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世界，如果要指出一个对当代史学的主导观念、书写内容和研究方法均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那么非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莫属。福柯生于1926年，与本书所讨论的许多学者（譬如海登·怀特、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处于差不多同一个时代，但在许多方面，福柯的论著又对这些学者产生了许多影响。福柯未及花甲遽然离世之后，许多为他的学术思想写传的人士，并无法盖棺论定，确定福柯是一个哲学家还是史学家。他们的困境其实正好反映了福柯学术思想和贡献的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性。1989年，克莱尔·奥菲尔（Clare O’Farrell）写了一部福柯的思想传记，径直以“福柯：史学家还是哲学家？”为题，提出了这个问题。作为一部较早出版的福柯传记，该书提出的问题一直为学者关注，他们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中国古人有言，知人论世。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较好的办法就是从福柯的生平说起。

福柯出生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福柯的父亲是一位知名的外科医生，其岳父也是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他们的宗教信仰不算太虔诚，不过幼时的福柯曾在教堂做过辅祭（altar boy），即辅助教父布道的男孩，应该与教父有许多接触，比一般的小孩更熟悉天主教的教义。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像福柯那样有过辅祭经历的男孩，长大之后颇有反叛的精神，对天主教产生了许多不满。福柯显然也有这一倾向。他自己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反叛的问题少年，不过由于母亲的坚持，他接受了严格的中小学教育。二战结束之后，20岁的福柯成功地考入了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所高等师范大学，其校友名人众多，在文科领域有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路易·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1918-1990）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等世界闻名的一流人物。

福柯在求学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性格内向缄默，读书兴趣广泛，深入阅读了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著作。他思想十分左倾，与路易·阿尔都塞关系甚密，并一度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者，情感生活与人不同，这也增强了他的反叛精神。福柯违逆了父亲的意志，不愿接班成为医生，决定以学术为业（顺便提一下，他弟弟后来成了医生，完成了他们父亲的意愿）。不过福柯那时尚未决定往哪个方面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一生都不想在一个已定的学科之内专攻自己的学术，而是想突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探讨更为宏大的知识论的问题。他死后人们难以给他定位，也反映了他学术追求和兴趣的广泛。反过来，福柯的思想因涉及多个领域，使他成为当代学术界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本章的写作，希望侧重福柯对当代史学的影响，将他的思想和学术置于史学史变化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和分析。

1960年以前即福柯34岁之前，他的求学、求职之路颇多曲折。承路易·阿尔都塞的帮助，他曾在巴黎高师讲课，之后去了瑞典著名的乌普萨拉大学和波兰的华沙大学任职，同时努力撰写他的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论文。福柯的这段经历，其实也不十分特别，因为许多法国学者都有相似的经历。与他们相比，福柯还算相对幸运，因为在1960年他谋到了一个稳定的教职，在巴黎郊外的一所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同时完成了他的国家博士学位论文《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Folie et Déraison：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中译名为《古典时代疯狂史》）。这是一本近700页的巨著，不过许多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论文都有差不多的规模。1964年此书出版了缩写本，不久之后又有了主要依据缩写版而译成的英文本——《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一书出版之后，毁誉参半。但福柯有了稳定的教职，此后又接连出版了《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感知考古学》（Naissance de la clinique：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和《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两本著作，而后者让他声名鹊起，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那年他正好40岁。

对于一个文科学者来说，福柯能40岁成名，并不多见。他的成功，与他自身和当时时代有关。如上所述，福柯从小便是一个反叛者。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他求学时落落寡合，性格孤僻甚至怪异。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学术生涯的初期，正好是20世纪60年代，那时左翼思潮汹涌澎湃，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女性主义运动此起彼伏。福柯孤傲反叛、独具一格的性格、性情，使他独具慧眼，看到了西方社会和学术传统的核心问题，然后从几个方面做出批判性的思考，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学说。

“古典时代”是他上述几本书都关注的时代。从字面上说，这个词语容易让人误解，因为一般而言，“古典时代”在西方历史上指的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时代，但福柯指的是18世纪和19世纪。他在《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的副标题中，用的是“理性时代”，这就能比较清楚地说明他用这个词的原意。当然，从西方音乐的发展来看，那个时代是所谓“古典主义音乐”的时代，所以中文译成“古典时代”也未尝不可，不过在英文中，“classical”也有“经典”的意思。福柯关注这个时代，特别是这个时代的知识传统，其实就是针对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理性主义的。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时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它积累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知识成就，充分运用理性，逐步形成了一个知识系统。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奠定了西方现代学术，因此从广义上而言，思想和学术领域的现代性便是基于启蒙运动的思想之上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西方人开始怀疑启蒙运动所勾勒的世界历史走向，特别是历史进步的观念以及这一观念的普遍性，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便是其中一位。上面已经提到，福柯在年轻时代，饱读诗书，但在众多的思想家中，尼采显然对他的思想形成影响最大。像尼采一样，福柯深刻怀疑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想的遗产；他的一生都以这一思想传统的批评者的面目出现。

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综合反映了他博览群书的经验，涉及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和史学等诸多领域，因此此书并不易读。有的评论者指出，此书买的人比读的人要多好几倍。换言之，此书之所以成为一本畅销书，与当时的文化氛围有关，我们将在下面再论。《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虽然难读，但其主要内容并不难以概括。福柯写作此书的立场可以从该书的副标题看出，就是要对人文科学的近代发展做一个“考古学”的研究。福柯所谓的“考古学”抑或“知识考古学”，就是要深挖某种知识、某个理念形成的具体、特殊的背景。于是，他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提出了“认识型”或“知识型”（épistémè）的概念，即某个时代被众人认可的知识类型，以人与物即自然的关系为主。福柯进一步指出，自16世纪以来，西方产生了一个“认识型”，而自17世纪中叶开始，即福柯所谓的“古典时代”，出现了一个新的“认识型”。但从19世纪初开始，这一“认识型”发生了突变，变成了“现代性”（la modernité）。毋庸讳言，福柯想要批判的主要就是这一“现代性”，因为他断言，在“现代性”中，人将走向消失或终结。

对于这些“认识型”的转变，福柯用了抽象的甚至晦涩的语言来解释，让人颇难理解。但他的主要关注点是语言功能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形塑了人们的认知。比如在第一个“认识型”阶段，语言基本是透明的，能相似地表现所指称的事物，但到了“古典时代”，语言所构成的知识逐渐体系化，由此“词与物”的关系脱钩，于是文化重组了。而这一重组的结果只是语言所构成的表象，不是真实的世界和历史，因为语言成了符号，其指称作用不复存在。以历史学而言，原来充满变数、复杂不定的历史过程，变成了“大写的历史”，即按照一定的规律演变、一线发展的历史进程。简言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构筑了一种理论体系，用以普遍地解释世上所有的现象，康德、黑格尔的学说便是显例。在许多人看来，正是因为这些古典哲学家的努力，世界上的一切都说得通了。若用福柯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同”（le même，或同一性）笼罩了一切，而“异”（l’autre，或差异性、他者）消失得无影无踪。

换言之，当前人对启蒙思想家和古典哲学家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普遍性赞不绝口的时候，福柯像尼采等人一样，反其道而行之，力图对他们的学说全面抵制、完全拒绝。举例而言，黑格尔用理性的扩展来解释人类历史的演进，成为“大写的历史”的一个典型。如果用福柯的语言来描绘，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同”的集中体现，因为黑格尔主张人类历史将百川归海，向着同一个方向行进。福柯则认为如果让这些系统的哲学体系统治我们的思想、行为，那么人就不再是人，人就会消失、死亡了。在一定的意义上，福柯的思想与马克思有关人的“异化”理论有可比之处，虽然在福柯眼里，马克思的学说同样代表了一种理论体系，限制了人的自主思维。

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从分析语言的结构及其与事物的指称关系出发，抨击了启蒙思想的体系性。《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出版之后，法国学术界和媒体将之视为语言学中结构主义流派的一本著作，福柯因此被称为结构主义者，与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齐名。虽然这一定位有助于《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成为一本畅销书，但福柯后来对此说法存有异议。如法国史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指出的那样，福柯反对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但他并不认为在语言之外，真理就不存在。福柯更感兴趣的是寻求具体场景、时代的真理，他以“考古学”或后来的“系谱学”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希望发现每个时代的“认识型”，“因为所有的概念都必然是生成的”，均是例证。

福柯既然对“同”如此不满，那么如何纠正、克服这种求“同”的思维和传统呢？福柯的不少论著便是最好的回答，那就是寻求为“异”，即为他者写史、正名。的确，从他写作博士学位论文开始，福柯的选题就与常人不同，研究的是“边缘问题”。如果说在尼采眼里，19世纪的历史学是“纪念的历史”或“纪念碑式的历史”，以“高、大、上”的主题为对象，那么福柯则反其道而行之，专门选择在这些主题之外的历史进行研究。《古典时代疯狂史》是福柯在这一方面的开山作和代表作。如上所述，所谓“古典时代”指的是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即理性主义高扬的时代，但福柯发现，这一理性主义有一个丑陋、丑恶的对立面，那就是疯狂或非理性。他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从麻风病在欧洲的传播及其控制开始，指出在麻风病肆虐的时代结束之后，那种将麻风病人收容和隔离的做法被留存了下来，如1656年法国建立了“收容总署”，对精神失常的人加以监禁。福柯这样形容这一过程：

它们（麻风病院——引者注）自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就已空无一人，但到了17世纪，却突然恢复使用，重新享有幽暗的力量。古典主义发明了监禁体制，有一点像中世纪发明了麻风病患的隔离；而这些患者所留下的空位，便由欧洲世界的新人物所占据：那就是“受监人”（internés）。麻风病院并不只有医疗上的意义；这个放逐的举动，打开了受诅咒的空间，发挥着许多其他的功能。监禁的举动也不会比它单纯：它也具有政治、社会、宗教、经济和道德上的意涵。和它有关的，可能是古典世界整体中的某些本质性结构。

这段话十分重要。福柯在其中想指出的是，收容和监禁成了古典时代的一个手段，用来对付所有不符合理性的人。他在书中举例说明，其实“受监人”远远不止所谓精神失常的人，许多穷人、罪犯也遭到同样的对待，而当时对精神失常的定义也十分武断，体现了一种权力。因此他说监禁作为一个体制，有着“政治、社会、宗教、经济和道德的意涵”，同时又反映了那个理性主义时代的“本质性结构”。福柯的这一分析，使人清楚地看到他对理性主义的尖锐批评。

福柯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在那个时代，即使是理性的行为，如果不符合社会的规范，也会有可能受到监禁。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声称她永远不会爱她的丈夫，因为她认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和感情都可以自由处置。这女子的所作所为，虽然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但别人不得不承认这是她个人理性思考的结果。不过这一做法，会让她遭受监禁、牢狱之灾。福柯因此这样解释：“理性主义甚至可以吊诡地去设想一种疯狂，其理性未受扰乱，但只要生活中的道德失序，而且心志不纯，那么疯狂就显然存在其中了。”

通过《古典时代疯狂史》的写作，福柯揭露了理性主义时代的另外一面，即理性的他者的历史及其对理性的反作用。他在书中还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了在监禁制度下人们对“自由”这一概念的新认识，指出这种新认识对监禁制度的结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写道：“探讨疯狂问题的观点，不再是理性和秩序，而是自由个体的权利；任何强制，甚至任何施舍，都不能损害个人的自由权。”他用这一事例说明，对“异”即他者的研究，会让人增加或改变对“同”的认识。在之后写作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的前言中，福柯对他写作《古典时代疯狂史》有一个简要的说明，揭橥了他为他者写史的主旨。

癫狂史将是“异”之历史，“异”对一个文化来说，同时是其内在的而又陌生的东西，并因此通过隔离（为了减少其差异性）而将其排斥（以便驱除内在的危险）；而物的秩序的历史则将是“同”之历史，“同”对一个文化来说，既散布各处又相互关联，因而被分门别类，被集合成同一性。

在写了《古典时代疯狂史》之后，福柯又写了《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感知考古学》（简称《临床医学的诞生》）。这两本书主题多有相似之处，都试图从观念的生成出发，探讨理性主义时代的现象。似乎有必要一提的是，福柯违逆了其父亲的意志，不愿继承家业，成为一个医生。但他早年的治学，却与医学有关，可见他在这方面还是下了不少功夫。同时，他也专研心理学，并曾在心理学系任教。《古典时代疯狂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反映了他在医学和心理学这两个领域的兴趣。更确切地说，福柯写作这两本书，基本路径是探究那个时代人们对疯狂和病人的心理构建。对于前者，他的立场是：疯狂并不是自然的现象，而是人们观念的产物，而且这一观念随着历史的变更而变化。对于临床医学，他也努力追溯人们对医院和病人观念的改变。为此，福柯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医学的凝视”，其含义是指在中世纪，欧洲人虽然认为灵魂和肉体有所区别，但认为一个人若得病的话，往往与灵魂相关，如因为恶魂附体，等等。通过“医学的凝视”，理性时代的医者将病人的身体与病人本身，即其认同做了区分，由此导致了临床医学乃至解剖医学的诞生。福柯这样形容道：“十八世纪医生总是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与病人的对话，‘你怎么不舒服？’（这种对话有自己的语法和风格），但是这种问法被另一种问法所取代，‘你哪儿不舒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临床医学的运作及其全部话语的原理。”显然，前一种问法将身体与人本身连在一起，而后一种问法则将身体孤立起来看待了。

福柯指出，临床医学的诞生，似乎表现了一种医学史，甚至历史的进步，但其实不然。他指出这一“进步”，抑或更精确地说“变化”，表现了一个“认识型”上的突变（尽管他要到写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的时候，才会系统地讨论“认识型”这一概念），但究其根本，只是一种话语被另一种话语所改变；新的话语只是比较体系化而已。福柯这样写道：

十九世纪初，医生们描述了千百年来一直不可见的和无法表述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冥思，重新恢复了感知，也不是说他们开始倾听理性的声音而抛弃了想象。这只是意味着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关系——一切具体知识必不可少的关系——改变了结构，通过目光和语言揭示了以前处于它们的领域之内或之外的东西。词语和事物之间的新联盟形成了，使得人们能够看见和说出来。

换言之，福柯指出近代的临床医学，看起来从经验（解剖身体的各个部位并加以仔细检查）出发，似乎比以往的医术更加实证和科学，但其实没有表现出巨大的进步。他所关心的是病人，即这本书中处理的他者是如何成为研究的，也即“医学的凝视”的对象而被高度异化，因为有关疾病的知识高度分类化、分科化了。其实我们不难理解福柯对现代医学的批评。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有病痛，中医往往会将这一病痛与身体其他部位有机地结合起来分析其病原。但如果我们去现代医院，那么会有十分不同的经验：病人常常被要求到各个科室去检查、做化验。在这样高度分科化的体系下，出现了类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形，医生和病人对其病原，并无法获得全面的了解。

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展现了他的医学和心理学的知识，但他写作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批判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探究一种新的认识论。他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他之后的《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Naissance de la prison）和《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亦有《性经验史》等其他译名）等著作，虽然主题不同，但我们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将这些著作综合起来考察，以求总结、分析福柯在历史学观念和方法上的深远影响。

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特别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频繁地使用“话语”（discourse）一词，并将之与“语言”相区分。福柯对“话语”的基本看法是，它是获取知识的基本手段，与事物有一种初步的对应、相似关系（我个人认为与中文里的“说法”含义更为接近），因此是具体的和历史的。而“语言”在他眼里就有体系和抽象的性质，其历时性使其具有非历史的性质。同理，福柯也区分了历史和大写的历史，前者是个别的、孤立的，而后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历史哲学，或者元史学，反映了历史学家、思想家对历史的整理和解释。同时，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又引入了“突变”或“断裂”（rupture）的概念，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其“认识型”，而从一个“认识型”到另一个“认识型”，其间经过一个突变和断裂，而不是前人认为的层层积累、源远流长。通过强调和使用“话语”和“突变”，福柯凸显了他质疑和挑战形而上学的立场。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在物之上，有一个经久持续的理念。自尼采以来，胡塞尔、海德格尔等20世纪的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形而上学加以反省和批判，福柯不仅延续了他们的批判，而且从诸多方面，将这一批判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摒弃形而上学，对历史学而言，便需要质疑近代史学的主导观念。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之后所写的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挑战了近代史学的传统。如果说他的《知识考古学》是一本方法论的著作，那么他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和《性史》则是这一方法论的实践和深化。与《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的成功相比，《知识考古学》出版之后反响平平，但对历史学的影响十分重大和深远。像尼采一样，福柯对近代史学的既成模式十分不满。他创造性地使用“考古学”这一概念，就是要挑战近代史学已经形成的模式。福柯指出，近代历史学，特别是思想史的研究，注重的是人类历史的外表的连续性和内含的一致性。他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宣称“人的死亡”，希望跳出历史研究中将人视为当然主体和中心的传统。对于福柯而言，人成为历史的中心，主要是因为人所创造和使用的语言，而语言有历时性，自成一个貌似抽象完整，似乎自圆其说、一脉相承的体系。在《知识考古学》中，他的质疑针对的就是人的历史之连续性和一致性。福柯写道：

我接受历史给我提出的这些整体，只是随即对它们表示质疑；只是为了解析它们并且想知道是否能合理地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或者是否应把它们重建为另一些整体，把它们重新置于一个更一般的空间，以便在这个空间中驱除它们表面的人所熟知的东西，并建立它们的理论。

连续性的这些形式一旦被束之高阁，便打开了整个领域。这是一个宽广的，然而又是一个可确定的领域，即：它是由实际陈述（口头的和书面的）的整体在它们的散落和在各自所特有的层次上构成的。

那么如何质疑历史的连续性呢？福柯的办法是摒弃语言，代之以话语，甚至“陈述”（déclaration，英文为statement），因为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而话语是陈述的整体。它们两者都是历史的，只是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相联系。用更通俗的话来表述，人的知识来自对事物的观察，将其表达出来就构成了陈述，而许多陈述整合起来，就形成了知识，即福柯所谓话语。近代的历史学家希望将这些知识整理成体系，看出其完整性、连续性和一致性，福柯概括道：“思想史是一门起始和终止的学科，是模糊的连续性和归返的描述，是在历史的线型形式中发展的重建。”他认为，这些概括是虚妄的、牵强的。他提倡知识的考古学研究，便是想探究话语的构成，将原有的知识重新整理。他这样形容考古学与思想史的不同：“考古学的描述却恰恰是对思想史的摒弃，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这里的“已说出的东西”，无疑指的就是话语，因为对事物的陈述和说法已经存在了。这也就是福柯上面所说的知识是一个“可确定”的领域，可以成为“考古”的对象。

确定了知识考古的对象，接着就是讨论如何具体实施。福柯的想法是挖掘话语构成的层层结构，即人们如何用陈述来描述所见的事物和事件。他指出这一考古的工作，其实需要考察四个层次：第一是事件层，第二是出现层，第三是派生层，第四是话语层。换言之，这是一个展现从陈述到话语的知识生成的过程，其路径是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即不是将陈述积累起来的知识连贯起来考察。福柯所注重的恰恰是事件与事件、话语与话语之间的不连贯性，抑或断裂。他这样写道：“考古学不认为能解释首要和最终的内容，也一定能解释所有其他的东西；恰恰相反，它认为相同、重复、不间断与断裂一样，问题多多。”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开始就描写了一个历史的“断裂”。他描述了1757年，一个试图谋杀国王的罪犯如何在巴黎的教堂广场被四马分尸，场面十分血腥、残暴。然后他展示了80年后法国的一份囚犯作息表，其中显示监狱对囚犯进行文明的管理，多次要求他们洗手之类。易言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欧洲人废除了原来杀一儆百的公共处罚，代之以相对宽松的处罚，那就是将罪犯监禁，所以书的副标题为“监狱的诞生”。按照近代史家的写法，这一转变或许会被解释成历史的进步，体现了理性主义的高歌猛进，但福柯认为不然。他写这本书的意图是在历史表象断裂的背后，用考古深挖的手法，展示其深度的层次，那就是权力。福柯认为，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将重犯公开处决，或许除了希望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

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因此，在17世纪，甚至在18世纪初，公开处决及其全部恐怖场面不是前一个时代的挥之不去的残余。它的残忍性、展示性、暴力性，力量悬殊的演示，精细的仪式，总之，它的全部体制都蕴藏在刑法制度的政治功能中。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出版于1975年，与《知识考古学》相距六年。其间他在学术生活中出现的变化，或许可以解释他对权力的重视。首先是他学术上的成功。在出版了《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之后，福柯变得名闻遐迩，他的其他著作也凸显了他渊博的历史知识。福柯对疯狂、疾病等“边缘问题”的关注，其实与法国年鉴学派的意图类似，后者也挑战近代史学，希望突破以政治、事件和人物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模式。无怪乎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出版之后，尽管起初评价不一，但称赞他的人中就有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及其弟子、该学派第二代的大师级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

1969年福柯参选法兰西学院，布罗代尔等人也支持了他，最终他以微弱多数击败了其他竞争者，如年长于他的著名诠释学家保罗·利科（Jean Paul Ricoeure，1913-2005）。福柯成为法国学术尊贵殿堂中的一员，并在之后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同年他写作了《知识考古学》，在1971年又写了《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一文，注意到了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并开始用“谱系学”取代“考古学”作为研究的方法。而在学术之外，福柯的生活亦多有起伏。他与丹尼尔·德菲尔（Daniel Defert）建立了同性恋关系之后，曾希望对方到他所在的学校任教未果，因此两人于1966年去了突尼斯。1968年福柯回到了巴黎，正好赶上学生运动的“五月风暴”。福柯与学生们并肩战斗，多次上街示威，抗拒警察的干预。上述这些经历，有助于他切身体验权力的无孔不入。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这（写作此书）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换言之，福柯不想采取近代史家的立场，从现在的角度审视、总结过去。他想做的是，用历史来说明现在。他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虽然从一个残暴的场面开始，似乎为了表现过去的黑暗、野蛮，其实他整部书的内容，是在描述和检讨权力形式的转换。如果公开处决罪犯昭示了国王或政府的权力，那么取消这一传统没有改变权力的性质。监狱的诞生只是一个内容，更重要的是整个刑法制度的逐渐形成以及支撑它的理论体系，使得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达到了无所不至的地步。《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译成英文的时候，福柯特意指出书名应该用“规训”（Discipline）而不是法文的原文Surveiller，其原意是“监视”。这一指示含义十分明确，那就是随着时代的演进，权力普遍化了，所有约束人的行为的举动，都展现了权力。福柯指出，现代国家对社会规范的各项规定，并通过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来落实，都是其中的显例。简言之，血淋淋的公开处死的确不见踪影了，但在现代社会，人们只要在行为上稍有过失，便会受到各级训诫和各种惩罚。

如果说《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处理的主要还是公领域的权力——学校教育和各级考试均体现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福柯未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性史》，则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人生活中私领域的权力。毋庸讳言，性和性生活是人生活中最私密的领域，应该是完全属于私人的，一般人也羞于向别人开口。但福柯指出，权力无所不在，在这一领域也发挥着作用。他的《性史》也从历史的“断裂”开始，其第一卷第一章题目为“我们是‘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这是他的开头：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忍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规范，至今仍然如此。这位一本正经的女王还出现在我们性经验的徽章上，矜持、缄默和虚伪。

在17世纪初叶，人们对性还有几分坦诚。性生活不需要什么隐秘，言谈之间毫无顾忌，行事也没有太多的掩饰。时间一长，大家对这些放肆的言行也见怪不怪了。如果与19世纪相比较，对于这些粗野的、猥亵的和下流的言行的约束要宽松得多。那时，人们举止袒露，言而无羞，公然违反礼仪规范，裸体示人和随意做爱，对此，成年人开怀大笑，夹杂在大人们中间的小机灵鬼们也毫无羞耻和局促之感。

显然，他用这个对比的方式，来形容自古典时代、理性时代以来人们在性观念上发生的巨变。不过他在之后笔锋一转，指出虽然在表面上人们对谈论性、性生活、性经验讳莫如深，但其实有关性的话语，自那时开始出现了一个爆炸式的增长。福柯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比如因为性的禁忌，性出现在教士的守则中；性也进入了学校教育，对儿童、学生提供性的知识；而禁忌谈性又造成了性文学的流行。但福柯更关心的是性的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国家发现有需要对人口进行管制，因此对生育率、婚姻率加以研究，制定法律、规则等。而现代医学也相应地对性活动做了大量的研究，试图揭示性生活的正常与否，等等。总之，现代的性话语形成了一个体系。福柯这样描述：

中世纪围绕着肉体和忏悔实践的主题组织了一种非常单一的话语。最近几个世纪来，这一相对统一的话语遭到了解体、分化、减少，而在人口学、生物学、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道德、教育学、政治批判等领域里却出现了话语爆炸现象。……从18世纪以来，在理性话语对性的客观化与人人都努力说出自己的性的运动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对峙、冲突、调整的努力，重新记录的企图。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根据连续的扩张来讨论这一话语增长；我们必须从中看到这些话语中心的扩散、它们的形式多样化和维系它们的关系网的复杂分布。……围绕着性，形成了一张把性纳入到多样化的、特别的和强制性的话语之中的网络。

这段话呈现了福柯研究《性史》的主旨，那就是从知识扩张的角度（注意不是知识连续的积累，而是爆炸式的增长），揭露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并指出这一权力关系无所不在、无所不至，让人无法摆脱、无从逃避。这也是他谱系学研究方法的典型表现。福柯对理性主义、现代社会的批判，可以说在此显露无遗，毫不留情。许多他的研究者猜测，福柯的这种与现代性绝不妥协的立场，可能与他同性恋的倾向及其个人的挫折经历有关（比如他考了两次才进入法国高师、参选法兰西学院有不少人反对等）。这些猜测有一定道理，但有待通过新的方法，如近年兴起的情感史的研究来进一步地论证。

不过有一点似乎无可怀疑，福柯作为一个学者，其生活和学术无法分开，而是相互作用。20世纪70年代之后，福柯的国际声誉日隆，多次受邀访问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以美国而言，1971年他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担任法语访问教授，之后又访问了其他大学。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几乎每年都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课和研究。该大学旁边的旧金山为美国同性恋活动的一个中心，福柯在那里如鱼得水，吸毒和参加各种性派对。他的《性史》第二卷和第三卷以快感、性爱为对象，讨论人们性活动的形式、观念及其自古代经中世纪以来的变化，反映了他那时生活的一个侧面。不过不幸的是，福柯的性爱活动，让他罹患了艾滋病。1984年，年仅58岁的他猝然逝世，使他未能完成《性史》的第四卷。对于他早逝的原因，医院和友人都讳莫如深，可见那时的人虽然已经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但对同性恋及其他“异于寻常的”性活动仍然三缄其口，忌讳公开谈论。由此或许可以说，福柯指出知识作为权力之手段，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确有道理。

以上对福柯学术和思想的讨论，显然过于简略，但还是能看出他对当代史学的全面和深远的影响。在此我们对本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权做一个结尾。

首先，福柯改变了近代历史学的主旨。自18世纪以来，西方的历史学循着启蒙运动思想家开拓的方向，试图发现和揭橥人类历史演化的规律。这种意图被福柯归纳为“大写的历史”而加以摒斥。他强调历史的断裂和突变，目的是指出历史一线进步、连续发展的理念，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只是一种语言的构造系统。

其次，福柯虽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从未在大学讲授历史，但他的治学路径从广义上而言是历史的；至少福柯想通过考察历史的题材，来分析、解释现实。不过他与近代史家的区别也十分明显。从探寻历史规律的目的出发，近代史家热衷揭示历史活动的主线，因此将政治体制的建设和民族国家的构造，视为历史研究的主体。而福柯反对“大写的历史”，其选择研究的对象都是边缘的、异类的，如疯狂、疾病、身体、性等。饶有趣味的是，福柯所研究的这类题材，恰恰预示了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史学界出现的诸多新潮，诸如医疗史、性别史、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等。福柯继承尼采，挑战了以人为中心、本位的史学撰述，又在近年促进了“后人类史学”的研究。福柯对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功莫大焉！

复次，由于开拓了崭新的研究领域，福柯也相应地革新了史学的研究方法。近代史学的一个基础就是通过研究语言文字所记录的材料来获取关于过去的知识，文艺复兴以来文献学（philology）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近代史学方法的主要内容，其做法是通过文本的比较、文字的考订来确定文献的真伪，由此重建对于过去的知识。而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历史学那种依赖文献的做法已经过时了，需要做的是扩大史料的范围，将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能承载记忆的东西都包含进来。他提倡用话语取代语言，通过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来考察话语的构成和网络，可以说直接导致了历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换言之，自此之后，许多史家已经不再认为语言能透明、准确地记录史实，也不认为历史书写能心如所愿地重构有关过去的叙述了。

最后，福柯后期的著作，侧重揭示知识，特别是近代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所建构的知识体系背后的权力架构和网络。他尖锐地指出，没有一种知识是客观的。关于这一观点，他的立场和说法十分激进、明确，那就是：

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所以，知识和权力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一句话，权力就是知识。按照这样的思路，近代史学追求客观治史的高尚理想，被批得体无完肤、无从招架。回到本章开始所问的问题：福柯是一位史学家还是哲学家？克莱尔·奥菲尔的回答是，“福柯是一位写作历史的哲学家，并把历史改造成了哲学”。这是颇为周全的评论。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福柯这一旨在改造史学的历史哲学，其内核是彻底否定、完全拒绝近代史学的模式，显然有其偏颇、极端的一面。但这种极端、激烈甚至荒唐、荒谬，却如一剂猛药，让西方人从以前对其文化中的历史意识沾沾自喜的状态中，蓦然惊醒，不得不重新出发。由此缘故，福柯是当之无愧的后现代史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