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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本书依托一手文本资料和档案史料，以“文明化”和范式转变为理论方法，对19世纪的三位来华德国人（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的“中国观”进行分析和梳理。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不远万里来华的德国人与中国之间迸发了怎样的文明碰撞，由此衍生了怎样的“文明化”范式参与历史进程？本书从这一视角出发为读者打开一个与历史、文明、精神相遇的空间，重现这段昨日辉煌世界里的中德文明交流及互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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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本书依托一手文本资料和档案史料，以“文明化”和范式转变为理论方法，对19世纪的三位来华德国人（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的“中国观”进行分析和梳理。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不远万里来华的德国人与中国之间迸发了怎样的文明碰撞，由此衍生了怎样的“文明化”范式参与历史进程？本书从这一视角出发为读者打开一个与历史、文明、精神相遇的空间，重现这段昨日辉煌世界里的中德文明交流及互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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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德国汉学家 施寒微 知识建构 身份认同 现代性 中国研究
出处： 亚洲与世界（第6辑）
简 介：根据“批判性汉学”的研究范式，可将客观知识性的建构以及汉学家的个人学术立场两种维度相结合对汉学家个案进行批判性研究。通过个人学术史及主要研究成果的资料梳理可以看出，德国当代汉学家施寒微在建构传统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在方法论方面秉持一套明确的学术立场和意识形态取向，积极关注现代性视野里变革的中国，将传统汉学研究与当代中国学研究有机融合，代表了德国汉学家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新要求和新方向。受时代、科学、政治、文化等复杂的历史张力影响，施寒微在慕尼黑传统汉学研究中逐渐成长，尝试从中国的本质和历史文化传统出发解释现代性与中国的未来，对现代性与中国身份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带一路”等课题均有阐述，希望帮助欧洲人在了解中国悠久历史的基础上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的新现状和新发展，同样也为中国人从外部认识自我提供了一种他者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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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自古以来，由于地理距离的遥远和完全不同的文明发展模式，欧洲人与中国人对彼此的未知陌生和迷惘困惑始终交织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认为，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独特的世界里。无论欧洲与中国之间进行过何等密切的交流，存在于彼此之间的天然陌生感和屏障依旧是难以完全消除的。在与中国文明接触交流的历史过程中，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由朦胧逐渐变为清晰，两大不同文明要素之间的互动也逐渐由隔绝状态变得真实而频繁。 大航海时代之后，地球上的新发现和新变革使得欧洲人获得了领导世界的主动权和实力，欧洲人所拥有的扩张生机与活力与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保守自我恰恰相反，欧洲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出现转折，欧洲人的文明优越情结越来越明显地贯彻于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对外扩张的进程之中。欧洲对外文明扩张的萌芽逐渐发展，从18世纪末开始，欧洲人首先以经济扩张与渗透为主，逐渐掌握了对整个世界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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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的文明范式转变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范式这一术语是由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库恩认为，范式意为“研究者在某一科学领域内所实现的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共识”，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为大多数人所广泛采用的方法、手段、方向、标准等。德国汉学家罗梅君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观点将范式定义为“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一种特有直觉和视觉的表达”。罗梅君将一直贯串于德国汉学家学术著作中的使中国文明化的范式作为研究内核，进而证明汉学家世界观、范式、学术方法与社会性等之间存在的关联性。 新教传教士郭实猎、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及外交官、汉学家福兰阁在分别对中国进行文明化改造尝试的过程中，通过基督教文明范式、科学文明范式以及学术文明范式等不同方式方法塑造了自身与中国文明交流与碰撞的范式。作为能够代表其职业群体的来华德国人，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所创造的基督教文明范式、科学文明范式、学术文明范式完全有理由，也应当被视作整个19世纪来华德国人不同群体对中国文明化改造的范式。以此思路为基础，本章试图分析在历史与个人因素双重作用下的文明范式形成与转变的原因及过程，以及不同范式之间批判与发展的内在关联，进而考察19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文明范式及其转变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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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与中国文明的碰撞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伴随欧洲资本主义与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处于不断强大中的欧洲人开始以自己的文明标准衡量与批评中国，并产生了对中国全方位扩张的强烈实用主义需求，融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精神信仰等多要素的对华文明扩张在19世纪逐步展开。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起来的欧洲认为自己肩负了一种“文明使命”，有责任有义务将自己创造的现代文明赠予东方世界，通过在政治制度、经济、军事、技术、精神思想等各领域的“文明改造”将东方民族提升至与欧洲同等的文明程度。德国学者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认为，文明与启蒙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对欧洲以外地区进行文明与启蒙过程中，欧洲人采用的对他者文明改造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文明毁灭，二是文明变形。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对中国进行文明改造所强行产生的文明变形大多并不彻底，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况下对欧洲工业文明半推半就地接受与反抗便是一段极为痛苦的过程。尽管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晚，19世纪来华德国人也在文明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根据自身对中国文明现状的理解，试图通过个人努力实现对中国在某一领域的文明变形。作为新教传教士的郭实猎、地理学家的李希霍芬以及外交官汉学家的福兰阁在华期间，分别依照自身不同的范式在中国进行了不同的文明布道尝试，与中国文明展开近距离的相遇与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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