诗人只有与小鱼融为一体，才能体会小鱼在大海中畅游的快乐。又如在《傍晚的牡鹿》一诗中，劳伦斯以拟兽的写法与牡鹿相融：“她伶俐的身影疾驰如飞，/沿着天空线；她/掉过光洁美丽的脸庞。/于是我认出了她。”在诗的结尾，劳伦斯表达了与牡鹿和谐共处的神圣感：“哦，是的，作为男性，我的脑袋既不光洁，也没有鹿角？/我的臀部也不轻盈？/她奔跑时与我用的不是同一股风？我的恐惧没有覆盖她的恐惧？”可见诗人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只雄鹿，“从外形到环境到感觉完全融入牡鹿的世界。”

受劳伦斯动物诗歌的影响，休斯也着力刻画野生动物，表达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但不同于劳伦斯所描绘的温暖明朗的动物世界，休斯展现的是动物的原始力和遒劲之美。在诗集《雨中鹰》和《牧神集》中，休斯描写的是一个野性和力的动物世界：从陆地上的美洲虎、狐狸、狼群到空中盘旋的雄鹰、鸫鸟，再到海里的鲨鱼和螃蟹……无不透露着机警、凶猛甚至血腥，充溢着旺盛的精力和野性。在《栖息的鹰》一诗中，休斯以第一人称拟人的手法书写了鹰的自由：“我坐在树的顶端，把眼睛闭上。/一动也不动，在我弯弯的脑袋/和弯弯的脚爪间没有弄虚作假的梦；/也不在睡眠中排演完美的捕杀或吃什么。/……我的双脚钉在粗粝的树皮上。/真得用整个造化之力/才能生我这只脚、我的每根羽毛：如今我的脚控制着天地。/或者飞上去，慢悠悠地旋转它——/我高兴时就捕杀，因为一切都属于我。/我躯体里并无奥秘：/我的举止就是把别个的脑袋撕下来——”鹰高傲盘踞，充满王者气概。第一人称拟人化的写作手法使人与鹰融为一体，用词大胆，简洁有力，这不仅表达了诗人对鹰的敬畏，也与“二战”后英国人和英国社会的萎靡形成鲜明反差，让人读起来为之一振。同样，在《鬼怪螃蟹》一诗中，休斯为我们揭示的是一个充满原始本能的世界：“它们互相追逐，互相纠缠，/互相骑压，要把对方撕成碎片；/它们是这个世界的强权，/我们是它们的细菌。”没有对螃蟹深入细致的观察，自然就不会有如此生动准确的刻画，在这里没有脉脉温情，有的是螃蟹旺盛的生命力。休斯的动物诗歌既歌颂了野生动物的原始力与美，也体现了诗人珍爱动物、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观。因此，在休斯的笔下，动物并非人类的附庸，而是与人类平等的生物；它们不再温存柔弱，需要人类的呵护和怜悯，而是大自然中的狠角色，其冷酷血腥的一面足以成为自然界中的强权，极具威慑力。

综上，哈代的诗歌中常出现人和动物的对立，他擅长写对罹难的动物的同情，这既反映了工业化背景下人与动物关系的异化，也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更有“一战”之后的反思。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劳伦斯似乎逐渐摆脱了战争的阴影，但工业化和进化论的影响逐渐加深，他对野生动物充满感情，因此能在诗作中写出动物世界美好明朗的一面，表达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拉金是20世纪50年代“运动派”诗歌的领军人物，“二战”给英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加上工业化影响日益加剧，于是被工业化迫害的小动物，被驯化的牛、马、羊和逝去的英国风景成了他生态诗歌中的题材，亦如战后英国人“非英雄”的心态，他以写实的手法反映人与动物、自然对立的一面，不加评论，笔调沉重，风格冷静。到了20世纪60年代，休斯打破了“运动派”诗人的写实风格，他受劳伦斯动物诗歌中生态伦理观的影响，擅长写野生动物的力与美，在战后诗坛刮起一股遒劲的风；随着20世纪末期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在《寂静的春天》等生态文学作品的影响下，晚年的休斯开始反思人类因破坏环境而受到的惩罚，并接受了中国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表现了注意物种延续和生态平衡的环保意识，并体现在其晚年的诗歌创作中。由此可见，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所呈现的是从人与自然的对立到人与动物、环境的融合共生的流变趋势。

休斯晚期的生态诗歌创作开始体现强烈的环保意识和人类参与自主性，与前辈生态诗人哈代、劳伦斯和拉金的生态诗歌创作风格截然不同。哈代、劳伦斯和拉金或慨叹个体动物的悲惨遭遇，或控诉人类中心主义行径，或对逝去的英国风景表示惋惜……总之还停留在人与动物、与生态环境对立的阶段，更多地关注人与动物、自然的生存斗争，虽然表现了对罹难动物的同情以及人与动物、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但人类参与环保的主动性并没有表现出来。相反，休斯的早期诗歌常将动物拟人化，表达了对野生动物昂扬斗志的赞美，而其晚期诗歌因接受了中国道家的思想，并受到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和生态文学作品繁荣的影响，更明确地表达了“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生态理想，如《摩尔镇》《河流》等诗集歌颂了人类参与环境保护的行为，有积极地维护生态平衡的思想和强烈的环保意识。这是相比其他三位诗人在生态伦理观方面的进步之处，也是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中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有力表现。

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在三位前辈诗人的诗作中都有所体现。在《捕鸟人之子》一诗中，通过父与子一段关于捕鸟的对话，哈代表达了人类对动物持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小弗雷德象征着人性中的善良和天真：“爸爸，我害怕你的行为，/这种交易很不正当！/把小小的云雀捕捉起来，/变成一个个终生的囚徒，/云雀伤痕累累，在狱中流血，/它们试图远走高飞：/每只关在笼里的夜莺/很快会死亡或憔悴。”而他的父亲象征着残忍和世故：“好一个傻瓜，我的孩子！/鸟雀就是任逮任捕，/干这种行当是我的命运，/而你这是接受教育。”犹如“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的对话，孩子天真的话道出了人类对云雀的残忍迫害，可是小弗雷德不但没有说服父亲，反而要“接受教育”，这说明在哈代的时代人类中心主义盛行，人类要与动物保持和谐共融的关系阻力重重，这一理想的实现任重而道远。

到了劳伦斯时代，其“众生平等”的生态思想表现了对所有动物的崇敬和关爱，他的大多数诗作写野生动物自由自在、温暖明朗的一面，还有少数诗作揭露了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残忍迫害，给人以无限的哀思。如在《美洲狮》一诗中，当看到美洲狮被射杀时，劳伦斯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发挥到极致：“就这样，她将永远不会一跃而起/伴着射杀美洲狮的黄色闪光！/她的明亮的带着条纹的脸永远不会出现在/雪橙色的洞口/黑色山谷口的树上。”诗人最后的结论令人感慨：曾经人和美洲狮都有生活的空间，而今美洲狮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诗人强烈谴责了人类迫害野生动物的行径，同时也凸显了对野生动物被杀害的深沉的惋惜和对生态危机的忧患。然而美洲狮应该如何避免被捕杀的命运，诗人似乎并没有给出行之有效的做法。

拉金也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采用了一种客观描写的现实主义手法，即用一种冷静的态度叙述动物的悲惨遭遇，《铁丝网》就是一例：“宽阔的大草原围着电网，/连老牛都知道它们一定不会迷路/小牛犊总能闻到纯净的水的味道/不是在这里而是在别处。在铁丝网外/老牛带着它们四处乱闯铁丝网/不到一刻钟就把它们的肌肉猛烈地撕成碎片。”牛为纯净的水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人类为了限制牛的自由，在草原上架起了带电的铁丝网，为了重获自由，获得纯净的水源，老牛带着小牛犊奋力冲击来自人类的束缚，结果惨剧发生了，“它们的肌肉猛烈地撕成碎片”。没有强烈的感情抒发，仅这极具视觉冲击的客观描述就表现了人类对待动物的残忍手段，接着拉金评论道：“小牛犊变成了老牛就在那个日子，/那时它们最狂野的感觉带电的边线。”惨剧的罪魁祸首在于人类搭建的带电的铁丝网，为了给人类提供纯净的水源，动物只能是牺牲品，在这里拉金对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控诉和批判达到了高潮。然而撤掉铁丝网，保护牛的自由，让牛在大草原中尽情地驰骋并喝到新鲜的水源，这种和谐的景象在当时的英国只能是一种生态理想，注重客观写实的拉金无法在诗歌中表现出来，却引发了读者无尽的反思。

休斯和前辈诗人有所不同的是他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对野生动物的欣赏与赞美、对人类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行为的歌颂和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生态意识的倡导。休斯和劳伦斯虽相隔半个世纪，但两人在个人生活经历、诗歌创作和生态伦理观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休斯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写给尼克·甘米奇（Nick Gammage）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劳伦斯及其作品带给他的巨大影响：“像劳伦斯这样一位使整个民族的思想因而改变的作家，势必已经融入我们呼吸的文化空气中，以至于很难区分哪些是直接产生于我们头脑里的东西，哪些是通过他而来的。”劳伦斯和休斯的思想都有生物中心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特征，两位诗人的动物诗歌中的生态伦理观都源自所处时代英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个人的生活经历，工业革命和战争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使得诗人更加怀念过去的美好，而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与动物的亲密接触使得诗人对动物更加珍爱和敬畏，诗人不仅在诗歌里书写动物，而且抨击人类对动物的迫害，憧憬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休斯提倡敬畏自然和尊重动物，对“适者生存”的理解使他更强调动物的原始野性，使他不自觉地着重刻画动物冷酷残忍的一面，而劳伦斯的动物极少是暴力的。因此，劳伦斯和休斯所处时代的不同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使得两人在描绘动物、表达生态伦理观时表现手法各异：虽都是表达对动物的敬畏和爱，但劳伦斯的温暖明朗不同于休斯的冷酷血腥。另外，休斯在其后期创作的诗集《摩尔镇》和《河流》中，表现出明显的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意识，如对河流遭到污染的忧虑，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卷，表达了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希望。和其他三位诗人不同的是，他不停留在慨叹动物被摧残的悲惨命运或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鞭挞之上，也不停留在对野生动物世界的生动刻画上，而是难能可贵地表现人类对生物和环境的保护意识，如他后期诗集中的主人公都是环保主义者，为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做出实际的努力。可见在共建生态和谐方面，休斯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天人合一”思想有别于其他诗人的“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更体现积极的行动力。

休斯和其他诗人如此差异的根源在于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的影响对生态系统的持久破坏；其二是战争对英国人的打击；其三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不同理解；其四是晚年休斯对中国道家思想的接受。工业革命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力是长期而持续加重的，哈代和劳伦斯虽然经历过“一战”，但战争对他们诗歌中的动物和自然界影响不大，与休斯相比，他们眼中的动物世界有着更加明朗温暖的面目；休斯所处的英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蒙受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打击，导致英国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缺失，而当时领军英国诗坛的“运动派”不能担当重振民族自信心的重任，在这一背景下，休斯以其充满活力的诗风颂扬了野生动物的力与美，解放人类被压抑的本能，重拾了英国人的活力和信心。此外，虽然几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哈代和拉金表达了对罹难动物的深切同情，劳伦斯强调“众生平等”，而休斯将“适者生存”的思想全面而深刻地体现在他的创作中，因此，休斯笔下的动物都卷入了一场激烈的生死搏斗，这种机械性与劳伦斯笔下充满灵性的动物不同，好在休斯最终让自己那“出自于拒绝机械、功利和理性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想象力拐过了由战争阴影和进化论造成的“死角”，逐步调整自己对外部自然的观念和态度。随着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晚年的休斯接受了生态整体观，并深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抵达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即一个人与自然同生同存的世界。从这一点说，休斯承继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成为“延自布莱克和劳伦斯的英国反理性的浪漫主义思想传统的真正继承者”。

由此可见，从20世纪初哈代对遭遇不幸的动物的同情和对正在逝去的英格兰乡村生活环境的留恋，到劳伦斯动物诗歌中的“众生平等观”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控诉，到拉金对逝去的英国风景的慨叹和对工业文明和城市化对英国风景和英国人生存环境负面影响的批判，再到休斯对野生动物野性和力量的赞美及其后期生态诗歌创作中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保意识，可见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呈现了流变的另一个特征：由怜悯动植物遭遇、控诉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联系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见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已达到空前程度，“二战”对英国和英国人的心态造成前所未有的负面冲击，再加上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深远，以及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尤其是道家思想的传播，等等，使得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中的生态伦理观呈现纵深发展和流变趋势，越来越强调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以及人类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能动作用。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和发展以来，科技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严重的问题甚至灾难。在20世纪的英国以及全世界，科技加速发展，经济空前繁荣，但这是以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为代价的，表现在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无节制使用、对动物的虐待等，这些都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构成了威胁，如全球变暖、沙尘暴肆虐、酸雨频降、淡水资源匮乏、部分物种濒临灭绝、海平面上升以及海洋污染甚至地震海啸时有发生，人类和动物的整体生存环境空前恶化。在此危机之下，人类认识到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迫切性，并为改善生态污染和环境破坏做积极的努力，积极倡导从身边小事做起，如放弃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以减少环境污染，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实现绿色出行，尽量实现无纸化办公，夏天调高空调的温度，随手关灯、关电脑等以节约能源，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种一些绿色植物，放弃捕猎以保护珍稀动物等，为环境保护尽可能多做贡献。在此背景下，生态伦理学也作为一门学科迅速发展起来，并与文学创作和研究相结合实现跨学科发展，很多生态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迫切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自己的方式如生态文学创作或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呼吁人类为改善环境做出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如前所述，随着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文学的生态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发端，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到20世纪90年代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由于中国具有优良的生态哲学的传统，生态批评在中国如重返故乡般受到欢迎。国内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并在短短十几年中呈现井喷趋势，从研究内容看，包括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生态审美及生态艺术特性研究、生态思想文化维度研究；从研究对象看，既包括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涌现的生态文学的研究，又包括对古往今来所有外国文学作家作品中生态思想的研究，后者多是重新评价，揭示其被忽视的美学价值，对反生态思想和人类中心主义展开批评。

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中的生态伦理思想非常丰富，是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对生态环境的持久破坏以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等在文学中共同作用的结果。纵观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从世纪之初的托马斯·哈代到二三十年代的D.H.劳伦斯、50年代的菲利普·拉金，再到60至80年代的泰德·休斯，他们的生态诗歌中的生态思想都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西方文学文化传统，倡导地球中心主义，体现出对罹难动物的怜爱与同情，对人类残害动物等破坏自然行为的谴责，对人与动物平等关系的讴歌，对逝去的英国风景的怀念，对野生动物原始力与美的颂扬，以及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向往。此外，他们的生态思想发展还呈现了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维度拓展、伦理理念递进的流变趋势，主要表现在人与动物、自然关系由对立走向统一和谐共生倾向；以及由怜悯动物遭遇、控诉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并维持生态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以哈代、劳伦斯、拉金和休斯四位诗人为例研究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目的在于揭露工业化和科技文明的高度发达给其他生物和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鞭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深思诗歌中所蕴藏的生态意识和道德关怀，从而对世界范围内的读者有深刻的警示和借鉴作用。

此外，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和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有很多类似之处，如对动物的怜爱和同情，众生平等观，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儒家的恻隐之心，道家的类无贵贱，佛教的戒杀、放生和素食等如出一辙。中国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还包括孔子“畏天知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乐山乐水”的生命伦理情怀以及“弋不射宿”的生态资源节用观，孟子“仁民而爱物”的生态爱护意识和荀子“天行有常”的生态伦理意识；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包括老子“道法自然”的生态平等观、“天网恢恢”的生态整体观和“知常曰明”的生态保护观，庄子“至德之世”的生态道德理想、“物我同一”的生态伦理情怀和“万物不伤”的生态爱护观念。可见古今中外生态伦理思想的相通之处：遵循客观规律，节约有度，爱护动植物和大自然，珍惜生命，保护环境，以此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和人口的膨胀，新的环境问题不断出现，中西方生态伦理观在以上相通的总体原则基础上也注入了现代元素，纳入了新的内涵，因此，环境保护的具体做法应与时俱进，如节约用电、绿色出行、反对使用杀虫剂和保护物种多样化等；而且，环境保护不仅靠个人从身边日常生活的小事做起，还应该提升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上来，纳入各国国家战略发展方案中，形成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合力。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持续加重，地球可持续发展危在旦夕的背景下，通过分析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中生态伦理观的共同特征和发展态势，解析和借鉴古今中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克服固有的中西方传统文化偏见，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改善动物保护现状，深刻反思人与自然以及生存环境的关系，推进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和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既有深厚的中西方传统文化思想基础，又有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刻的现实意义，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各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今日中国正以负责任的态度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并做出庄严的承诺和坚定的行动。因此，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研究20世纪英国生态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以此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环保责任，是对当前的环境问题和人类生存现状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反思，也是对西方生态伦理学和文学实现跨学科发展经验的借鉴，更是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尽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