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与路径：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趋向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环境社会学和初步建构时期的中国环境社会学所面对的国内情境和世界格局已大有不同。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和世界结构的深刻转变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与调整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与理论构建，在中国与世界互相嵌入的动态情境中建设一门具有中国意识和中国风格的环境社会学。易言之，中国环境社会学必须在回应中国环境治理的现实需要和全球环境治理的整体需求中加速自身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进而迎接环境社会学的“中国时代”。

（一）在超越西方限制中实现理论自觉

作为舶来品，中国环境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移植性格。借助西方的理论范式解释中国环境问题，既为中国环境社会学获得某种学科合法性提供支撑，亦在一定程度上为破解中国环境难题提供思路或启发。然而，任何社会理论都植根于具体的文化传统和实践经验。超越时空的理论显然并不存在。通过结合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中国环境社会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脱胎于西方经验的理论范式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解释中国问题，以及这种“适用”是否隐含着对中国经验的扭曲，无疑需要前提性反思和批判。遗憾的是，尽管许多学者在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实经验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意识，但并未从中进一步发展出适合中国情境的学术话语和理论范式。

中国环境社会学欲彰显其主体性，必须在超越西方限制中实现理论自觉。所谓“理论自觉”，主要是指研究者对其运用的理论有“自知之明”，即要明白它们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分清楚哪些是我们创造的，哪些是汲取西方的。在西方社会学依然具有支配性地位的背景下，中国环境社会学应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前提预设、经验基础及其依赖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加以认识，进而对其限度做出准确的判断。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排斥和拒绝。中国环境社会学显然要对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观察和分析，但中国环境问题的发生机制和解决方案无法完全孤立于世界之外。事实上，中国环境问题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复杂交织的产物，既具有“本土性”，又具有“全球性”。以此而言，中国环境社会学的主体性必然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有机对话中形成。唯有建立一条既能通过西方理论透视中国现实，也能通过中国理论透视全球环境变化的双向理论建构路径，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新时代中国环境社会学真正的理论自觉。

（二）在坚持实践导向中彰显人民关怀

众所周知，“经世致用”是中国学术的重要传统。在以“经世致用”为取向的学术研究中，知识分子的生命意义与普罗大众的生活福祉实现了有机联结。无论是将西方社会学译介到中国的严复还是终身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费孝通均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取向。费孝通积极主张“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将“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视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内容。毫无疑问，中国社会学的实践品格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环境社会学的价值取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环境社会学已经完全将自己嵌入实践之中。当下的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往往滞后于环境政策的制定，尚未起到引领政策制定和指导实践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学术与社会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

当前我国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层变革和绿色转型。在推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约束日趋加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交织更加复杂。可以说，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进行着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就此而言，中国环境社会学应进一步将学术研究扎根于鲜活的生活实践之中并由此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关怀。学术研究应“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而不是单纯作为一种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追求。从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根深蒂固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实证主义与理解主义等二元论思维模式在割裂社会整体属性的同时亦切割了学术与社会的有机联结。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植根实践、迈向人民的学术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方环境社会学所陷入的危机。然而，西方中心主义的阴云并未完全散去，以西方理论衡量、评判、裁剪中国实践的思维依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环境社会学在坚持实践导向的前提下应进一步将学术研究与人民福祉联系起来。如此，中国环境社会学方能焕发勃勃生机。

（三）在发掘文化传统中扩展学科界限

20世纪初，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H金怀着对美国农业前途的忧虑来到东亚地区考察，回国后写了《四千年农夫——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永续农业》一书盛赞东亚的传统农业。该书指出用养结合、精耕细作、间套复种的多熟种植制度是中国农业能够维持地力长新、持续发展的原因所在。无论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还是小传统都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共生共荣。然而，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遭到“否弃”。这种“否弃”不仅成为中国环境问题发生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环境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文化根源。对于中国环境社会学而言，无论是古代的思想资源还是现实的实践传承所蕴含的生态传统和生态遗产都应努力挖掘和开发。申言之，儒家思想中的生态观点、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智慧以及数千年农耕实践所形成的生态知识均应成为中国环境社会学知识构建的重要来源。

费孝通在晚年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章《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对社会学进行了本体论反思。在他看来，传统社会学的本体论将自然视为社会的对立面，否定二者之间的包容和融通关系。这种二元分立的思维不仅制造了社会学方法论的内在分裂，而且限制了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解释边界。因此，社会学应回到“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传统中寻求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可能。尤其在现代性跨越地域边界的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进一步导致自然与社会的界限更加模糊，自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更加隐蔽，自然与社会的互动结果更加复杂。中国环境社会学应找回“社会”的自然维度。通过“找回自然”，在自然与社会、理性与感性、身体与心灵、历史与现实、西方与东方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中重新建立对话、联结或融合，重新理解被社会/自然二元论掩盖、遮蔽、遗忘、肢解或扭曲的研究对象，在重构环境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和诊断方式中扩展环境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中国环境社会学既不能不加反思地移植和套用西方理论，也不能不加批判地照搬和复制中国传统。唯有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寻找经验与理论之间的有机联结，方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中国环境社会学。事实上，也只有如此，中国环境社会学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陈占江 赵象钢

节选自篇目《环境社会学的“中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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