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以中国为中心”：美国汉学家柯文和他的转向

作者：甲骨文

发布时间 2022-10-24 09:30   浏览量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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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传承费正清的思想，同时也反叛了他。对“冲击—回应”理论的批判、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成为他职业生涯前半期的重要主题。

“历史学家必须是多面手，不仅要熟悉现在的语言，还要在人类可能的范围内熟悉过去的语言。”

柯文(PaulA.Cohen)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文

责任编辑李慕琰，已获得南方周末授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在美国汉学的发展历程中，柯文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航标式人物。美国汉学发展的主要脉络之一，就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两次研究方法转变——从“冲击—回应”理论到“中国中心观”，再到后者又受到质疑和挑战，这也反映了美国历史学家如何看待中国历史的角度和视野。

柯文的学术生涯贯穿于这条脉络之中，他的个人经历因此也见证了学术史的发展。1984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柯文出版了他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个多少有点耸动的书名吸引了读者的目光，更令当时读者拍案称快的是，柯文在书中全面批判了美国汉学中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他主张研究中国历史，就要从中国内部出发，面对真正的中国问题。

“中国中心观”的提出，自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当时，笼罩美国汉学界的“冲击—回应”理论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归因于西方的冲击，漠视了中国内生性的力量。这种理论来自柯文的导师费正清，它曾是上一代汉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范式，当时尚未受到严厉而全面的检视。柯文认为它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他需要一个武器来全面转换汉学研究的范式。“中国中心观”成为了他的武器。

在南方周末记者的书面采访中，柯文婉拒了有关个人生活的提问，更希望将采访聚焦于他的学术思想。

和他新出版的学术自传《走过两遍的路》如出一辙，他强调个人际遇并不是这本书的重点，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整个的职业生涯，“更具体地说，就是我对中国历史问题的思考的演变过程”。

柯文的学术生涯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中国发现历史》是他前半生的代表作，将他推上了一种新研究范式的主将地位；《历史三调》则是他第二个阶段的代表作，在这本书里，他跳出了中国历史，开始关心历史认识论问题。

现年88岁的柯文对中国的兴趣持续了大半生，“历史的复杂性是其巨大的吸引力之一”。在后来的阶段他越发感觉到，不同文化所面临的难题，常常因为人性相通，而产生相似的反应。“那个与我的祖国十分不同的国家，她的历史，竟没有我以为的那样迥异于世。”他在《走过两遍的路》里写道。

走过两遍的路

[美]柯文(Paul A. Cohen) 著

刘楠楠 译

2022年5月出版/65.00元

ISBN 978-7-5201-9699-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柯文生于1934年，他的家庭是纽约长岛北岸的一家颇具规模的服装制造商，祖父与父亲都是这一行业的知名商人。优渥的家境使柯文从小便可以寻找自己人生的兴趣和志向。高中时，他的数学很好，很多人都以为他会走上工程师的道路，但父亲知道他无志于此，在写给儿子的一些信里，他鼓励柯文说：“人生的前17年，你一直轻视金钱……一定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做到这点的人，太少了……不要做别人眼中正确的事。”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柯文还是找不到未来的方向，当时他唯一清楚的，是自己爱好读书，而唯一可以继续读书的办法，就是去申请研究生。“我与历史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柯文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入读历史专业是误打误撞，而在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门下的求学经历，让这种误打误撞成为他一生的事业。

1955年，柯文入读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而就在前一年，费正清与邓嗣禹合作出版了经典作品《冲击与回应》。在这本书中，费正清提出了解释中国近代史发展的经典范式，即“冲击—回应”范式。按照这种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被简化为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冲破传统框架动力的社会，在19世纪中叶经过西方的冲击之后，才发生了巨变，并向现代社会演变。

以如今的学术观点看，这样的解释框架未免过于片面和武断，但在当时，“冲击—回应”理论已经是一种更加“平衡”的理论。柯文以基督教的中国传教史举例，“我同时代的许多美国人认为这只是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只是美国经验的一个方面。”而费正清的理论，至少已经关注到中国人的“回应”。

“冲击—回应”理论一经提出，便完全覆盖了原先那种完全以西方为中心的史学范式，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柯文的第一本书《中国与基督教》（1963）便是这种范式笼罩之下的产物。与原先只关注传教士活动的研究不同，这本书“更关注理解和评估传教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柯文比费正清走得更远，他认为费正清在扭转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他传承费正清的思想，同时也反叛了他。对“冲击—回应”理论的批判、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成为他职业生涯前半期的重要主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柯文认为自己从一开始接触中国历史，便不自觉地有一种内部视角。“那时我工作的最大动力就是希望进入中国内部，尽可能按照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来重建中国历史。”柯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时他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理论，只是拥有一颗朴素的同理心。

对柯文来说，费正清所关注的中国的“回应”，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费正清的理论“与欧洲和美国学界的更普遍的假设密切相关，这种假设深深扎根于19世纪的西方思想——有意义的内生性变化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预期在中国发生的真正变化是来自西方影响的变化”。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年出生, 美国历史学家，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著有《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

柯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持续了大约二十年。在他的第二本书《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74）的酝酿过程中，他已经认识到了晚清内部变化的重要性，“对它（‘冲击—回应’理论）感到不舒服”。

柯文的“不舒服”，既是他自身多年来思考的结果，也是整个美国历史学界在1970年代转型的大环境所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暴行被揭露，全世界包括美国自己在内，都掀起了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反战浪潮。这一事件迅速传导到了学术界，“越南战争让美国人超越了帝国主义，它让我们面对自己力量的极限，面对世界不屈服于美国的力量。通过揭露围绕美国全球霸权的神话——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使美国历史学家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规范和重要性的衡量标准，转向一种真正的以他人为中心而不是基于西方经验的历史学。”在柯文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讲述中，那段时期是整个美国历史学界“激情燃烧的岁月”。

同样在1970年代，柯文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好像突然有人告诉一位中世纪史学者可以时光倒转，回到13世纪参观一次。”那是1977年，那时柯文研究中国已有二十多年，他作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陪同美国青年政治领袖代表团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他形容当时的兴奋心情，“到今天也难以描述”。

他的第三本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是他前半生的学术结晶，也是一本奠定他在史学界地位的名著。在这本书中，柯文回顾和批判了美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多种研究范式，指出它们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内核，并将多年来思考的新方法命名为“以中国为中心”。

在中国发现历史

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美]柯文(Paul A. Cohen) 著

林同奇 译

2017年7月出版/65.00元

ISBN 978-7-5201-0605-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尽管他将这种新方法称为“以中国为中心”，但是柯文明确表示，这并不意味着要忽视，或排除外来的影响，“相反，它热烈地接受将非中国来源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的现实”。

当时，孔飞力、魏斐德、罗威廉等一批学者和他一样，不约而同将眼光投向中国自身。柯文总结了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它们都是从中国语境下的中国问题开始的。这些问题可能受到西方的影响，甚至产生于西方，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中国的问题，因为它们是由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而且衡量它们的标准是中国人的标准。过去所有从西方历史开始的、包含了西方衡量标准的传统范式，因此被明确或隐含地否定了。”

黑格尔曾经对中国历史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我们面前最古老的国度没有过去……这个国家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因为中国没有历史。”黑格尔的意思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循环往复，毫无新意，等待着外来力量的冲击。柯文曾在多个场合批判这个论断，认为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他将最初名为“美国的近世中国史”的著作，更名为“在中国发现历史”，有意识地对黑格尔的断语进行了“最机智的反驳”。

不过，柯文并不讳言“中国中心观”的局限。他曾被公认为美国史学界摆脱西方中心观、转向中国中心观的旗手，但《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验和神话的义和团》（1997）一书的出版，“代表了我研究方向的根本转变”。

在《历史三调》中，柯文研究了义和团起义这个实际的历史案例，但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讲中国史，而是历史认识论，而且并没有以中国为中心。

刚开始研究历史时，柯文曾经认为，过去是一团固定的事实材料，而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发掘和阐释它。后来他对历史学家的工作有了截然不同的理解，现在他仍然认为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是理解和解释过去，但他对这个过程有了“不那么单纯的看法”。他现在认为，历史学家的重建工作、亲历者的经验，以及各方因某种目的而重新塑造的历史，这三者之间有一种持续的紧张关系。

历史三调

作为事件、经典和神话的义和团

[美]柯文(Paul A. Cohen) 著

杜继东 译

2015年7月出版/89.00元

ISBN 978-7-5097-7622-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南方周末：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面反思“冲击—回应”理论的学者中，除了你还有哪些重要的汉学家？

柯文：在这个方向上最有影响力的努力之一，是孔飞力的里程碑式的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在“现代史的边界”的讨论中，孔飞力指出，关于中国在现代的转变的主流观点中，“现代”被隐形地定义为：“主要受中国社会和传统以外的外生力量支配而发生历史运动的时期”。孔飞力对这一定义感到不舒服，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观点：在我们能够放弃这一定义之前，我们必须将自己从一个不变的或循环变化的中国的旧图景中解放出来。因此，他在导言中谈到的核心问题是，在西方全面进攻之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的性质。在注意到“惊人的人口增长（18世纪从1.5亿增加到3亿）、物价上涨（同期可能高达300%）、经济的日益货币化和农村社会经济竞争的加剧”之后，他怀疑，如此性质和规模的变化是否还可以被视为“周期性的”。

在这里，孔飞力开始对“过去”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描述，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定义了19世纪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的重要性。这种新方法的结果是，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重新获得了一些失去的自主权，并给了西方在这段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个不那么夸张和谨慎的描述。无独有偶，就在这种对“传统”和“现代性”关系的新理解逐渐形成的时候（大致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明确反映这种理解的研究也出现了。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美]孔飞力（Paul A. Cohen） 著

谢亮生等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南方周末：你多次提及并批判黑格尔的话“中国没有历史”，但一些中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秦朝之后形成了长期且相对稳定的皇权制度和官僚制度。这是否可以说“现代—传统”的理论框架依然有现实解释力？

柯文：我仍然觉得，“现代—传统”的理论框架充其量只是一种误导。举个可资比较的例子，今天美国的基本制度结构与美国早期历史上的制度结构有某些连续性。然而，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这种制度结构受到了特朗普主义及其追随者的猛烈攻击，美国的民主在这个过程中被大大削弱了。同样，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秦汉时期建立的皇帝制度与清朝的皇帝制度之间确实存在着连续性，但巨大的变化还是发生了。孔飞力指出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些变化。说中国在受西方影响之前没有历史，与孔飞力讨论的人口和经济变化完全相悖，这些变化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8世纪。

南方周末：“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具体的研究路径有哪些？

柯文：除了它们都是从中国语境下的中国问题开始的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具体方法。首先，它试图通过将中国分解成更小的、更容易管理的空间单元，来应对其规模和复杂性。对中国多样性的敏感度是施坚雅区域体系方法的一大优势，它使人们注意到广阔中国腹地中的多样性。

其次，它把中国社会设想为按等级排列的几个不同层次。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往往集中在高层视角——中央政府和有权势的省级官员的政策和行动、全国性的事件（如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其他与外国的战争）或者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如梁启超和康有为）。新的方法集中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商人、宗教领袖和信徒、下层阶级、军人，甚至土匪和恶霸）。因此，它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人更丰富地了解以前被忽视的19世纪中国的通俗历史。

这里概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导致了对19世纪中国历史的非常不同的理解。早期美国学者的共识是，中国历史的现代时期（假定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变革时期）和传统时期（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几乎没有真正变革的时期）之间的巨大鸿沟是鸦片战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19世纪中国历史的真正分水岭是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年）。

南方周末：你提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的出现，有一个大的现实背景，这个背景是否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历史研究？

柯文：“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出现，是美国历史学术界更广泛的转变的一部分，在最近关于非洲、中东和其他非西方地区的工作中也可以看到。尽管时间和环境的细节因人而异，但在每一个案例中，运动的大方向都是相同的：从外部——通常是“殖民历史”——的角度，转向一个更内部的方法，其特点是积极努力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待某个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而不是作为西方历史的延伸——不管是实际上的还是概念上的。

就中国而言，这种转变发生在1970年左右或之前不久，而当时恰恰历史学界的一些成员企图恢复具有明显西方中心倾向的旧帝国主义的史学范式，以攻击现代化理论对美国学术的影响。这种讽刺反映了一种基本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越南战争期间暴露出来，并在此后得到了证实。从一个角度看，越南代表了美帝国主义的典型——对一个比美国小得多、穷得多、弱得多的国家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对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行为感到震惊和羞愧，自然而然就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帝国主义，认为它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20世纪所经历的问题的关键。

南方周末：1969年你南下华盛顿参加反越战游行，当时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记忆？

柯文：在美国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我和美国的许多亚洲主义者一样，强烈反对这一行动，当时我在卫斯理学院教授中国和日本历史。我定期参加教学活动，并在7月4日被邀请与中国专家史蒂夫·莱文一起在马萨诸塞州市政厅的台阶上演讲。我还去华盛顿特区参加1969年11月15日的大规模反战示威，估计有五十万人参加。

在我看来，越战之后，已经不能再轻易地假设美国的力量是善的，也不能再轻易把“现代”等同于“文明”。我并不孤单。我的老师，当时美国历史协会即将卸任的主席费正清在1968年12月29日的一次演讲中问道：如果对历史有更充分的了解，美国人是否会让自己在越南陷入困境？正如他所说，这是“不思考历史”的结果。他问，如果对中国和北越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会在1965年如此随意地派兵进入越南吗？如果对佛教中个人自我牺牲的能力、对儒家所关注的通过个人威望和道德榜样进行领导，甚至对共产党的爱国主义能力有更深的理解，可能足以让我们在轰炸河内以使其屈服时犹豫不决。”

大萧条对上一代美国人的影响，相当于越南、柬埔寨，以及水门事件对我们这一代美国人的影响。然而，其中有一个区别。大萧条时期引起了人们对财富分配和社会结构的深切关注，而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连续危机，通过强调美国技术的破坏能力和那些最终控制其使用的美国人的道德不透明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关于“现代”历史发展进程的问题。

南方周末：近年来你为什么越来越对“故事”感兴趣？

柯文：这个主题现在成为我对历史的总体理解的核心。尽管历史学家的目标首先是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向读者解释，但我也要提醒，在所经历的过去和对过去的历史性的重建之间的工整对比中，埋藏着一种需要解决的过度简化。对历史学家来说，人们所经历的过去很可能是混乱的，但对直接经历者来说却不是。并不是说人们的生活中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生活，对我们自己来说，并不是乱七八糟的（或者至少不是普遍如此）。而正是在这里，个人经验层面上的叙事功能是如此重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本能地把它们放在一个叙事框架中。用心理学家丹尼尔·沙克特的话说：“记忆是大脑的核心功能之一，它试图使经验有意义并讲述关于它的连贯故事。这些故事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我们过去的一切，因此它们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我们所做的事情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换句话说，我们向自己“讲故事”，使我们的经验具有意义——传记性的，而不是历史性的。因此，套用小说《福楼拜的鹦鹉》中的叙述者杰弗里·布拉斯韦特的话说：生活中，事情只是简单发生，而在书本中才有对它的解释。这并不完全正确。在生活中，也有一种对理解和解释的强大需求，我们所有人都在主观上经历着这种需求，每时每刻都是如此。

南方周末：你高度认可了“故事”在一个文化中的作用，并认为它可以促进文化凝聚，成为人类生活的胶水，也是“想象的共同体”赖以形成的材料。你如何评价历史学家在一个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

柯文：我在《历史与大众记忆》中明确区分了大众记忆和批判性历史。尽管对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区别是最重要的，但我注意到，在非历史学家的头脑中，这种区别经常是模糊的，历史学家的真相往往无法与过去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的力量相抗衡，而这个故事虽然自称是对真实情况的描述，但实际上已经被扭曲。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批判性的历史要比大众记忆更受欢迎。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普遍承认的要困难和复杂得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大众记忆往往包含了某些真实的历史成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历史学家自己也不一定能清楚地区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构的。另一个原因是，历史学家在努力重建真实的过去时，通常面临着证据不足的问题——他们观察的过去越复杂，不足之处就越多——这迫使我们通过推断来填补空白。问题是，很难让这些推论不反映我们目前生活和工作的社会中恰好占据主导的价值偏好和假设，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努力挑战那些阻碍人们理解过去的旧神话，我们最终也会（不由自主地）在我们的叙述中引入新的神话。

然而，历史学家还可以在某些方面起到作用，比如重新检视故事如何塑造了人们对他们所经历的历史的理解。但“故事”不会被“历史”所抵消，它是历史学家在重建过去时必须处理的重要历史要素之一。

南方周末：你曾经驳斥过美国史学界过于强调文化差异的风气，比如认为中国文化是特殊的、与西方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等等。这样的观念对历史研究来说会有怎样的影响？

柯文：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当然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但我认为，过度强调这种差异容易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扭曲。其中一种扭曲是以文化本质化的形式出现的——将一种文化激进地还原为一套特定的价值观或特征，而其他文化被认为是无法经验这些价值观的。例如，对传统东方的专制和西方自由宽容的刻板印象，不允许印度或中国的历史可能包括宽容或自由的传统，或者忽略了专制主义可能是西方自己过去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实际的历史记录与这种传统的理解背道而驰。事实上，“当涉及自由和宽容时”，阿玛蒂亚·森认为，应该优先考虑思想的实质而不是文化或地区，比如，“把亚里士多德和阿育王放在一边，而把柏拉图、奥古斯丁和考底利耶放在另一边，可能更有意义”。过分强调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对比——这在几十年前的美国历史学术界普遍如此——容易使西方历史学家对中国的变化不敏感，并加深对中国的过去所形成的僵化概念。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之前处理的材料是历史上的人所经历的事情，在《走过两遍的路》里你将自己的经历作为历史材料，这二者有什么区别？

柯文：回忆录是历史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高度单一的形式。其他形式的历史往往会提出一些回忆录作者倾向于忽视的问题，因为它们不是其直接关注的问题。例如，回忆录作者试图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他在定义明确的一段时间内，倾向于主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因此，回忆录作者只需要告诉读者他们写了什么书和文章，作品中的主要主题，他们获得的赞誉和奖项，遇到的批评，等等。当然这是过度简化的描述，作者面临着无数的选择，可以自由决定包括什么和不包括什么。但归根结底，这仍然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操作。

如果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所要面对的情况相比的话，一个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所要了解的过去是关于大量不同的人，而不是一个人。此外，它的空间范围很广，而且它永远不可能被完全掌握，部分原因是许多发生的事情从未被记录下来，部分原因是许多被记录下来的事情已经被遗忘。此外，我们的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家在塑造他或她想要表达的画面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其叙述中加入或排除某些内容。总是会有需要填补的空白，但是，当历史学家努力填补这些空白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用我们自己时代的语言来讲述，重建一个尽可能接近于当时实际发生的故事，但同时你的讲述又能对现在生活的人有意义。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历史持续几十年的兴趣，本质上是从何而来？你觉得你和中国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柯文：历史的复杂性是其巨大的吸引力之一。历史学家必须是多面手，不仅要熟悉现在的语言，还要在人类可能的范围内熟悉过去的语言。我们需要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之间来回穿梭，每个领域都有其特殊的问题。这也许是我们在工作中面临的最大困难。这不是一个可以完全克服的困难。中国的历史，如同美国或日本的历史，都对我们的理解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要把它弄清楚是很难的，这也是力图解释它的历史学家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的原因之一。这些分歧不仅存在于中国历史学家和美国历史学家之间，而且存在于中国历史学家和美国历史学家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