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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大龙 宋培军 罗静 孔迎川 著 出版时间：2023年04月
出处： 中国边疆学（第16辑）
简 介：马克思主义边疆研究近年来得到学界关注，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本文从边疆理论研究前沿动态、学科领域的重大争鸣、学术进展三个方面对2019年至2021年的研究状况作了评述。本文认为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边疆理论尤其是新中国有关边疆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是重点指向，而有关历代王朝边疆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也多是围绕“史鉴”功能展开的，体现着中国边疆研究的现实价值。中国边疆学的时代性、现实性凸显，而将中国边疆学纳入“交叉学科”也显示了时代呼声、现实需要。对中国边疆学基本理论，包括中国边疆的界定、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体系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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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收藏
出处： 中国边疆学（第16辑）
简 介：学科建设一般包括学科定位、学科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基地、学科管理等六个要素。本文对新时代中国边疆学的时代背景、学科对象、学理依据、学科框架、学科组织进行探讨，强调“国家之边疆”内涵把握对于推进中国边疆学的重要性，有助于中国边疆学夯实基础、把握方向、开拓创新、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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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 世界历史的“主辅线现代化范式”视阈下的中国边疆治道变革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社会边界”概念与中国传统的“体用”、“根本枝叶”、“腹心肢体”、“躯干（骨架）血肉”等二元概念的中西对应，一直是个难题。吉登斯曾指出：“社会科学家们习惯于把‘社会’看成是具有明确边界的行政实体……那么一般而言，这并不是因为，具有明确边界的行政实体是社会联合所固有的一切属性，而是因为，它是与民族—国家相伴随的独特社会整合形式的产物。”由此可见，“社会联合”与“社会整合”之于“明确边界”的不同要求。陈寅恪先生把作为“历史出口”的北朝系统的本质即“胡”“汉”之融合概括为：“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就躯干（骨架）与血肉的体、用关系来说，这种论述延续的还是“根本”与“枝叶”的论说习惯。贞观初颉利可汗败亡，突厥迁置内地，北荒各部落酋长和首领纷纷称臣前往长安。面对此种形势，西北道安抚大使李大亮上书唐太宗：“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唐太宗也有类似说法，不过侧重点不同：“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用求久安，未之有也。”这里的一个细节是，何以拓跋不至。一般想来，它似乎是一个远比唐政权曾对之“北面称臣”的突厥更为传统而偏远的历史存在。但就唐太宗以前李唐宗室的拓跋鲜卑血统而言，五服以内为“家”，并以“家”为“国”之核心这样的“国体”建构观念未必强求同“族”之拓跋来臣入“内”——长安，其“自竖立”而后作“藩臣”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李大亮“请停招慰”河西伊吾部众，“太宗纳其奏”，更多隐含着重本轻末，重中国轻四夷，似乎尚未把根本与枝叶当作一个生命体，自然与后来唐太宗坚持纳高昌为藩臣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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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台湾的现代化与边疆地位的超越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至迟在乾隆年间，清朝已有把台湾生番乃至整个台湾作为“海疆”看待的明确认识。平定林爽文起事后，钦差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奏：“臣曾遣熟悉番情之贡生张维光至番社晓谕，酌令生番头目庶人，照四川屯练承土司之例，进京瞻仰天颜，使化外番黎，伏沾圣泽。而海疆荒僻之地，咸得被服声教。”1944年3月27日，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特选日本割台49周年之际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称：“战后实施民族政策，于边疆的时候……对台湾各种施策，自不能例外。”可见，对于台湾的边疆地位，国民政府也是有一个认定的。相比较而言，战后初期（国民党中央到台之前）的台湾更多行政边疆的色彩。延至1970年4月24日，则是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实施《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20周年的所谓“纪念日”。1971年下半年起，台湾就有人提出，鉴于新加坡从中央到地方为一级制，政治修明、建设进步，拟将省与乡镇改为虚级，将乡镇村里邻长改为派用，取消乡镇民代表会。这就等于说，县市自治地位似乎是唯一没有受到正面质疑的，也说明台湾政治现代化在县市层面还是有些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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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简 介：“一带一路”构想是体现我国海陆兼备特点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顶层设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于2015年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圈定了1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新疆、甘肃、内蒙古、东北三省、海南、广西、云南、西藏这些陆疆、海疆省份在内的边疆省份占总数的半数还多。最值得关注的是，新疆、福建分别被确定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并提及要发挥港澳台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相对于重点圈定的内地18省市区、内陆10个节点城市以及沿海15个节点城市来说，对香港、台湾这些率先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地区着墨不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近代海疆变迁的视角看，也许更应凸显港澳台地区作为历史上的边疆实现现代化突破的特质。与列宁曾经论述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边疆——欧俄西南沿海边疆——类似，我国东南沿海的港澳台也可作如是观。从“双边疆范式”的视角看，香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实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建立，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从“政治边疆”到“行政边疆”的过渡，社会治理必将面临法制建设的巨大考验。而从节点城市的内外布局来看，处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新加坡，在古代历史上曾是中国先人下南洋的重要落脚点，在近现代东西海道大通之后与香港一先一后都逐渐成长为重要的“国际大都市”，理应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节点城市，把它与香港放在一起、比较异同、考察两者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或可提供“一带一路”之“核心区”、“节点城市”建设不可替代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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