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利波

结束语  收藏

作者： 荀利波 著 出版时间：2019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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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

简   介：什么是最伟大的文艺？“文协”给出的响亮回答是：“最辛酸，最悲壮，最有实效，最不自私的文艺，就是我们最伟大的文艺。”文学艺术具有不可复制性，依附且超越于时代，“每一个重大的文学现象在一定的历史时代里产生以后，并不和时代一起消亡，它要继续存在下去，为后代提供文学艺术遗产和生活经验”；有些文学作品或许按照某些时期的评价标准不能成为经典被留存，但却富有时代精神，是反映一个时代社会发展真实情态的重要资料。西南大后方诗歌所留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份值得珍视的艺术遗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搁置诗歌研究的当下审美标准，特别是搁置唯“经典”择取标准，才使得西南大后方诗歌在回归到需要它和它所以生成的时代中而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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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生态下新诗创作活动的变化  收藏

作者： 荀利波 著 出版时间：2019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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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

简   介：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战火迫使中国新诗生态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汇聚在西南大后方的诗人们与不屈的中华民族一样，在战火中激发起了更强烈的革命、战斗和创作激情，不断在与现实生活的深入接触中汲取新的养分，创作新作。贯穿于我国现代新诗发展始终的“西方影响与民族传统”“启蒙救亡与诗歌本体”两对基本矛盾，决定了新诗发展复杂而曲折的局面。但可以肯定的是，新诗所历经的发展道路也在抗战烽火中、在大众化的实践中得到了新的反思，加强了与自己所置身的土地和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中国新诗在西南大后方的特殊生态环境中，“不仅为民族的生存与新生尽了自己的时代的责任，同时，也在时代的呼唤与推动下，得到了空前发展与创造的机会”，从而走向了“多向开拓和渐趋成熟的丰收的历史阶段”。主要体现在：诗人队伍空前的凝聚，郭沫若、臧克家、艾青、胡风、卞之琳、李广田、闻一多、冯至、穆木天、朱自清、任钧、高兰、光未然、安娥、姚蓬子、厂民、雷石榆、王亚平、马子华、彭桂萼、绿原、方殷、臧云远、罗铁鹰、冰心、溅波、孟克、力扬、柳倩等一大批诗人在战火与硝烟中汇聚西南，许多诗人的诗歌创作更趋成熟，并在西南联大等文化环境中成长起了穆旦、杜运燮、辛笛、郑敏、袁可嘉等一批年轻的现代诗人；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先后有《抗战文艺》《七月》《文艺阵地》《战歌》《文聚》《诗创作》《笔阵》《诗报》《诗垦地》《诗丛》《中国诗艺》《诗家丛刊》《诗前哨》《诗座》及《新华日报》《大公报》等2000余种报刊在西南大后方得以复刊或创办，虽因经济、政治等因素办刊时间或长或短，但它们作为文学生产的重要环节，为一大批新诗作品的生产提供了条件，成为战时生态下新诗得以发展的重要阵地、诗人力量凝聚的重要平台、诗歌传播的重要媒介；出版了臧克家的《泥淖集》《古树的花朵》、艾青的《火把》、冯至的《十四行集》、王统照的《欧游散记》、纪弦的《不朽的肖像》、王亚平的《红蔷薇》、卞之琳的《慰劳信集》、老舍的《剑北篇》、田间的《给战斗者》、高兰的《高兰朗诵诗》（多集）、臧云远的《静默的雪山》、何其芳的《预言》、穆旦的《探险队》、彭桂萼的《后方的冈位》、绿原的《童话》等数百部诗集，其中像艾青的《火把》、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冯至的《十四行集》、何其芳的《预言》、穆旦的《探险队》等作品在中国新诗史，乃至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影响。新诗诗体在适应战时生态发展中，高兰、田间、沙鸥、臧克家、艾青、袁水拍等人分别在朗诵诗、街头诗、方言诗、叙事诗、讽刺诗等诗体的创作上获得一定的发展，其中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艾青的《火把》等不仅是叙事诗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而且是新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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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本体的生态适应  收藏

作者： 荀利波 著 出版时间：2019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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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

简   介：何其芳对诗下过一个备受文坛推重的定义，他认为：“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他不仅如他所秉持的诗歌理念一样强调诗歌的抒情、节奏和语言，而且突出了诗歌对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也就是说，诗歌既是社会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同时，诗歌本身也蕴藉着社会生态要素。艾青在《我怎样写诗的？》中也同样强调“教养和出身的环境”对于作者的限制，他认为：“每个作者的进步过程就是他逐渐摆脱他的限制的过程。我是一个从来不敢停止努力的人。我在继续不断地摆脱我出身的环境所加给我的限制。我常常努力着使我的诗里尽量地采取口语。……假如我们没有以自己的努力去重新发现世界，发现事物与事物的关系，人与事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制造一首诗。”在诗歌创作的整体活动中，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在战火与硝烟中历经民族救亡激情的燃烧与艰难生存现实的沉潜，同样还交织着复杂的时代任务——民族救亡、个体生存和现代新诗作为艺术的本体诉求，这既是时代造就的复杂生态，同时又构成了诗歌创作的生态环境，从而使诗歌创作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文学生态。笔者始终认为，不论是在什么时期，包括诗歌在内的任何文学创作，都必然地印刻着时代的痕迹，这其中就包括对时代需求的回应，但这个时代也必然制约着它的发展，即便我们永远相信文学一直葆有“仰望星空”的浪漫情怀，但仍然不可能超越这一普遍规律。事实上，就前文对现代文学中心在西南大后方所处整体社会环境、诗人的生存状态与诗歌态度变化、诗歌的传播与接受生态的梳理来看，作为社会文化活动重要构成部分之一的诗人的诗歌创作一直继承着新文学革新中国文化生态、启蒙大众的革命意识。但同时，作为社会生产活动之一的诗歌创作，又无法避免地要适应社会生态环境的要求，并通过诗人、诗歌传播与接受等创作活动要素的直接作用显现在诗歌本体的变化、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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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接受与传播状态  收藏

作者： 荀利波 著 出版时间：2019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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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

简   介：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是文学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是完整的诗歌创作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因而传播与接受生态也是诗歌创作生态的重要内容。一般逻辑上，我们常常将文学传播与接受视作文学创作活动流程中的末端，将其置于创作活动的被动位置。但事实上，文学创作活动中的主体及作品本体、客观世界和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同构成完整文学活动的同时，也是相互影响，并共同形成文学的发展生态。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及其战时生态的客观现实，构成了诗人们所处的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战时生态下诗歌的传播与接受，必然因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辛与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呈现出其独特的阶段性历史特征，并因此而对诗人及其诗歌创作提出新的时代要求。正如艾青在《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朴素的歌〉序》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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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火与硝烟中的诗人  收藏

作者： 荀利波 著 出版时间：2019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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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

简   介：诗歌主体研究是以诗歌活动为中心对其构成要素的考察，是对诗歌创作者的分析研究，包括了诗歌创作活动中的诗人和以群体姿态出现在诗歌活动中的诗人群体。战争必然使诗人及其诗歌活动面临一种极端的、残酷的、艰难的文学生态环境。诗人作为诗歌活动的主体，诗人所处的文学生态环境及其对环境的反映，诗人个体及群体的状态变化等，对诗歌创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如老舍所说：“抗战不是桩简单的事，政治、经济、生产、军事……一脉相通，相结如环。”1937年7月7日从卢沟桥燃起的战火，迫使中国现代文学中心逐步转移到了以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导致了现代文学空间的转换。这种空间转换并非文学自身，而是显现为文学主体活动的地理空间的流动。文学地理学学者梅新林认为：“文学家群体处在哪里，流向哪里，文学活动与创作成果就带向哪里，文学地理的中心也就转向哪里……文学家是主体，是灵魂；地理是客体，是舞台。”事实上，全面抗战时期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诗人与其所置身的作为客体的空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背离故土、流亡他乡之痛，更重要的是他们从迁离家园起，就以笔为枪，参与到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民族救亡、民族解放的斗争中，面临着新的血与火的考验。所以“文协”在其协会成立的发起旨趣中说：“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徹于全世界，照徹于全人类，这任务乃在我们全中国从事文艺工作友人们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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