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研究的对象非常广泛，如《诗大序》关于诗的本体论，唐五代诗格，宋以后诗话及各种序论碑志中关于诗的鉴赏、批评与创作方法等，然而范围并未仅限于此，诗歌作品作为诗学思考的艺术实践，自然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一般来说，诗学思想即诗歌理论、批评及诗歌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有关“诗”的思想。一个人的零星点评与感悟式的表述或许称不上“思想”，然而一个时代的诗学表述汇集在一起，则大有可观。20世纪罗宗强先生开了中国大陆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先河，此后张毅先生《宋代文学思想史》获得高度评价，然而在专门领域仍大有可为。北宋诗学是一个传统的研究领域，但人们往往只重视对个案或某一命题的理论探讨，孤立地看待一个诗学人物或现象，而忽视对北宋诗学发展的整体观照及对其发展脉络的梳理与论述，至今尚未有关于北宋诗学思想演变的专门论著。本书将用发展的视角，对这一领域的源流脉络进行合乎逻辑的探讨。

宋人是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时代群体，他们体现着务实的儒家风范，同时也体现出潇洒的魏晋风度。他们延续着唐末五代人在个体空间里优游的处世态度，也注重用儒家情怀彰显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他们就这样游走于出世与入世两种情境中，频繁地切换着两种不同的人生格调，这对他们来说是如此容易，他们从不缺乏走向乐易的契机与追求。

这种独特人格与唐末以来社会和思想环境的变化有关。在唐末以来的乱世中，佛、道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日益深刻，并与儒学紧密地融合在一起，面对外界的种种纷扰，人们往往能泰然处之，平淡地看待人生的得失和社会的转型。从创作的角度看，从晚唐起诗人便逐渐将自己局限在吟咏个人性情的狭小天地里，而与社会乱离隔离开来。他们的吟咏虽然看似平和，但常带有黯淡的色彩，这无疑是乱世中人们精神风貌的自然呈现。唐末人就是带着这种士风与诗风走入五代乃至赵宋新朝的。或许由于政权的平稳过渡，对于宋人而言，国家只是改了名号、换了皇帝而已，大臣还是那些大臣，生活还是同样的生活，他们并没有感受到易代之际常出现的剧烈社会动荡。而随着赵宋政权日益巩固和全国统一形势逐渐形成，人们愈加感受到平和安定的社会氛围，他们着意于对山林景物的优游吟咏，抒发平和乐易的闲适情调，尽管其中往往带有装点升平的意味，官员的诗作更是如此，但从整体上说，诗人们平淡的诗歌普遍具有了乐易明朗的格调，这是宋初士风给诗歌创作带来的微妙新变。

进入北宋中期以后，宋人虽然面对政治、经济等弊端，终于迸发出革弊图新、积极振作的热情，这成为当时士人生活中最突出的亮色和强音；但唐末以来儒、释、道思想融合给予士人的影响仍是根深蒂固的，一旦跌入人生逆境，宋人就立即回到对山水的吟咏和对旷达情怀的抒发当中。如苏舜钦在被罢官后说：“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尊，以自愉悦；逾月不迹公门，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答韩持国书》）范仲淹离开京城后也说：“有严子陵之钓石，方干之隐茅。又群峰四来，翠盈轩窗。……白云徘徊，终日不去。岩泉一支，潺湲斋中。春之昼，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隐者之乐，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与晏尚书书》）同时，宋人在关注古道的时候，也日益挖掘出其中的淡泊意味，尤其是颜回乐道固穷的气度，从而使“古淡”这一审美范畴风行一时，这为人们从儒学视角接受和崇尚平淡诗风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使“平淡”这一本与释、道思想关系更为密切的审美范畴，被极大地纳入儒家诗歌美学的轨道，宋人成为这一美学的伟大实践者。

“平淡”历来都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拿陶渊明诗来说，他“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的清疏萧散是平淡，他“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的平和充盈也是平淡，而他“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形赠影》）的质朴淡泊仍是平淡，故“平淡”是与激昂、豪放、华丽等相对的范畴。对宋人来说，他们的“平淡”充盈着平和优游的格调，这是儒、释、道思想在宋代融会贯通后的新的美学展示。在宋人看来，享受平淡的生活意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践行和品味古道，因此在北宋中期，无论是释道思想的影响，还是对儒学平淡意味的挖掘，都使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在平淡之思中优游吟咏、乐易畅然。“平淡”始终是宋人诗学的主调，虽然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都创作过一些反映和讥刺现实的作品，但这些只占其诗作的极小部分，他们的多数诗歌都是在吟咏性情，表达旷达的生活旨趣与淡泊的情思，这在诗学上就表现为对平淡诗风的赞赏。

宋人的淡泊气度与他们对儒家思想的挖掘密不可分。宋人的淡泊情怀在理论上主要来自颜子的启发，孔子曾赞赏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子身上体现出了儒家思想中的“君子固穷”的品格，他在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安身立命，表现出安贫乐道的气度，既自由又安适，这令宋人叹羡不已。宋初，人们淡泊乐道的旨趣主要源自释、道，尚未对颜子有深入的挖掘，如贬谪黄州时期的王禹偁，他在小竹楼中身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完全是一副世外散人的形象；在小竹楼之外，他则与僧道往来，以琴酒诗书相娱，并以煮茶炼药为趣，表现出与释、道融合后的意态，但王禹偁的文字中总有一种低沉、枯寂的情绪。然而自北宋中期，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和赞赏颜子的“乐道”精神，并以“乐道”标榜自己在山水间优游吟咏的志趣，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虽然在贬谪中深刻地体会到人生之“穷”，但对他们来说，超越人生困境、抚平内心伤痛已不是“道胜”的全部内容，他们更要用颜子的“乐道”来充实内心，要在诗歌中展现出旷达、高卓的情操和“乐”意悠然的人格形象。

至北宋中后期，儒学已发展至道学阶段，“乐道”更成为人们在任何人生情境中都要去主动追求的精神胜境。对于邵雍而言，“乐”是思想融会贯通后的一种情绪体验，他说：“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下》）他在洛阳虽然“岁时耕稼，仅给衣食”，但“兴至辄哦诗自咏。春秋时出游城中……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宋史·邵雍传》），体味着充满无限“乐”意的人生境界。当司马光在新党执政时期不得不退居洛阳时，他却在《独乐园七题》中说：“吾爱白乐天，退身家履道。酿酒酒初熟，浇花花正好。作诗邀宾朋，栏边长醉倒。至今传画图，风流称九老。”（其七《浇花亭》）他所说的“退身家履道”就是颜子般的乐道情怀，丝毫没有表现出赋闲失志的感伤情状。“乐”在北宋中后期是人们超越世虑后的高卓情怀的体现，如果说宋代以前人们用出世情怀消解世虑的话，那么宋人则是用超越世俗的心性涵养化解现实中的无奈与困顿，进而表现出高卓的精神之“乐”，这是他们所要着意强调和表现的人生境界，也是他们的过人之处。在北宋后期，党争越是酷烈，人们越是倾向于用这种“乐道”情怀表现卓越的心性涵养，黄庭坚等人无一不是如此。与这种情绪相应，到北宋后期人们在诗学思想上鲜明地表现出对怨、怒的排斥，尤其是黄庭坚、黄裳等有着深厚儒学涵养的诗学家，他们都强调诗歌吟咏性情的功能和优游闲适的思想旨趣，这有效地缓解了党争带来的精神压力，由此与恶劣的生存环境形成强烈的反差。从某种程度上说，北宋后期诗歌是脱离社会现实的。

北宋中后期，宋人以颜回的乐道情怀为前提，强调对外在生存环境的忽略，无论是范仲淹、欧阳修，还是苏轼、黄庭坚，他们都没有沉重的不能自拔的身世之感，更没有像唐人那样表现出愤世嫉俗之态，无论是困顿还是优裕，他们都能徜徉在优游自在的精神之境中。“乐道”情怀有力地强化着淡泊之思，而淡泊之思又促使着“乐道”意绪频繁出现，平淡与乐易在宋人诗学中始终是密切相关的。

宋人喜爱论诗、评诗，这是他们日常清谈的重要内容，因此宋人诗学资料非常丰富，其中所呈现的诗学思想也较纷繁复杂。但经过梳理，还是能找出其中基本的发展脉络与演变轨迹的，其中仁宗景祐元年（1034）和神宗元丰二年（1079）就是主要的转变节点。

景祐元年，西昆体诗人钱惟演去世，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他的离世代表着一个诗学时代的结束。在钱惟演去世前，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在他的盛名下进行创作，尚未明显表现出北宋中期诗歌的特色。钱惟演去世后，欧阳修等人在日益浓郁的变革思潮中，瞩目现实的创作视角及相关诗学取向开始变得鲜明起来，而对于古文创作，石介也提出“景祐后”为一关捩。同时，在景祐元年前后，一系列社会、政治、军事、文化事件集中发生。如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百官图》对朝政提出批评，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一批青年官员为营救范仲淹，集体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宝元元年（1038），西夏建国，并于康定元年（1040）发动了对北宋的进攻；宝元二年（1039），宋祁针对时弊写出了著名的《上三冗三费疏》。因此，钱惟演去世大致可作为划分北宋早、中期诗学的一个重要节点。而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这在客观上否定了儒家诗教中的讽喻精神，改变了北宋中期以来用诗歌讽喻现实的传统，乌台诗案及以其为肇端的北宋后期诸多文字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使宋诗创作局限在吟咏个人情性的狭小天地里，反映在诗学思想上就是强调对个人胸次的抒发。可以说，乌台诗案对北宋诗学思想演变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本书以景祐元年和元丰二年为分期节点，并不是说在景祐元年之前诗学就没有向中期转化的迹象，也不是说在元丰二年之后诗学就完全与中期分离开来，设置这两个节点，只是为了大致体现发展阶段并方便论述而已。

北宋诗学在各个时期都与宋人的儒学追求密切相关。宋初，与政治相对疏离的晚唐体诗学也会从儒家诗教出发，以平淡闲适的情怀“叙闲逸，美太宁”（释智圆《远上人湖居诗序》），展现着儒家“治世之音安以乐”的社会图景，可以说，宋初“三体”虽然在创作上体现着不同的旨趣，但它们在诗学的时代内涵上却不乏相似之处。当时，“复古”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如“三体”诗人也有复古思想，杨亿虽然写作华美繁缛的西昆体，但他也是主张复古的，他憧憬“三代”清明平和的政治景象，把“三代”作为政治目标来追求。总的来说，“三体”诗人的“复古”就是以守成心态来粉泽王业，甚至比拟“三代”。因此，专就“复古”而言，宋初人的态度是一致的，只是柳开等人用批判的态度来审视现实，他们的区别只在于对当下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上。一般我们所说的复古士人，是指以倡导、恢复韩、孟古道自任的一批士人，他们以犀利的目光及浩然之气瞩目现实，关注时弊，并在诗学上形成了独特的认知。到北宋中期，复兴儒学的思潮席卷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刚毅的士人品格相应，人们推崇豪健诗风成为一时风气，这实际都延续着宋初复古士人的诗学倾向。宋初，如果说“三体”诗学因平易明朗的时代内涵而与唐末五代相区别，那么宋初复古诗学则因鲜明的经世立场而与“三体”诗学相区别，它直接导引出北宋中期诗学对宋初“三体”诗学的反拨。

在北宋中期，宋人“自成一家”的诗学意识日趋强烈，这与复古思潮赋予人们的气度密切相关。范仲淹在《唐异诗序》中说，“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颇有时不我待的慨叹，所以他对宋初创作沿袭唐人、陈陈相因的积弊予以强烈的批评。宋祁也说：“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宋景文公笔记》上）他明确提出自我树立的必要性及诗学追求。而当余靖游览大峒山时，他为创作上不能专咏一物而自我名家感到遗憾。这些都与复兴儒学过程中宋人精神的砥砺振作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希望可以追踪“古人”的足迹，甚至与“古人”比肩，这成为宋人脱离唐诗影响而自成一家的良好开端。

宋人的儒学气度对诗学的浸润更体现在后期诗学中，其时道学思想弱化了中期诗学在现实社会中的批判功能，强调创作主体“胸次释然”的心性涵养与优游平和的精神旨趣。黄裳（1044～1130）是北宋后期的著名学者，也是诗学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应反映“性与天道”，反对发泄穷愁忧愤的情绪，他认为现实中那些“与物竞”的人，由于心中含有“私”意，因此对“性”的表达就会受到阻滞，其文章也无非是些“讥娱调谈，穷愁忧愤，鄙俚陈旧”之辞。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废言，他认为只有当人们在“深远其气，使夫世习物累不能辄然摇动于声色”的情况下，不与物竞，其所言所感才符合“性与天道”。因此可以说，后期诗学思想具有更为鲜明的儒学品格。

唐诗的影响并不会因朝代更迭而骤然消失，相反，它始终深刻影响着宋人诗学。唐、宋诗学的更迭与转换是宋诗学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唐宋诗之争实际在北宋时期即已开始，只是它不像后世那样会急剧发生或决裂，而是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对于唐诗与宋诗，应该说，宋诗不过是片面地发展了唐诗中平淡与理性的部分，并将其发展到极致，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至于足以与自己的“母体”——唐诗相提并论，因此唐宋诗并无优劣之分，而是各具千秋，北宋诗学就鲜明地记录着这一历史进程。

宋初，诗学自然地延续着唐末五代以来的流风余韵，没有大的突破，人们对唐诗不断顶礼膜拜，表现出开放的、全盘接受的态势，即使现在一般文学史中不太提及的项斯、张谓、吕温等人，也都在接受之列。然而在北宋中期复古思潮到来之际，宋人精神气度的变化使他们在对唐诗的接受上具备了鲜明的选择意识，他们尤其热衷于讨论唐诗中与“平淡”“穷愁”相关的诗人诗作，以及豪健诗风和诗句之“工”等艺术问题；同时，伴随着宋人诗学和“自成一家”诗学思潮的发展，宋人开始对自己时代的诗歌有了自信，并初步表现出与唐诗比肩的意识，“不减唐人”“深入唐人诗格”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诗学批评中，这是宋初以来宋人接受唐诗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同时，这一时期他们也偶尔会发出对唐诗的批评和指摘之声。但总的来说，北宋中期仍以崇尚和接受唐诗为主。而到了北宋后期，宋人超越唐诗的意识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并全面呈现出来。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随着儒学的发展，宋人思想更趋于正统，唐诗的典范地位则因此大打折扣，李白诗因“不识理”而受到批评，杜诗的忠义虽受到人们的普遍推重，但其“穷愁”及“动成法言”则被指摘。与李白的境遇相似，在宋人以“理”为标准的诗学背景下，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刘禹锡、柳宗元等一大批唐代诗人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宋人强大的思想“优势”使他们最终在“思想性”方面俯视唐诗。第二，在艺术批评上，宋人诗学日臻成熟，他们已能够用批判、辩证的眼光打量唐诗，在对唐诗表示赞赏和接受的同时，也全面指出了唐诗艺术上存在的“不足”，如批评韦应物“似村寺高僧，奈时有野态”，批评柳宗元“似入武库，但觉森严”，批评白居易“如苏小虽美，终带风尘”，批判李贺诗歌过于工巧等。第三，宋人恢复古道的夙愿与“乐道”情怀使他们跨越了唐人唐诗，进而去追踪比唐人更为久远的“古人”，并最终选取了平和淡泊、不与世竞的陶渊明作为诗学典范，由此，唐诗已落第二义。第四，随着宋诗学的建立，宋人自己的诗学典范出现了，苏轼、黄庭坚、王安石成为人们讨论的三个焦点，在宋人看来，苏、黄、王的创作成就已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唐诗，甚至超越了古往今来的诗人，他们部分地取代了唐人在诗学中的典范地位，这标志着在宋人诗学中“宋人”与“古人”并立的局面开始出现，而唐、宋诗学的更迭与转换在这种诗学态势下得以完成。

北宋是宋诗及宋诗学产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唐人之后宋人必然面临诗学该往何处去的问题，“自成一家”就是这种思考的突出表征，而宋人的儒学涵养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并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它催生了宋人独特的诗学意识和诗学风貌，主要表现为与古道相应的淡泊乐易之趣，这是宋诗及宋诗学的特色所在，也是宋诗学“超越”（在宋人看来是超越的）唐人唐诗的关键所在，正是在“道”的高度上，北宋诗学完整地展现出宋诗脱胎于唐诗，又逐步走出唐诗笼罩范围，进而“超越”唐诗的历史进程。

诗学思想史研究可以阐明一段诗学发展的历史，也可以为诗歌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参照，由于诗学思想是诗歌创作的深层原因，因此诗学思想史往往也是更深层次上的诗歌发展史，故而通过诗学思想的演变透视宋诗的发展历程及内涵，是本书立论的重要出发点。但需要说明的是，每个阶段的诗学思想与创作虽然大体是吻合的，但并不完全同步，或超前，或延后。如北宋后期，诗学虽然排斥用诗歌表现“穷愁”，但在实际创作中，尤其是新党掌权时期，因不能入仕而产生的忧生之嗟并不鲜见，借物托讽之作也偶有出现，因此并不能完全根据诗学思想史推断当时的创作情形，也不能以此涵盖全部个案的诗学思想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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