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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视野下的中亚研究:范式与转向 收藏
简 介:本书把中亚放在全球史的大视野上,从理论、方法、具体问题上讨论了中亚史研究。第一篇为“‘一带一路’与区域研究”,在“一带一路”的视野下,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审视古代史上中亚地区的历史地位,强调中亚地区是古代连接欧亚大陆的中心;第二篇“重思‘中亚’”,主要论述前近代18—19世纪的中亚历史;第三编“转型中的‘中亚’”,以学术史为主,讨论我国中亚史研究1949年以来相关的学科建设、范式与话语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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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华西的植物研究与人类学(1920~1937年)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本书主要讨论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任职于华西协合大学的部分学人在华西地区展开的植物研究。作者将这些学术活动置于其时的社会思想情境中考察后指出,这类研究在与同时期博物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交互往来中,从一开始便与华西地区的人文-自然世界发生着较为直接和频繁的互动。而在各种关系互动中展开的华西协合大学人类学研究,逐渐凸显出其以博物学为底色的特征,此一特征在后来华西的人类学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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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华西的植物研究与人类学(1920~1937年)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本书主要讨论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任职于华西协合大学的部分学人在华西地区展开的植物研究。作者将这些学术活动置于其时的社会思想情境中考察后指出,这类研究在与同时期博物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交互往来中,从一开始便与华西地区的人文-自然世界发生着较为直接和频繁的互动。而在各种关系互动中展开的华西协合大学人类学研究,逐渐凸显出其以博物学为底色的特征,此一特征在后来华西的人类学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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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 华西的社会学与人类学(1942~1945年)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华西的植物研究与人类学(1920~1937年)
简 介:中国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发轫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之中,“从清季办新学堂始,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逐步确立”。和其他学科一样,人类学也是在这样的一股思潮中逐渐被国人所熟知,并最终在这一学科体系确立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定位。回顾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发展史,无论是早期译介阶段严复等将“进化论”译为“天演论”、把“社会学”译为“群学”的尝试,还是创立与发展阶段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家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历史上的经典,如《礼记》《仪礼》等进行研究和解读;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而后波及大陆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讨论,还是现阶段一些学者关于“中国式社会理论”的探索,中国人类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事着一种“别样”的人类学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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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研究与华西人类学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华西的植物研究与人类学(1920~1937年)
简 介:1940年之后,传教士主持的学术活动在华西坝上的维系面临的困难较之以往要复杂得多。经费紧缺成为困扰《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出版的一大难题,1946年,若不是得到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的资助,杂志B卷几乎难以刊行。但在学会的努力下,杂志一直维系到四川解放初期。据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观察,四川解放前后的华西协合大学在历经四十年风雨之后,竟成长为华西最好的大学。医学系的标准按照西方执行,在全国都鼎鼎大名,理学院和社会学系在国内也有一定影响。尽管华大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这两个机构均能维系到1950年,但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会组织结构就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1940年,杂志以“人文”与“自然”两卷“分而编之”的事实多少说明此时学会已由以博物学为基础的研究悄然过渡到以科学化、专业化研究为主导的阶段。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以传教士为主体的研究者所培育起来的博物研究传统从其时的华西坝上消失殆尽。此种学术思想在嬗变中的延续自葛维汉入掌华大博物馆时就已有“征兆”,华大人类学研究由博物学风格向专业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葛维汉进入华大之后的诸种“变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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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传教士植物研究的转向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华西的植物研究与人类学(1920~1937年)
简 介:在前面几章,笔者主要考察了1920~1937年华西协合大学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植物研究的相关议题。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上述传教士的植物研究所具有的三个较为明晰的特征:(1)它是华大外国传教士所从事的博物研究中的一部分;(2)它是一种业余研究,有的还表现为对某种博物学风尚的附和;(3)这种宽泛意义上的博物学研究与其他诸学科交叉甚多,尤其是人类学(的宗教研究)。1937年前后,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植物研究开始发生转变。本章旨在描述和讨论此种转变的相关面相。在开始讨论之前,有必要重申笔者前文所持的方法论。在导论中,笔者曾声称要将1920~1937年此一时段的华西植物研究放置在其前后左右之关系中考察,既注意本著所选时限前后的相关研究概貌又考察时段内华大植物研究与其时相关研究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实际行文中,无论是在文献使用还是对相关“思潮”的讨论,笔者对所讨论时间段时有逾越。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导论部分所交代的“为了避免化约华西植物研究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之外,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学术思想的延续性这一事实。下文中,笔者将对本著所述传教士植物研究和其所处社会思想语境等方面的关系做进一步讨论,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种植物研究在华西坝的“命运”。在讨论时,笔者考虑到相关的社会政治背景,但也无意过多纠缠于此一“背景”,如葛兆光先生所言:“思想与学术常常越前或滞后,它不必与社会政治贴身紧逼,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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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的植物研究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华西的植物研究与人类学(1920~1937年)
简 介:华西的人文、地理等因素复杂多样。自晚清起,在华的外国研究者,尤其是传教士接踵前往该地调查、探险或展开相关研究,其中不少研究并未完全被归置到严苛的学科壁垒之内,而是彼此交织,具有明显的博物学风格。这种博物学风格在华西协合大学传教士的植物研究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本章将讨论导引传教士此种博物研究的宇宙观基调及其具体研究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所生产的相关文本进行解析,试图较为立体地呈现其植物研究的诸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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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植物研究的区域及其依托机构概述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华西的植物研究与人类学(1920~1937年)
简 介:华西(West China),通常意指中国西部,不过本著采用的“华西”与之稍有不同。首先,本著所述的“华西”既是一个地理学概念,也有着历史文化区域的内涵。次之,“华西”这一指称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西部的一个“他称”,其时国人虽亦用此称,但同时也使用“中国西部”等类似的词指涉此一区域。1917年,传教士J. L. Stewart认为华西主要是指其时的四川、贵州与云南。而在1923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第一任主席莫尔斯(William Reginald Morse)在其主席演讲中则认为“学会”的研究区域主要是四川与西藏的交界处,“尤其是西部与南部交界的区域”。本著所用的“华西”一词,所指不仅仅包括二人所说之范围,并时有超出此范围之处,其与今日之中国西南大致吻合。接下来,笔者将对华西的地理、地貌、历史、文明、地方社会以及传教士所主要依托的研究机构等诸方面做一简单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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