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遇合与人事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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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翠艳
著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关键词:
出处: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70周年校庆70篇优秀论文集
简 介:周作人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历来为学界所熟知,但他同时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十年(1922~1931年)的经历则除专事周作人研究或治燕大校史的学者外鲜有人提及(即使提及也大多语焉不详)。但该段经历对于中国新文学及周作人自己的人生而言,其意义都颇不寻常。在其晚年撰写的《知堂回想录》中,周氏如此描述自己的这一经历:
这一年(1922年——笔者注)里在我还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便是担任燕京大学的新文学的功课,一直蝉联有十年之久,到一九三八年还去做了半年的“客座教授”,造成很奇妙的一段因缘。
对于文风平实朴讷的周作人而言,能够接连使用“重大”“奇妙”两个词形容自己与燕京大学的这段关联,足见后者在其心目中的地位。的确,1922~1931年正逢周作人37~46岁的人生盛年,其在周氏一生事业与生活中的意义自不待言。与此同时,身兼新文学大师和燕京大学中国新文学部主任的双重身份,周作人对于燕京大学的新文学建设(包括学科建设与文学创作两个方面),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燕京大学简章布告刊件1922》所载资料,燕京大学中国新文学部(英语名称为Deportment of Modern Chinese)隶属于国文系。当年燕大国文系并列有中国古文学、中国新文学两部,古文学部有陈哲甫、陈祉承、刘昂、高曰采、王璞、邬翰芳6名教员,而中国新文学部只有周作人一人。虽然教师人数极少,但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新文学”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系部在大学获得建制,其学科史意义非同凡响。20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新文学创作风气的养成,冰心、许地山、凌叔华、瞿世英、焦菊隐、熊佛西、李霁野、韦丛芜、刘廷蔚、于成泽、白序之、于庚虞、董绍明等数量众多的燕大学生作家的成长,也大多与周作人发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所有这些,并不难找到相应的史料支撑。但若论及周作人任教燕大的起因,则颇为令人疑惑:留学日本的章门弟子周作人何以能够进入美英基督教会创办的、向来少有中国籍教员的燕京大学执教?周作人又何以同意进入燕京大学担任他“所最怕的”、五年前初到北京时“曾经坚决谢绝”的“国文功课”?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既可拂去积沉已久的蒙在周氏与燕京大学问题上的历史尘沙,亦可为读解新文化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的人生际遇提供多维的参照。本文谨以燕京大学档案资料及当事人日记、书信及相关回忆录为依托,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寻求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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