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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研究

作者

周瑶 重庆智韵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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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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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研究

引言

在复制、录制以及传播技术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原本存在于表演者与制片者、作品作者、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局面被打破,表演者利益在国际上一直不能得到全面的保护。2012年6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外交会议在北京召开并通过了《视听表演北京条约》,该条约主要将表演的保护范围扩展到视听表演,结束了表演者无法得到全面保护的局面,我国作为承办方,且正值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期间,为了与该条约内容基本保持一致,必须有充分的准备。

要实现《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在我国生效,势必会考虑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在我国是否适用以及其如何才能更好地适用等理论及实际问题。我国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第一稿、第二稿以及送审稿中都对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做了一定的规定,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一些矛盾与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问题的分析,结合《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中确定的权利转让条款,探讨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在中国的具体落实。

一 视听表演者权利的基本考察

(一)视听表演者权利的基本理论

1.视听表演者权利的界定

国际条约以他人对表演的利用方式对表演进行了区分,分为声音表演和视听表演。[]例如,一位歌唱家在演唱会上唱了一首歌,若他人利用的仅仅是歌唱家的声音(以音频的方式利用,如将表演录制在“录音制品”中),则此时的表演为“声音表演”;若他人利用的是歌唱家身体的活动、形象以及歌唱的声音(以录像、视频方式利用,如将表演录制在“视听录制品”[]中),则此时的表演为“视听表演”。

视听表演是指录制在“视听录制品”中的表演,其中表演者对视听表演所享有的权利称为“视听表演者权利”[],它有别于表演权,后者属于著作权人的权利范畴。对于视听表演者享有的权利在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表演所体现出的正是表演者的独创性,进而主张视听表演者享有的权利不应是邻接权,而应当是著作权。另一种以作者权体系国家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视听表演者的表演行为区别于著作权的创作本质,因而视听表演者享有的是邻接权。正如德国学者雷炳德所述:表演者是按照原作品里的内容进行表演,并未渗入自己的想法,仅仅是把原本存在于作品中的作者的感受、精神、声音以及思想展现给了大家。[]由于我国一直都是采取著作权法体系,因此,对视听表演者权利的保护是从邻接权或者相关权的角度来进行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承认表演不具备创作性。

2.视听表演者权利的价值基础

演员通过演绎获得了表演者权利,而视听表演者则是通过对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演绎获得了视听表演者权利。视听表演者的演绎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属于对作品以及表达的再创作,因为其中包含视听表演者对作品以及表达的意识、认识与创造,对剧情和人物的深入研究、理解和感受,对角色和生活的想象虚构、提炼加工和精准创作。

首先,视听表演者权利的价值体现在劳动价值基础上。“私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哲学理论已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洛克的劳动学说主要对财产相关概念进行了解释,而该理论仍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且能够揭开知识产权的神秘面纱。[]而且,视听表演者的表演是劳动的投入,也是劳动的成果。视听表演者所享有的权利正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他们有权要求获得这些产品的全部经济价值。[]

其次,视听表演者权利的价值体现在人格财产价值基础上。康德认为,人们对实实在在的书本是享有物权的,而书里的内容,则是作者想对人们说的话,因此作者应该对此享有人格权。[]对于视听表演来说,表演是视听表演者向公众说的话,表演即视听表演者自身人格及其价值的体现,是人格及其价值的延伸。

再次,视听表演者权利的价值体现在经济激励价值基础上。经济学中,人被假设为完全理性的人,理性的人投入精力、付出成本以及创造成果都会要求有回报,简单地说就是从这些投入中获得经济利益。[]因此,若要实现视听表演者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则需要对视听表演者赋予权利,在其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才能促进社会利益,才能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倘若没有规定权利,视听表演者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他们将选择放弃这个行业,投入其他更好的行业,这样产生损失的不仅仅是表演行业,更有可能是整个影视行业。

最后,视听表演者权利的价值体现在利益平衡价值基础上。法律赋予视听表演者权利,实际上涉及多方的利益纠葛,各方利益代表包括但不限于视听表演者、作者、制片人与使用者。正如亨利·赫森所言,两种独立的、完全享有自治的权利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从属关系,也不存在所谓的冲突关系,相反的,两者在许多方面则展现出了类似与趋同的性质,因此两者之间是类似和并行关系。[]

故而可以说,视听表演者权利理应由视听表演者享有,但是“权利就其目的而言,它是满足人们利益的一种手段”[],权利的实现既是利益的保障,也是利益的分享,利益是与权利紧密联系的,对权利的保护是对各种价值的平衡。

(二)国际条约背景下视听表演者权利的演变

为了平衡视听表演者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对视听表演者权利保护的需求进一步提升,视听表演的制作和使用应受到适当的限制与扩展。

1961年通过的《罗马公约》[]规定,表演者一旦同意将其表演录制在“视听录制品”中,权利将不再受到保护,但是在其同意之前,权利是得到保护的。这样规定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影视行业处于需要获得更多保护的阶段,并且影视行业掌握的话语权远远超过了表演者。1994年通过的TRIPs协定[]相对于《罗马公约》而言,并未加大对视听表演的保护力度,但是由于TRIPs协定的成员较多,相当于进一步扩大了视听表演在国际上得到保护的国家的范围。

1996年通过的WPPT[]中,除了对表演者权利的权项内容进行了新增[],在保护“视听录制品”中的表演的规定上并没有太大的突破,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在此次外交会议上调整了立场,而要在短时间内就美国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协商几乎是不可能的。[]

2012年6月27日,历时10多年的视听表演者权利国际谈判最终落下帷幕,《视听表演者北京条约》在北京通过。

(三)比较法视野下的视听表演者权利

从《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的缔结来看,在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条款[]的制定方面,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与立场,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就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条款的规定而言,分歧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和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为主,由于美国和欧盟的产权利益和法律框架的差别,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认为,表演者若同意将其视听表演进行录制,则视为表演者已经将其权利转让给了制片者。以欧盟为代表的多数国家则认为,即使表演者同意制片者对其视听表演进行录制,也不能推定表演者将其权利转让给了制片者,最终权利归属应该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视听表演者有自由将权利转让给集体管理组织,而不是依据法律的规定来推定权利归属。[]

其他国家的规定也存在分歧。英国主张“推定转让”模式,对视听表演的财产权利进行了分类,在合同优先的基础上,采取稍微不一样的态度。法国则采用“推定授权”的模式,而且强调了书面合同约定的优先。德国主张合同约定优先,法律推定为后,强调合同的主导性,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适用“推定授权”模式。

二 我国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的现状

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是指视听表演者将其财产权的一部分内容转移给他人所有,并使之成为新的视听表演者权利人的法律行为。受让人代替原视听表演者取得所受让的使用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所受让的视听表演者权利,不再受转让人的约束。那么,我国关于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的立法与司法现状如何呢?

1.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的立法现状

从现行《著作权法》对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的保护来看,2010年的《著作权法》中关于作品分类的定义、表演者的定义,相比2001年的《著作权法》中的规定并未有太大变化,只是表演者权利增加了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并获得报酬的权利。从相关的法律条文来看,我国并没有对“视听表演”与“声音表演”进行区分,而是对两者都赋予了表演者权利。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修改草案的二稿和送审稿并未规定“视听作品”必须满足“固定在一定介质上”的条件,明确表演者仅指自然人,且对表演者的职务表演及其权利的归属进行了规定,即约定优先,当事人可通过约定明确权利归属问题。但若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下,职务表演是集体性职务表演的,权利由演出单位享有,表演者享有署名权,而对于其他情况下的职务表演,表演者权利由表演者享有。而对于一般的表演(非职务表演)而言,二稿规定不按照约定进行权利归属的划分,直接规定表演者权利由制片者享有,然后将表演者区分为主要表演者与非主要表演者,主要表演者享有署名权与第二次使用的报酬权,非主要表演者却不享有;而送审稿却规定了非职务表演中的表演者的部分经济权利的归属,可先由制片者和主要表演者约定,在约定不明或者无约定的情况下,制片者才享有表演者权利,而主要表演者享有署名权和分享收益的权利。

2.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的司法现状

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主要涉及视听表演者将其部分权利转让给其他人[],而其他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与视听表演者存在紧密联系的单位,如剧院、剧团等表演者权团体;二是与视听表演者相独立的个体或单位。与前者之间的转让可称为内部转让,与后者之间的转让可称为外部转让。我国司法实践中,正是基于法律法规对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相关规定的不完备,法院在审理有关视听表演者权利纠纷案件时存在差异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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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引言
  • 一 视听表演者权利的基本考察
    1. (一)视听表演者权利的基本理论
      1. 1.视听表演者权利的界定
      2. 2.视听表演者权利的价值基础
    2. (二)国际条约背景下视听表演者权利的演变
    3. (三)比较法视野下的视听表演者权利
  • 二 我国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1. (一)我国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的现状
      1. 1.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的立法现状
      2. 2.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的司法现状
    2. (二)我国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的症结
      1. 1.基本概念界定不清
      2. 2.权利转让权项规定不明
      3. 3.权利转让模式不确定
      4. 4.获得报酬权不具可操作性
  • 三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中的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
    1. (一)条约确定的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
      1. 1.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
      2. 2.允许法定转让
      3. 3.允许推定转让或推定授权
      4. 4.权利转让的权项范围
      5. 5.权利转让的条件
      6. 6.保障获得合理使用费或合理报酬权
    2. (二)《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中的三种权利归属模式
      1. 1.法定转让
      2. 2.推定授权
      3. 3.推定转让
  • 四 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的中国路径
    1. (一)我国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的模式选择
      1. 1.意思自治原则
      2. 2.利益平衡原则
      3. 3.效率优化原则
    2. (二)我国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的具体构建
      1. 1.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主体
      2. 2.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对象
      3. 3.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权项
      4. 4.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条件
    3. (三)我国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的配套保障
  •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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