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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士大夫的学、政与道:郭沫若对儒家思想的坚守与改造 收藏
简 介:现代新文化人多“崇墨贬儒”,抗战时期的左翼知识分子尤其如此。郭沫若却“崇儒贬墨”,对儒家的肯定一以贯之,早在五四时期就为孔子辩护,后撰文称王阳明为儒家精神的复活者。抗战时期郭沫若对儒家的重新肯定,延续了他早期对完整人格——沟通政学道的综合形态——的追求,也与抗战建国这一时代语境密切相关:在新的时代问题下他既要为个人寻求新的出路,同时也要为政治(革命)重塑道统。通过对“儒”的重新解释,郭沫若肯定了儒家对事功的追求,除通过内圣达到外王的内在超越外,更是试图从根本上将儒家思想解读为革命实践理性。不过,在重新阐释儒家思想时,郭沫若也遇到革命目的与实践方法之间的矛盾,他的解决之道是对儒家思想进行历史化批评。郭沫若对儒家的再解读基于社会性质变革的历史视野,通过历史化的解读,重新发掘了儒家核心理念——仁的革命人道主义内涵,而人道主义的意涵也增加了人的解放的革命意涵,儒家人道主义因而具有成为革命道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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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郭沫若笔下屈原形象的变与不变 收藏
简 介:郭沫若在现代屈原形象的塑造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抗战时期,郭沫若更是发表了话剧《屈原》和大量关于屈原的论说文字。随着时代的变化,他笔下的屈原也经历了五四时期的浪漫诗人到抗战时期爱国诗人、革命诗人、儒家士大夫和人民诗人等不同形象的演变。本文主要集中考察抗战时期郭沫若论说文字中不同的屈原形象。在这一时段内,郭沫若笔下的屈原先后呈现出爱国诗人、革命诗人及人民诗人等不同面貌,但其背后也存在郭沫若较为一致的关怀,即诗人与人民、国家的关系,儒家的入世与承担精神实际上贯穿在他笔下的屈原的不同形象之中。通过重续儒家诗人的传统,他实际上设想了一个既不同于新文化人,也与彼时政党知识分子政策略有差异的路线,即诗人在人民与国家之间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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