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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影像·空间：当代文艺风景管窥 收藏
简 介：本书由文学作品与电影个案切入，尝试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文艺场域构型的流动性与文艺生态结构的混杂性。本书一方面历史化地透视种种文艺力量在文艺场域建构过程中的深度参与及其长久影响；另一方面，也将社会主义文艺身份的建构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格局下进行理解与反思。那些难以捕捉的、有待达成的理想文艺形态，那些抽象矛盾的、变幻莫测的话语运作机制，或可由此渐次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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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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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后世界冷战格局的开启，促使美国政府通过“文化外交”，积极参与并影响亚洲地区的战后文化重建。而这一时期，就中国政治与文化而言，亦是关键时刻。此时，中国香港，由日本占领重新变为英国管治；台湾，结束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转由中国国民政府接管；而大陆，于1949年开启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格局。处于不同位置的中国知识分子出于信仰信念与利益考量，部分移居台湾、香港等地，部分由海外返回中国大陆投身于建设热潮。国共内战、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世界冷战格局的开启，使得中国不同区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都经历了频繁的文人空间流转与文艺场域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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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艺的取舍：经典的译介与传播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新中国对于中外文艺作品的重估与批判，应视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一分子。本章以1960年上海批判十八、十九世纪文艺作品的活动为中心，检视新中国对于外国文艺作品的教育、出版、改编等问题。1960年上海批判外国文艺作品的活动系统集中，且涉及领域较为广泛。本章从高校文艺教育与新闻出版两个层面进行梳理。一方面，通过批判资料，钩沉其时管理机构如何甄别外国文艺作品，如何对外国文艺教育者工作者进行分门别类，如何规范外国文艺作品的阐释导向。这些批判活动本身以否定的方式参与了“十七年”时期文艺生态的形构。我们可由此活动反观其时文艺话语体系的概念构成与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十八、十九世纪外国文学译本印数多、流通快、影响深。外国文艺作品的喜好者与传播者，包括学生、教师、出版者等，以各自的方式影响了本土文艺生产。他们对于外国文艺作品的接受、编码与重写亦影响了本土文艺生态系统的构成。这些文化产品与管理机构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于外国文艺资源的清理、整合甚至归化，共同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场域的建构。此外，本章还将这一话题置于纵深的历史脉络中予以讨论，它包括1950年代初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处境与1960年代初西洋文艺作品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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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艺的承继：《二月》的改编与接受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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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1962年，导演谢铁骊将柔石的《二月》（1929）改编为同名剧本发表，并于次年将其拍摄为电影《早春二月》。电影讲述了知识青年萧涧秋来到芙蓉镇作教师，却在小镇上新旧两派的观念冲突中陷入了扶助烈士遗孀文嫂与舍弃自我爱情的艰难处境。影片最终以萧涧秋离开芙蓉镇结束。该片叙述流畅，表现细腻，宛如一首白墙青瓦、小桥流水的江南之歌。它以蓝灰色为主调，悄悄吟唱春寒乍暖时节芙蓉镇的哀乐人生。 1964年8月中宣部指示《早春二月》在全国公开放映，并给予批判。当时关于《早春二月》的批判基本上围绕9月15日《人民日报》所刊《〈早春二月〉要把人们引到哪儿去？》一文的几条线索展开：（一）从电影对小说原作的改编入手，讨论谢铁骊的《早春二月》对于柔石的《二月》是否消极改写并粉饰其缺点；（二）从电影的人物形象入手，分析萧涧秋与陶岚的思想情感与形象塑造，论者视两者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表征，批判影片“美化”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从电影的“美化”技巧入手，讨论电影如何以艺术手段与电影语言塑造人物、表现主题以及营造抒情色彩。1980年代以来，有关《早春二月》的讨论仍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研究向度与切入角度并无新意，但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反转，重评文章多侧重于分析该影片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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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特影片的肇始：《腐蚀》的改编与意义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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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2007年，“反特片”经典《羊城暗哨》（1957）被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该剧的宣传文案称，“电视版《羊城暗哨》演绎全新间谍大片”，融合了原“反特惊险片”的情节与“时下谍战题材”的新鲜元素。该剧使用“间谍大片”而非“反特片”进行自我指称。“反特片”，又称“反特惊险片”、“反特电影”，是1949年后兴起的一大电影类型片。从“反特片”到“间谍片”的指称变迁，折射着交错衍生的时代文化心理之流变。徐勇认为，“反特片”中敌我分明的二元对立结构是冷战意识形态的表征，而谍战片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镜像式结构”呈现的是后冷战时代的特征，是对先前阶级认同和“国族”认同的改写和超越。史学界一般把1991年苏联解体划作为世界冷战的终结点，但中国走出冷战政治格局的时间可能更早。1979年的中美建交或可视为一个重要标界。然而，冷战文化在中国的退潮，却非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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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诗学的重构：沈从文的抽象抒情与困境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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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1949年后，沈从文在文坛的身影逐渐淡去。从1948年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点名清算，到1949年自杀未遂，再到1952年新作《老同志》被退稿，以及1953年开明书店销毁旧作手稿及版型，诸如此类的事件，对沈从文而言，制造了种种人生烦恼；对后人而言，则为想象1949年后“自由主义”文人的文化境遇营造了黯淡基调。在此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午门城下的沈从文》等。它们所展示的沈从文是一个为文坛遗弃、友人冷落、领导压制的抑郁老人。而1949年后的沈从文的确没有多少动人的作品。这一事实往往被后人理所当然地视为沈从文搁笔的结果。而搁笔这一行为又反过来印证了沈从文所遭遇的不幸与不公。常为研究者所引用的是1948年沈从文写给两位作者的退稿信。在信中，46岁的沈从文居住在即将解放的北京城预言：“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因为社会分解、秩序重构，而自己已进中年，不易扭转用笔习惯。所谓扭转用笔习惯，是指过去自己写作从“思”出发，新时代需要从“信”出发。研究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沈从文搁笔的原因在于坚持“从‘思’出发”。而在社会价值重估下，这种用笔习惯失去了存在意义。这为沈从文的命运渲染了悲剧性色彩，也为“自由主义”文人谱写下一首文化挽歌。细细琢磨这种论述，即可发现研究者选择某类史料，将之根据时间先后排列，并由此建立起因果关系，这种论证忽略了历史进程中多种材料、多元要素之间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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