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时候，查尔斯·金在《石板》杂志（Slate）历史版块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如果敖德萨那位高级官员的妻子柳波夫·吉尔斯（Lyubov Girs）还活着，就会惊讶地发现，这座乌克兰港口城市正在发生的火灾和街头冲突和她1905年时在日记里记述的场景是多么相像。

查尔斯·金认为，与乌克兰危机的任何其他方面相比，敖德萨的暴力——发生于乌克兰西南部，而不是更动荡的东部——突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乌克兰公民越来越生活在平行的宇宙中，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说着哪种语言、是否拥有自由的媒体。每一次暴力行为都强化了对根源说、集体忏悔和外国阴谋的叙述。双方的极端分子都为对方贴上了非人道的标签：“法西斯分子”和“分离主义者”、“超人”和“甲虫”。新近的不满加上一套现成的关于自己英勇和未被欣赏的过去的故事，不正是内战的开始吗。

“敖德萨人很久以来就不断在自己的历史中犯错，不过，这并不总是一件坏事。”查尔斯·金如是说。

敖德萨是乌克兰气质体现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它是一个多语种城市，以多元文化为荣，对俄罗斯文化感到舒适，但又因为与之若即若离而感到快乐，对别人关于伟大和悲剧的宏伟叙事持怀疑态度。如果说乌克兰有能力拯救自己，而不仅仅把每一个障碍都视为俄国/俄罗斯干涉的产物，那么这就是敖德萨。“这就是为什么暴力蔓延到这个历史上的国际大都市是令人震惊的、独特的对乌克兰糟糕状况的象征。”

这座城市始建于1794年，长期以来一直陶醉于作为一个后起城市的新鲜活力中。它将目光投向黑海和穆斯林世界，旨在向外国观众展示俄罗斯帝国的辉煌。19世纪，小麦从乌克兰内地大量进入这座城市，再运向地中海和其他地区的饥渴的市场。一些家族在航运和商业领域发了财。犹太商人发现，自由自在的港口是华沙和维尔纽斯等犹太文明旧中心之外的一个更自由的选项，犹太人可以逃避传统的严格要求，找到宽容的怀抱，甚至可能完全融入俄罗斯帝国的文化中。到19世纪末，他们构成了敖德萨四分之一的人口。

然而，和在俄罗斯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反犹暴力就像是敖德萨每年的春祭那样反复上演。1905年，犹太人首次反击，这一变化产生了柳波夫·吉尔斯等人亲身经历的街头暴力。是敖德萨大屠杀帮助了右翼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城市中被殴打、谋杀和纵火的消息在世界各地引起反响。

但是，关于敖德萨悲剧的最著名的电影却跳过了这一切。在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发生20年后，苏联电影制片人谢尔盖·爱森斯坦受命创作一部庆祝第一次俄国革命的作品——起义也在1905年短暂削弱了沙皇的权力，并促使帝国国家杜马的成立。爱森斯坦选择将他的电影定位在敖德萨，而不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他选择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事件——一个沙皇巡洋舰上的兵变——作为核心。最终拍摄成了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其在敖德萨著名的户外阶梯上的屠杀场景大概成了电影史上被借鉴模仿最多的一组镜头。

爱森斯坦创造的不是历史。相反，这是特定的关于过去的叙事版本：布尔什维克人通过这种叙述来解释他们不可避免的掌权，并展示他们所推翻的沙皇政权的压迫性。当后来的敖德萨人看到爱森斯坦的电影时，他们重新想象了1905年，就像他们在银幕上看到的一样：这是被压迫者联盟与残暴国家之间的一场战斗。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则记得，他们更像世界末日：“犹太人的店铺全被砸了个稀巴烂，货物被抢走，一帮乌合之众带着各自的老婆，正在四处炫耀他们全身上下那些昂贵的衣服、靴子和皮大衣……”

鉴于敖德萨在西端的地理位置，它往往容易受到外国的攻击。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它被英国船只轰炸。在苏俄内战期间，它摇摆于白军、布尔什维克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之间。1941年夏天，当阿道夫·希特勒突然入侵苏联时，它是第一批被攻占的主要城市之一。在接下来的907天里，它处于轴心国的控制之下，几乎整个犹太人口——当时，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被押至劳改营和犹太人区。在入侵初期，多达25000人，主要是犹太人，被绞死、枪杀或活活烧死。直到1944年被解放，敖德萨所经历的苦难终于在苏联授予的“英雄城市”称号中获得承认和纪念。公园里，一座小型雕塑谴责“纳粹”的暴行，尽管在战争期间，在敖德萨发现的纳粹分子其实只有很少。占领军是罗马尼亚人——纳粹德国的盟友——而不是希特勒的军队。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已经打开了每个人都知道乌克兰存在裂痕的裂痕。与大多数冲突中一样，极端主义贬低了其他高尚的情绪，然后把它们提炼成口号，人们可以大声喊叫，而不考虑它们对别人来说是多么可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自由派的敖德萨今天可以高呼“荣耀乌克兰！向英雄致敬！”而毫不在意这些确切的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被反犹太的杀人犯使用，那么为什么一个这样不计前嫌的心胸宽广的敖德萨人可以佩戴橙色和黑色的圣乔治丝带——这过去是二战期间苏联英勇牺牲者的象征——而不承认自己也成了俄罗斯复兴的象征。

过去二十年来，乌克兰的生存能力一直取决于一个特别有敖德萨特质的力量：对过去的漠不关心，并不时犯错。“这种可怕的暴力怎么会发生在像敖德萨这样一个国际化、和平的地方？”人们甚至会问出这个问题，这就是健忘的敖德萨人如何成为他们城市历史阴暗的一面的证据。这一次，查尔斯·金认为，我们应该害怕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