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顾百年过往，展望未来，必须以超越一时一事、一地一域的宏阔视野，瞄定时代发展的方向。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世界在风云变幻中，经历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雅尔塔体系”等数次深刻而又全面的国际体系转换，工业化、信息化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全球性政治、经济变革，造就了人类历史进程中最为色彩斑斓的一百年。其中，美国作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伴随时代演进，以己之心度他人之需、以己之力自行标定“世界公理”。以美国百年全球战略为缩影，从中窥探世界不可逆转大势，不失为一个可取视角。
今天，人类文明多元并存，国际秩序激荡难测。美国作为变局中最重要的变量，无论继续强盛或者转而衰弱，继续主导国际秩序或者回归孤立主义，都将对世界变局的整体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研究未来世界变局，必先研究美国百年全球战略。
美国成为全球霸权的历史过程，不仅是单纯的美国军队由弱变强的历史过程，更是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中，运用国家实力谋求战争胜利、建立军事优势、塑造国际秩序的历史过程。回顾这一历史过程，我们会发现，作为当今最强大国家的美国，既享受过辉煌胜利之后的自豪，也品尝过惨痛失败之后的苦楚；既时时不忘展示“天使般”的理想，又体现着肤浅的自负；既忍受了巨大的牺牲，也获取了令所有大国羡慕、嫉妒的巨大收益。
美国是否会在未来更加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变得清醒和谦卑，取决于它能否认识到一条经常被忽略（也许是故意被忽略）的历史定律，霸权衰落的“种子”在其兴起时就已经埋下。
历史上称霸者，无一不尽力将先天优势发挥至极致。相对于古代罗马、近代英国等“前辈”们，作为霸权“继承者”的美国具有两大先天优势。
一是从未遭受封建集权制度的“侵蚀”，成为最富内在创新活力的大国。15世纪，为躲避欧洲（尤其是英国）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怀揣反对集权压迫、追求公正的心灵向往，源源不断地奔向美洲新大陆。他们自称“朝圣者”，志在将此生之地变成“令万民仰望的山巅之城”。独立战争之前，作为英国殖民地的这块土地，居住着“最不老实的臣民”。他们支持共和政体、反对英国国王在议会同意前征税。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成为一个新生国家。南北战争之后，奴隶制被废除，更多的公民获得选举权，国会须经各州人民选举后产生。19世纪中后期，美国创建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公立教育体系，为构建社会公平、激发社会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世纪末期，美国国内进步主义运动兴起，该运动致力于督促政府努力消除腐败、保护劳工权益、注重环境和食品安全等。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又逐步完成了根除种族隔离和歧视制度的立法。尽管美国国内弊端百出，但仍然在时代前进中建树良多。
二是身处独特的地理位置，远离频繁的大国纷争而聚精会神地增强综合国力。美国与战火纷飞的欧洲和亚洲，分别相隔广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可以“保持与众不同的独立地位，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战争或者和平”。国父乔治·华盛顿多次深谋远虑地告诫后人，远离外部战乱，保持有益的中立。彼时，欧洲列强正“心怀高傲地用轻蔑的眼光，注视着年幼的美国”。连在独立战争期间给予美国重要帮助的法国，也“执行阴险的政策，试图把美国变成听任摆布的附庸”。如若“选边站队”，无论主动抑或被迫，美国必将成为欧洲大国的“棋子”，难有“寝食之安”。华盛顿的优秀继任者们，尽管内政之治声誉不一，但在外交上始终“独善其身”，安全渡过了最脆弱的时期。美国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残酷世界中，将商业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几乎从未在政治上主动谋求有所作为。建国后100多年间，尤其是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济实力快速增强，至19世纪末，已然引起欧洲列强敬畏，但“华盛顿还没有出现任何一个欧洲强国的大使级外交官”。对此，美国依然默默无闻地醉心于追求财富，无视被当作二流国家的尴尬。然而，美国也在积极扩张领土。美国建国之初仅有13个州，起初从墨西哥手中武力夺取新墨西哥州，利用拿破仑战争获得路易斯安那州，并在西部大力拓荒。1867年，美国以720万美元低价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财政窘迫的俄罗斯手中购得“不毛之地”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打败衰落的西班牙，控制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1901年，美国从英国手中获得开凿、管理、防卫巴拿马运河的特权。获得这些“不起眼”的地方，“花费”不大但极具实效。与此同时，美国始终避免卷入欧洲列强在欧洲、东亚、中南半岛、非洲等地的争斗风暴。这种克制与低调是美国基于难言优势的实力地位时，面对杂乱无章的强权政治的明智选择，使之借机完成了历史上速度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扩张，成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国。总之，凭借大洋屏障和精明的暗自用力，美国抓住了宝贵的战略机遇，“在不知不觉中强大得足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众不同的美国已经令欧洲大国刮目相看。
先天优势从来不会自动发挥作用。美国的先天优势得以发挥作用，得益于各个时期的政府、民众、军队合理地运用了这些优势，以识别和规避风险，创造和抓住机遇。其中，有四个方面值得着力关注。
第一，美国全球霸权的时代机遇：经济科技崛起之时恰逢世界变局。
19世纪中后期，全球被列强瓜分完毕。英国凭借强大的海军和工业实力，构建了欧洲大陆均势体系，主导着全球海洋，控制着全球贸易航线，成为“日不落”帝国；法国掌控太平洋部分岛屿、中南半岛、北部非洲；俄罗斯在中亚和东北亚有着强大影响力；德国和日本分别在非洲和东亚扩张；美国推行门罗主义控制了美洲大陆。按照传统的博弈定律，有各自势力范围的列强本应“井水不犯河水”。然而，两个因素迫使列强们眺望远方，协力制造世界变局。一是工业革命将全球各区域连接。远洋邮轮、跨国铁路、越洋电报等新兴科技成果，以及工业巨头、跨国公司、金融寡头等新兴商业力量崛起，驱动着洲际贸易和跨国贸易扩大为全球贸易。利害安危的略域难存之下，列强顺之则兴，逆之则衰。二是大国矛盾错综复杂，全面激化。美国、德国、日本相继崛起后，英德矛盾、法德矛盾、德俄矛盾、奥俄矛盾、俄日矛盾、美日矛盾、美英矛盾等，使欧洲的混乱与全球的混乱无序，世界秩序重构大势步入了一触即发的风暴酝酿期。
正当欧洲、亚洲、非洲饱受战火蹂躏时，北美大陆却享受着和平安宁。南北战争之后，国内统一、政治稳定的美国，获得了全球大多数地方都无法获得的繁荣经济、稳定社会所必需的外部和平。经过了近40年的黄金发展期，美国在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时，成为全世界少有的富庶之地。其中，科技最具根本性作用。英国和法国掀起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手工产业向机器产业升级。美国对其成果充分利用，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以能源革命为基础的新兴产业群蓬勃发展。美国的汽车、航运、石油、建筑、电力、钢铁等新兴产业，对欧洲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据统计，“1897～1901年，美国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54亿美元，1907～1912年，这一数字增至525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从1900年的13.94亿美元增至1914年的23.65亿美元”，“191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达200亿美元，同时期英国、德国分别为70亿美元、120亿美元”，“191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英国的两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仅比美国的五分之三稍多一点”。这些令人震惊的数据，使英国、法国这两个老牌工业强国，感到除来自“近在咫尺”的德国的威胁之外，远在大西洋彼岸，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巨人美国。
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3月正式就任总统时，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人口数量，使美国军事潜力远大于欧洲和日本。此时，欧洲离战争越来越近，在亚洲，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旧世界面临崩溃，新世界又将走向何处？旧式大国无法回答。
旧世界的国际秩序之于美国，犹如一件童衣被强行套在快速发育的青壮年身上，终究被“胀破”。美国毫不意外地将目光越出国界、洲界，投向被列强把控的世界，像在一群抢食秃鹰中，再飞来一只更大、更特别的秃鹰，新的争斗即将开始。然而，打破列强势力范围谈何容易，美国欲改变“先占先得”的竞争规则，必须具备极大的耐心，“着重依靠道义的优越地位，避免凭借实力陷入冒险和结盟泥潭”.。这又说明，任何时代都是利弊相伴。内强外乱是美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根源。
第二，美国全球霸权的行为根源：稳健而不失灵活的全球战略。
被历史表象误导的概率远高于从中得到真知灼见的概率。仅从表象来看，美国夺取全球霸权有两个前提：一是建立在强大的综合国力基础上的军事优势。二是欧亚大陆矛盾此起彼伏，既可使受两洋屏护的美国“坐收渔利”，又可使其进退自如。许多人认为，美国全球战略成功的根源在于远离世界乱源的优越的地缘政治条件。但是，这种观点却不能解释加拿大、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同样远离世界乱源的国家，为何没有取得美国那样的成就。
美国与其他大国一样，也是从险恶环境中诚惶诚恐地起步，先是执行孤立主义，完成领土扩张；再执行门罗主义，控制美洲，同时兼顾太平洋，提出“门户开放、利益均等”，拓展亚洲市场；打败衰落的西班牙，在西南太平洋获得“桥头堡”；而后执行国际主义，利用两次世界大战，获得全球霸权地位。冷战至今，美国始终是世界超级大国。纵观历史，步步为营的全球战略使美国几乎在每个阶段都合理运用了天时地利，面对全球乱局，既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守拙以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又敏锐地瞅准时机，主动作为；既不陷入敏感的地缘政治旋涡，又充分利用大国矛盾“另辟蹊径”地扩张。美国表现得不像新兴大国，反倒像经验丰富的传统大国，谨慎、灵活、坚定，始终位于全球棋盘的最佳“方格”，进则无须顾忌后方，退则有掩护屏障，成为世界变局的最大受益者，尽管也遭遇过强力挑战和惨败。
美国在巨大的风险与挫折中形成了稳健而灵活的全球战略，是它成为自三十年战争以来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霸权的保障。如果未来的美国不够稳健和灵活，必将招致危险。百年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美国全球霸权的实现路径：利用战争和危机，谋求和塑造国际秩序中的有利位置。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有两条富有启示意义的经验。一是利用国际战略格局变化，趋利避害地实现美英权力和平转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一边支持英国，一边大力扩充海军；巴黎和会后，一边与英国合作，一边取得与英国平起平坐的海上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边与英国结盟，一边在殖民地、贸易、金融等领域与英国展开竞争，最大化谋求自己的利益。英国首尾难以兼顾，在权衡利弊之后，只能容忍美国崛起。美国既不与英国对抗，又合理地挖英国霸权墙脚，这是“性价比”极高的成就霸权的关键一步。二是树立远见，谋划全球军事布局。1942年4月，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仍处于被动，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极富远见与雄心地指示军方，研究战后美国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的构想。1945年初，大战胜利在望之际，罗斯福要求国务院和军方联合研究美军战后进驻战略要地中东。当时，中东仍然是英国、法国的势力范围。美国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参战最晚、消耗较小、收益最大的战胜国，与其说是源于坐拥地利的机会主义，不如说是源于洞悉全局的敏锐眼光和见微知著的远见卓识。
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大师尼科拉斯·斯派克曼指出：“在一个由现实权力主导的世界中，美国全球地位的保证是在西欧和东亚维持均势。”美国的地缘政治成就远超斯派克曼的期望。冷战之初，美国建立北约和美日同盟，在西欧和东亚驻足；朝鲜战争之后，进入欧亚大陆东端；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进入中东；同时对任何在西半球的威胁“零容忍”。“9·11”之后，美国进入中亚，2021年，美国虽然撤出阿富汗，但始终避免被动适应国际形势变化。
第四，美国全球霸权的内在动力：其他国家军队难以追赶与仿效的军事变革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独拥原子弹、远程轰炸机开始，美国战略力量（如核武器、运载火箭、空天武器等）垄断地位被多次打破，但美军作战方式总是“开风气之先”。这容易造成“美军靠技术优势打仗”的印象，使人认为，过度依赖先进装备，令美军遭受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也对塔利班、基地组织的散兵游勇缺乏有效办法。
然而，当表象令人印象深刻时，本质却常常要么被忽略、要么被混淆。如果将美军置于战争演进历史全貌时会发现，其根本优势是自我变革能力。美军用打世界大战的经验打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错误百出后开始了艰难、漫长的变革。从基于朝鲜战争教训提出有限战争理论开始，美国政府先后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尤其是越南战争之后，里根政府提出低烈度战争战略。不同时期，美国政府总是出台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驱动美军创新作战方式，从一支侧重于打世界大战、打毁灭性核战争的大规模军队转变为既能打世界大战、打毁灭性核战争，又能打小型常规战，进行特种作战的灵活多能的军队。冷战时期，美军每变革一次，每更新一种能力，都凸显苏军缺陷，使之被迫成为美军新型作战能力的追赶者，自我变革能力受到扼杀的同时，还背上沉重的军备竞赛负担。美国败于越南后主动变革，终于在海湾战争中尝到“甜头”。冷战结束后，环顾世界，美军已经没有对等对手。按照常理，每支军队，相对于其他对手的优势越大时，变革难度越大。但是，美军从未停止变革。其新型作战思想、武器装备层出不穷，变革力度、深度、广度，为世界军事史所罕见。美军自我变革能力优势的最大战略价值是，引领世界军事潮流，其他各国军队担心落后，唯恐学之不及，于是争相模仿，由此不断塑造新的优势。
美军自我变革注重先于对手反思和纠错，进行能力重塑和优化。这归咎于举国之力。国会出台法律、政府制定政策、大学等智库出谋划策、军工企业研发装备、部队在作战训练中验证问题并提出需求。本质上，美军自我变革是商业资本在逐利天性下，运用科技、市场的力量不断冲击既定利益格局所致，是国家整体性变革重要产物。
纵观美国百年全球霸权，可以判定，它在未来不可能放弃独特的理想主义，也不可能放弃具体利益，也必将对未来世界的格局变化更为敏感。然而，当今美国似乎正在违反全球共同逐利与自我逐利的基本原则，正制造着“自我拆台”的危险前景。这种危险前景是否会在将来真实显现，不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