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是受访家庭的基本资料。本研究六对夫妻在入监前的关系特质主要有：男主人以朋友为主的生活形态，夫妻间无话可说的互动品质，男养家与女顾家的分工模式，夫权至上的权力结构，管家不管夫的弱势妻权，以及维持形式夫妻、仪式的互动关系。在案发后，女性因为对丈夫的责任、道德、情感，愿意承受夫家道德权力的操控，扛下家庭重责与代夫处理法律事务。到服刑阶段，夫妻关系的变化如何？关系维持的意义何在？哪些条件影响夫妻关系？

1.经济角色——男性“失能”、女性当自强

身在囹圄的男性家长无法履行养家者的角色，多有愧疚感，在狱中只能“坐视不管”的现象，笔者定义为“失能”，此“失能”不是来自个人身体缺陷，而是因环境隔离造成无法施展能力之故，使得男性的痛苦不仅是失去自由而已。

如果受刑人妻子原本就有工作，家庭经济不独赖于受刑人，家庭经济受到的影响较有限；若原来女性在家中只是家庭主妇，在丈夫入狱后才进入劳动市场，多只能从事低薪的工作（F太）。此外，女性配偶的工作机会也和家庭生命周期有关。家有幼儿的受刑人家庭（C家、E家），会限制受刑人配偶的工作能力，若社区又没有适当的托育资源、工作时间与孩子的作息不合，会限制女性出外工作的机会（C太）；而孩子长大、独立性与自主性也够，较不影响女性的工作机会（F太）。

受刑人妻子扛下养家、顾家与卫家的责任，一家数口只依赖女性配偶的收入，无论女性配偶拿的是固定的薪水（A太、B太、E太、F太），还是靠生意的收入（D太），家庭经济只能维持家庭最基本的运作，若有不足时，亲友支持与协助勉强可以撑过每个难关，也有较好的适应。因此，从家庭经济角色的转变来看，男主人角色“失能”的意义是法律惩罚受刑人时，也间接处罚受刑人妻子，女性配偶处于家庭结构的重要位置，承担了因先生入狱对家庭造成的所有影响。

表4 受访者家庭基本资料

2.决策模式——男性“失权”、权力平等新契机？

参与本研究的家庭在案发前只有有权力与否，而无权力平等的现象。在服刑中，发现受刑人身份影响男主人的权力意识，此可能是因传统男性权力和其经济角色有关，也可能是因为亏欠与内疚，让男性愿意改变权力结构。笔者将此定义为“失能”，反映出因为隔离与身份造成的失权感，在受刑人与男主人的角色关系中，受刑人的身份显然压过男主人的角色。此外，男性权力基础已瓦解不代表男性没有运用一些方法在家庭生活上保有影响力，有的男受刑人只能以妥协与委屈的方式自处（A家、E家），有的男性成为家庭的计划者，罗斯柴尔德（Safilions-Rothschild）曾讨论指挥权（orchestration）和执行权，狱中的丈夫仍负责重要的家庭政策（攸关家庭生活形态与家庭特色）。女性配偶受狱中丈夫的遥控，有的女性为维持丈夫象征性的地位（F太），会表面听从来化解夫妻权力关系的困难与尴尬，但有的要承受决策后果所造成的实际生活的困扰（B太）。

3.亲职角色——父亲“失职”，母兼父职

在原本父亲为孩子的主要管教者的家庭里（如B家、C家），爸爸不在家，妈妈在管教子女上多力不从心，若又都是男孩，母亲就困难许多，狱中父亲也一筹莫展。育有多女的D家，长女照顾弟妹，可以说是替代父职的现象。如果妈妈本来就是主要的管教者，或是父母管教态度、方法不一致，先生不在，女性配偶更能依自己的方式来照顾孩子，减少孩子管教的冲突与混淆（A家）。子女已经成年的家庭（F家），爸爸不在家的影响相对地减小。对于尚有婴幼儿的家庭，E太能做的就是为孩子找替代性家庭。

1.夫妻关系的内涵——施与受的不平等

夫妻在家庭角色上呈现女重男轻的现象，会产生什么样的夫妻关系内涵？在此内涵下，男女两性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性别上的意涵？如表5所示，丈夫的重要性除了金钱与物质上的支持外，还会更具心理上的安抚作用，妻子无疑是狱中丈夫的依附所在，而为人夫的受刑人只能给家人口头或书信上的安慰，受刑人夫妻关系在施与受间存在极大的失衡，女性承担较多的义务与责任，男性变为经济与心理上的依赖者。台湾“民法亲属篇”第1052条明文规定：夫妻一方“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下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他方得向法院请求离婚。在本研究中受刑人妻子均可以申请法院判决离婚，来解决生活的重担，其为何不趁此离开已形式化的婚姻？是什么样的机制让女性留在家庭？

表5 受刑人夫妻关系的内涵——施与受的平衡

2.维系夫妻关系的锁轮——以孩子为主的家庭意识逻辑

（1）相关于女性家庭角色的机制。

①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我想维持一个家庭，我想维持两个小孩的家庭，这两个小孩不要失去了什么，今天他也有爸爸，也有妈妈，可是我希望他的爸爸、妈妈不是因为这个婚姻关系……（A太）

我就是有一个观念，我要给她一个完美的家庭，不要让人家说她没有父亲啊。其实将来我会过得不快乐、不幸福，那是我心里最坏的打算，但是为了她，我会继续维护……（E太）

而且很多社会不良青年，就是因为他父母离异，因为我大哥早逝，我大嫂年轻就改嫁，我有一个侄子就是不太乖啊。（B太）

不然社会这么乱，单亲家庭惹出的祸这么多，再怎么样，小孩子教好是最重要的。（C太）

“家”——就是种意识形态的工具，除了规范人都要属于家的社会单位，也规范家庭中各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在以核心家庭为正常/主流的家庭意识形态下，非核心家庭多被标识为不正常的，这不仅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更让父母牺牲婚姻幸福来维持空壳的家庭。

②母职责任。

……除非你什么都不管了，就是顾自己而已，那种人就做得出来，自己快活就对了，像这样子就比较不负责任。如果说父母做错事，要小孩去扛、去承受，我是比较不忍心这样。（C太）

（可以做别的打算？）你要我离婚，我可以吗？不会啦，孩子那么多，我们是没有沟通啦……（D太）

那现在可能最基本的着力点在小孩子身上……今天重要的是这个小孩是不是你、我生出来的，你是不是有一个责任。我绝对不是推卸我的责任，因为现阶段我在里面的时候，是不是你也有这个责任拉拔一下。（B先生）

“夫妻不合，受罪的是孩子”让感情已经恶化的夫妻仍维持一个形式家庭的机制/意识形态，受刑人妻子更不会让子女因父亲的过错，再受到失去母亲/家庭的痛苦，狱中的爸爸也会诉诸母亲的责任，要求母亲负责任。

③母亲角色的形象：维持好妈妈的形象。

我说我现在离婚没有意义啊，我现在离婚对我小孩子有什么好处，将来小孩子长大，他会说妈妈在爸爸最潦倒的时候离开他，我说我不能这样子做。（D太）

另一个维持家庭关系的力量就是女性要在孩子面前维持好妈妈的形象。从这些女性对孩子、对家庭的观念，在女性被视为全家的照护者的期待下，早已被化约为家庭责任的工具。

④母子关系——水乳交融。

关系是互相的、互动的，母子之间所存在的骨肉相连的感情，以及和孩子的相处关系，也会强化母亲为孩子付出的角色与责任。

我也舍不得我的小孩子，因为我们以前，我们也曾吵过架什么的，我曾经把小孩子一丢就走了，可是那种难过……我看不到小孩子会难过。（C太）

家里要是没有孩子的话，感觉会很不一样，有孩子会比较热闹，孩子都很乖，不要我操心，不乖的话我就会放弃了。（D太）

我是对小孩，我对小孩的那份爱很特别……所以相对地我要给她一个完整的家，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A太）

和子女的情感关系好坏是女性打算的一个考量点。此外，除了和孩子关系的情况，不让孩子因为父母的缘故而改变生活，对子女的责任，使女性配偶可能为了孩子苦撑下一个家。

⑤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

当孩子在婴幼儿、学龄前或就学的青少年阶段，父母亲角色较可能成为两性的主要角色，但对于子女已成年的家庭，彼此的陪伴共度下半辈子就变得重要。

这几年孩子长大了，也出去赚钱，自己有独立的生活，自己才有时间，孩子都大了，不在身边，就剩下我们两个怎么办。（F先生）

人家说你们就是夫妻啊，那老了以后，就是一个伴这样子，孩子都长大了，他们各自有家庭，还是要有一个伴……就像说现在我先生不在，我就可以体会那种心情。（F太）

“老来伴”，就是指夫妻两人为小孩、为家庭付出一辈子，到最后再一起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子女已成年，父母亲角色退却，夫妻角色又开始变成主要的角色，老伴就变得重要。因此，从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可以了解到家庭之所以会持续，都有不同的理由、期待与责任。

⑥好媳妇——为夫家继承香火。

如果我没有这个儿子，也许会解决婚姻的问题，会把婚姻解决掉。其实像我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在一个中国传统的观念下，我生的是一个儿子，而且有两个小孩，第一个他是个男生，是属于他们家的。一般他们的观念女孩子是要嫁出去的，男的是要继承香火的。（A太）

其实我本身也是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在我内心里头，我会觉得他是一个男孩子，是他们家的，你会顾虑他们家。今天我带走他绝对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争执，今天我带走的是我女儿的话，他们会觉得没关系，她是女生，不会继承香火。（A太）

生育儿子，为女性带来权力与地位，更奠定了在家庭的权威，但站在做媳妇的角度，首要的责任就是继承夫家的香火与命脉，因此A太所考量的是整个家庭的关系，离婚争取儿子的监护权等于断了夫家香火，也让做媳妇所拥有的权力失去依据，因此，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力若不是依附自己对家所具有的功能，就是要依附在儿子身上。

（2）相关于女性处境的机制。

①离婚——孩子监护权与抚养权归谁？法律保障谁？对谁有利？夫妻关系若发生问题或是危机，子女归属的问题也会影响夫妻处理婚姻的态度与方法，在“民法亲属篇”未修法以前，女性常因怕不能获得子女的监护权失去孩子，所以才不敢结束婚姻关系。

（没有想到过要离开？）不可能离开啊，离开也不一定好啊。因为你带两个小孩，依他的个性，他不会小孩子都给我，那有什么好讲的。（C太）

受刑人妻子虽可依台湾“民法”第1055条申请法院判决离婚，但也有其限制，此外若在对其最有利的时机（先生服刑）离婚、争取监护权，也可能只有一半的机会。在台湾对子女的监护权（亲权）意义上归属于父权，女性往往在争取子女监护权或抚养权上处于弱势，若如德国法律考量父母的亲权或父母子女间其他法律上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异而消灭，离婚的配偶各自有权、有责分担对子女的抚养权，较能助成人考量自己的幸福，同时也为孩子最佳利益做出最好的决定。

②能力问题。

……一个人（孩子）我可以扛得起来，两个我可能没法工作了，一个我还有办法工作，所以这个来讲，两个小孩和一个小孩绝对不是一个影响。（A太）/跟公公婆婆住了，已经改变不了的事实，我觉得要突破一点很困难，我无论怎么搬出去住，我怎么带我的小孩……我只能慢慢累积我自己的能力，有一天也许真的是需要结束，我觉得人的经济能力是不可缺乏的，这是最最现实的。（A太）

能不能单独抚养孩子是最实际的问题，女性不能离家不是因为不愿，而是不能。受刑人夫妻关系能够持续下去的理由，取决于女性对其处境的看法与态度，本研究发现家庭本身是一个意识形态，其中诉诸母亲的职责、标识正常与不正常的家庭结构，让受刑人妻子为了孩子而死守着家庭，加上法律对离婚后子女监护权的规定，离婚只会增加女性的不安全感与失落感，而经济能力的限制，使受刑人妻子只能在重重约束与限制中过日子。

3.夫妻互动的逻辑

在每月一次到两次的会面，受刑人夫妻的交谈内容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谈？谈话内容与话题如何改变与转折？可以据以了解夫妻互动的方式内涵吗？

（1）互动内容的表象——问答的方式，以家庭、小孩为主的互动内容。

来时都谈一些家庭的事情，孩子现在怎么样……（F先生）/讲一些最近家里发生的什么事情这样子，去看他的话，就是有没有钱用啦，怎么样买一些东西啊。（F太）/家里的情形、经济上的问题什么的……（D先生）/都是我在讲……他也没有问，不会问我过得怎么样，也不会问我怎么来的，都是我问他，不然他会一直坐在那里，不知道要讲什么，我会问他要什么。（D太）/都聊女儿的事比较多吧，聊一些平常的生活状况，问她在外面过得怎么样，或者说有什么问题之类的。（E先生）

这种制式的互动方式显然和家庭关系所需要的自由、随兴的分享不同，也缺少个人内心世界的分享和亲密性，这种互动方式受到哪些主客观因素所形塑？

（2）话题形塑的动力。报喜不报忧——压抑真实生活。

……讲家里的事、讲小孩子的事、讲朋友的事，就是要他不要担心，不要管别人讲什么，我不会跑掉这样子。（D太）/家里面的人很关心，一个礼拜来看一次，就算是你有受什么委曲，你也不会跟人家讲……但是让你的家人知道你很好啊，让他们安心啦……所以大大小小的事情比较会放在心里面。（A先生）/在我的立场，我不喜欢这样子做，我们把情绪压得最低。所以他常问我家里好不好，我都说没有问题、都很好，因为我带给你不好的话，你又怎么样呢？你又能怎么样呢？（A太）/那跟你讲只不过是平添你的苦恼而已，跟你讲你也不能解决，又让你烦，不必了。（E太）/都问一些家里的状况啊，我都说我在这里过得还好，叫她不用担心就对了。（F先生）女性为不让先生担心，因此会面时要懂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原则，似乎隐含捍卫男性万能的逻辑。而男性在犯人的身份意识下，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减少家里对个人的担心。所以夫妻会面都要隐藏、压抑自己生活的真实感受，来维持女悦男的关系。

①快乐原则。

像有时候去看他，他就会想把心里的话、在里面的生活跟我讲，想要我完全知道。我就会跟他说，我实在不想听这些，我们可以聊一些比较快乐的事，为什么要聊一些痛苦的事，就把这事放在一边，好好过生活就好了……（A太）/而且难得见一次面，干吗要把气氛弄得不好对不对，这也是我跟她谈的一个原则。（A先生）/刚来执刑没多久，我跟她讲我说你在外面要是能够找到好的男孩子，他还蛮照顾你、不计较你的过去，你可以跟我讲，我不会怪你。我还被她骂……从那次以后，我也不太会讲这些（免得她不开心）。（E先生）

夫妻互动内容是经过妥协的过程，因为丈夫入狱而处于弱势的地位，所以交谈内容就由女方而定，男方采取配合的态度不敢越过界限，以维持互动的和谐。

②你我之间——男方试探、女方避重就轻。

他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很庆幸，他很庆幸我没有在他这段时间做任何的决定……我也放在心里头，我也没有跟他点破什么东西啊……（A太）/跟他讲话我觉得避重就轻很重要，这些太敏感的事情，不要在他面前提，不要造成他心里头的压力，不要让他胡思乱想。比如说考虑到我们的婚姻问题、我要不要等他的问题，我都不敢在他面前说我可能不会等你，我不会这样讲。但是我不敢对他做承诺，因为我怕如果结果不好，他会受不了。（E太）

婚姻问题几乎是个不能明讲的话题，男性只能用旁敲侧击来试探，女性只能轻描淡写地带过。在解构夫妻互动逻辑后发现，夫妻会面的主题不是家庭就是小孩，这对夫妻情感会造成什么后果？

（3）互动结果——无话可说、关系的危机？夫妻互动在心理机制的作用下，有的话题不能讲、不能明讲，只能讲一些安慰与安心的话，随着时间的作用，夫妻相见在心理上多了一层负担、压力与刻意。

……像到现在为止，我坦白跟她讲，有时候变成没有什么话题好讲，我自己觉得在里面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所以想不出新的话题，你要怎么讲……（A先生）/因为常来，该讲的话题也都常讲，要再重复讲的话，也没有那种意思。所以有时候我听说很多受刑人都是这样子“对相”啊，大家在看，两个人在对看，也不知道讲什么，或许讲好听一点，尽在不言中嘛，但是谁又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E先生）

传统男性语言/说话方式是在公领域表达意见或是讨论，因此需要获取与传播知识或资料，而狱中千篇一律的生活，无法提供新鲜、丰富的题材来和妻子互动，反映出男性在维持关系上有其困难之处。

我觉得真的是除了那道墙把我们隔开以外，还有很多事情把我们隔开。去到那边，我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我真的不晓得要跟他讲什么……因为你生活作息不一样，接触的人、事、物不一样，搭嘎不上，不知道要聊什么……所以有时候去看他，两个人都是沉默，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E太）/到里面写信、讲话都不能太重，我觉得我好累喔，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自己，到后来我真的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东西。（A太）

由于女性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是透过亲密性的分享，和狱中丈夫的互动状况会让女性对彼此的关系产生怀疑。另外，女性不断地压抑真实自我，来讨好、保护丈夫，让女性与本身产生疏离感，也造成心理压力。

受刑人夫妻彼此都压抑自己内心的感受，女性在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意识形态逻辑下必须守着家/孩子，但其真实的内心世界又是如何？（见图1）

（1）亏欠——夫权瓦解。男性入狱，生活重担多落在女性肩上，因此感到亏欠，但从访谈资料中发现，受刑人身份会影响丈夫身份的意识与权力：

但是我常常跟她讲一句话，我说我现在没有权力要求你什么，没有办法给你承诺什么，你信得过我，我们走下去，你信不过我，那也就算了。因为我现在没有这个立场、没有这个权力对你做这样的要求对不对，你是个犯人，你如何要求你太太要干什么，不行嘛对不对……（B先生）/我今天是个罪人，你要想到因为我这样子，才害得她们这样子，如果你是我，你搞不好也会跟我一样抱歉，就是再怎么样人家都没有怪你了……你实在是欠她们太多了。（A先生）/我是觉得现在完全是看她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资格、立场说什么好不好、要不要，就变成完全看自己啊。（E先生）

对于是因为自己的缘故造成家庭生活的不便，以及妻子、子女的困境，男性在婚姻关系中自知无权而不再采取主导、支配地位，“犯人”“罪人”的意识连带影响为人夫的角色意识，也解构了传统夫权的基础。

（2）刑期久与养家重担，瓦解丈夫自信。

我在想我出去怎么办，万一我有这么好命，她真的等我出去，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我想到一个最实际、最现实的问题，到时候你要怎么去养活她们、怎么去照顾她们，这问题让人很头痛……所以有时候我会有那个离婚的念头，但主要还是怕她跟着我蛮受苦的啊。（E先生）/你能给她什么保障对不对，或许我刑期短一点，我当然可以给她承诺、给她保障……但是现在我刑期那么久，那谁又知道几年后的变化是怎么样的，你就会自己给自己打折扣了……（E先生）

传统男性角色就是要赚钱养家，若无一技之长、监前无固定工作的男性，出狱后如何养活家人是心中的问题，狱中是否能提供适当的职业训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此外，对刑期还长的男性，承诺在服刑期都变成空头支票，加上未来是未知数，也会打击男性自信，当男性被受刑人身份套牢之时，自信也随之瓦解。

（3）特别的环境，自欺欺人的平等观与婚姻观。如太太外遇或婚姻无法维持下去，男性也有一套捍卫尊严的机制。

当然这个问题我不可能跟我老婆说没关系，我不在的时候你去交男朋友，我回去你跟他散了好不好，我没有办法去讲这些东西。但是坦白讲，在里面一个男孩子会想我老婆在外面给我戴一个绿帽子，我不是想说我做得到，我是说人有时候要客观一点去想很多事情，在某些方面我倒是希望她去交男朋友，但是只是交而已，不要太深。（A先生）/……因为我被关，是我做错事，不管是不是意外，我不能拿你来跟我配，人要有这方面公平的想法。可是我曾经有这样子想过，我老婆以后不管说会不会跟我结合，或者是有什么变化，我绝对不会去怪她……就凭着说她是我小孩子的母亲，她这三年带我的小孩，她做任何事，我都可以原谅她。（A先生）

内心的亏欠及婚姻处于不确定时，男性心中自成一套思考逻辑，表面上改变原有的忠贞观，提出所谓“公平”的说法，但在这合理化的防卫男性自尊的机制下，仍深藏大男人主义的内涵，并没有考虑婚姻实质的问题，只想用自欺欺人的逻辑来维持已经变调的婚姻。

在这里面关着，你要怎么样照顾自己，就是心态上面的事情，你自己要从与别人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就算真的发生事情的话，我们也只能用另外的角度去看待对方这样子……在这里面真的只能让自己好过一点，尽量健健康康地出去，出去的时候才是处理事情的时候，因为你在这边怎么处理事情？讲也讲不明白，根本没有用。（E先生）/那坦白讲尽量调节自己，家里面的处理方式，就是她也不讲我也不讲，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让伤害降到最低，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最好拖到整个时间都过去。然后到时候才来谈，因为有办法面对面、有办法亲身处理你才有能力去谈嘛。（A先生）

“现在”是受刑人无法使力的阶段，若要解决问题，绝对不是“现在”，为此，“出去再说”“出去才是真的”便是男性“小不忍则乱大谋”的策略。在未真正反省婚姻问题的症结所在前，男性在服刑时所表现的宽容也有可能是种假象。

（4）舍不得家庭、舍不得她。家庭观与责任感，是男性成长与觉悟的过程。身为受刑人的丈夫在狱里不时将以往家庭生活情景在脑海里放映，一遍又一遍，才体验到家庭的重要。

以前没有想到过那么多，好就好这样，现在我的想法是蛮注重家庭方面，我完全往这方面去想，总是希望出去以后能够安定跟妻子子女生活在一起，那才是最好的。（E先生）/我对我家在我进监牢跟以前没有进监牢的观念，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以前没有进监牢的时候，说真话，观念真的很龌龊……等我进来这一段时间……我觉得今天要成一个家，不管说男人或是一个女人，首先要想到一个责任的问题。（B先生）/以前常常在家里，我比较不会想这个家庭怎么好，只是知道尽量赚钱回去支持家庭。被关进来之后心里就会想啊，想家人会变成怎么怎么样，都会想。有时候会想假使不幸的一天，真的被关好几年，太太吵着要离婚，家庭就完蛋了。（F先生）

家在男性心里像是个基地，尤其对身处牢笼的受刑人，家庭的安好是其希冀所在。相对地，若其家庭能受到社会适当的照护与支持，或许更能帮助受刑人和社会的和好，而减少其出狱后的反社会行为。

……感觉上她做事情方面，或者是在逆境之中啊，我不在她身旁这段时间，她把孩子照顾好，又把自己照顾得蛮好的，然后家里的一些事情……之前我从来没有认真去看到她这方面的才华。（E先生）/我很感谢我内人一直在那里，她是属于柔弱的一个女人，大概也比较认命吧，大概是这样子。但相对地我一直希望不要让她失望，这一点是我希望这样子做的。（B先生）/可能独立性比较够了吧，可能应该要比较聪明一点了，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面可能应该比较聪明一点。（C先生）/感觉她很伟大，就是被关进来以后。以前在社会上时，好像她在我心里面没有觉得有那么重要。就是被关进来了，才知道一个家庭、一个女人真的很重要。家里没有一个女人，这个家就不像家了啊。（F先生）/但是她觉得还不错啦，放假的时间都是以小孩子为主啦，逛逛街啦，很疼爱这些小孩子，这一点我是觉得我蛮佩服她的。  

（A先生）入狱后，太太在男性心中的位置也和以往不同，从视而不见到会欣赏、佩服、感激、伟大、惊叹，太太在这时候似乎才是个有模有样的人。但是从男性分享的内容来看，感激、欣赏、佩服的原因，是因为女性的角色功能，反映男性心理的逻辑——一切以事实为目的。

2.女性内心世界的解构

受刑人妻子在以孩子为主的家庭意识形态下，不能卸下多重角色的重担，在沉默的会面，婚姻却是难言的话题，女性心里是怎么打算的？

（1）对他的感情、对他的责任与婚约——让她万劫不复。

就是有一点感情啦，假如说没有感情，感情本来就不好的话，管你呢。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我没办法生存啊，我可以申请离婚啦。就是珍惜这一点感情，就是有这么一点感情在嘛……什么事情就可以忍耐这样……（F太）/他有没有想过给我最大的力量的就是从前我们的关系，你不觉得这有一点点真的是可悲耶。可是给我最大的力量的是这样子，另外一种力量是很爱他没有错……那另外一种就是感情，我真的爱他，没办法，我一定要帮他解决问题喔。（A太）/……我曾经想过现在跟他离婚，等他回来再在一起，可是那时候再在一起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不愿意趁这个时候跟他离婚，就是这个样子……他会觉得我背叛过他，我想过这个问题。（E太）

感情的有无，超越道德、礼数，超越角色的责任，人可以为所爱的人付出一切、忍受痛苦、不考虑离开所爱的人，对狱中丈夫存有的感情对受刑人妻子而言，是一股力量，让她愿意等待、吃苦与为他解决问题。

我朋友说他也不是坏，所以也要我给他一个机会，我也是很保守、很传统的，也不会怎样，就等他，看能不能重新开始。（D太）/我不会想说我一个人抚养我女儿，假如我没有跟他结婚的话，我就会这样子想，我可能这样子做，因为我没有其他的负担，但有了他，结婚就是不一样，多了一份无形的责任。（E太）/可是我会不会等他，我就不知道了，毕竟没有婚姻的约束。（E太）/……因为责任在，是我的责任在，我不能丢弃他，这是我的责任。（A太）

这种来自法律上的约束对受刑人妻子婚姻态度的影响力有多大，视个人的情况而定，婚姻制度到底在保障谁？至少它决定了谁要对谁付出。

（2）女性生命如赌注，期待又不安。

这样也好，不过过了这个事情，就了解自己该怎么做，自己的家里要付出，就可以了解这个老婆对我怎么样，应该会想了。（F太）/其实让他关在里面也好，可以让他改一改，出来再重新开始。（D太）/……那让我坚强去面对的力量，就是我女儿，再就是他，不是说对他有什么信心啦，我是存有那么一点一丝丝的希望，他以后会不会变好这个疑问，应该是个赌注吧。（E太）

期待先生长大，是受刑人妻子的愿望，在妻子的角色里，是以他人为中心的附属角色，在满足他人需要的前提下，已婚女性缺乏独立身份，在压抑需求的情况下，女性自己的自我及需求可能变模糊、消失，也不被允许表达自己的需要。虽然如此，对他的不放心、没有安全感，也常存在于受刑人妻子的心中。

在外面是花花世界，有很多人、事、物的吸引，我怕他会控制不了，再被这些人、事、物诱惑的话，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再爬起来了。我很怕他再回到以前的样子，大家会说他可能回来会变好，但是好多久，这在我心里是个很大的问号。（E太）/那这几年确实改了很多，但是不知道是真改还是假改。

环境会造成一个人的改变，很难保他出来以后，回到原来的环境，又会变回原来的样子。（A太）/那我就不晓得，这种事是要日常生活中相处在一起才能感觉到，凭你写写信、讲讲话，我感觉不出来。（C太）/（他有没有改？）不晓得啦，他在里面啊，他还没有出来，不晓得。他写信回来是有这么说过，可是那是他在里面他会这么想，如果他出来的话，那还不晓得。（F太）/但是也不知道他会变好还是怎样。（D太）/我不知道要往哪里想啊，他回来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好像是白做的。（你这样有点像在下赌注）我是下错了，没有想过，好害怕。他现在在那边，当然什么事都说好啊，但是别人有跟我讲说本性难移啊……（D太）

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回到自由社会会不会故态复萌是受刑人妻子心中的问号，在女性幸福依附/取决于男性的意识形态下，受刑人妻子未来的生活，就像一场赌博。

（3）好妻子（比别人都好）的心理——请你记得我的好。

我想他以前应该重视我，我在想要是别的女孩子，应该不会这样子对他，那么久了，跑都来不及了。（E太）/像他，凭良心讲，照他这种情形，喜欢这样子（赌），要是别的女人，早就跑了对不对。（F太）/我为了小孩子、为了家、为了他，就是委屈自己、牺牲了自己。（D太）/我先生现在在里面应该知道谁对他最好，谁是最重要的。（A太）

女性心里有更深的驱动力——证明自己是最好的女人的心理，显示出女性将自我肯定、自我价值感取决于男性的好恶标准，反映女性长期在附属的位置中，逐渐丧失了自我肯定的能力。

（4）时间的意义——等待与承诺。

我心里想，他又不是死刑犯，虽然是说在里面，日子过了两三年，总是会回来的。那我就是要忍耐啊……就凭这一点希望这样子……（F太）/哪有什么无牵无挂，还有可以再找一个对象，我跟你怎么样，反正不太可能，所以还是必须等啦，好在他跟我说两年啦，我就忍吧。（C太）/他跟我说1999年10月份应该可以假释回来，其实他现在在讲这些，我都不会放在心里了……我能等到你回来，就是等，不能的话，我想我们大家都认命吧，对不对？（E太）

刑期不长（经过假释制度先生只要被关两年）的受刑人妻子，日子像数馒头，加上工作、家庭的两头忙，时间只进不退，等待富有希望的意义。但对于刑期长的受刑人妻子而言，不寄望于时间，而在于彼此的情感。男、女内心世界的解构如图1所示。

图1 男、女内心世界的解构

传统要求女性单方面守贞的义务：“若因夫逃亡，三年之内，不告官司而逃去者，杖八十，擅改嫁者，杖一百。”规定夫在逃，妻子在三年内必须耐逃去者，杖八十，擅改嫁者，杖一百。”规定夫在逃，妻子在三年内必须耐心地等丈夫回来。现在，传统的道德观虽不被倡导，但不表示古老的力量不以隐喻的方式对受刑人妻子产生压力与约束。在研究中A太太、E太太在先生服刑的第二年，开始有时间、有精力去反省婚姻关系，A太太夹在传统与现在中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唯有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开辟新路。

1.了解自己的需要

  我同学跟我讲这句话是有一点暗示我，她说其实到最后，也许我们的婚姻还是不幸福，他爸妈对不起我，就是说他儿子还是没有改变。那我得到的是什么？可是我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这样最重要。我觉得我现在在一个很两难的情况……那我就笑说不管怎么样，都有过去的一天，今天你闹得满城风雨，总有一天你这不是新闻，可以开始过你的日子，这需要很大的勇气。（A太）

并非每个受刑人妻子都有勇气、敢为自己的幸福打一场硬战，冒着背负恶女人的罪名、抵御自己脑中传统道德桎梏的影响、内心偷安苟且的倾向、天人交战的压力，但女性为自己而战的心声带来更大的勇气与力量，超越道德与惰性。

2.掌握对己有利的时势

今天他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无能力的人，他需要一个柱子让他靠……我今天就像一个柱子……让你来靠我很害怕……等你站起来，我们两个是很独立的个体时……再去谈一次婚姻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父母今天为什么舍不得我，因为我就是这个柱子，今天不放心他而已，希望他儿子有个支柱扶他走过这条路。（A太）/……因为这个婚约目前保护的不是我，只要在这个关系里，我就被要求很多事，只要不在这个关系里，他们也没有权利要求我什么。而且这个家需要我，就像这个家都在靠我，他们只需要有一个人扛他儿子，我一不在没有人可以做，所以只要家庭生活不变，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A太）

A太太在丈夫服刑时，反省自己的婚姻以及在家庭中的角色与位置，发现自丈夫案发后，自己如何被期待为丈夫处理一切法律与经济上的危机，如何被期待照顾上下两代……但自己的婚姻与情感处于不确定状态，发现自己如何被工具化地利用。在A太将已交男朋友的情况告诉丈夫后，两人产生激烈的冲突，最后两人正式达成协议，在A夫出狱前，A太会维持一切现状，待A夫出狱后，两人正式离婚，在A夫服刑期间，A夫家任何人不得干涉A太个人的自由（如交友等）。

不同的生命主体用不同方式诠释自己的生命、角色与责任，有的选择任劳任怨，有的则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自己与家庭最适切的定位。前者女性在任劳任怨的路上，虽然表面平坦，受到社会认同，但赔掉自己，这是一种选择。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奋斗的女性，在看似离经叛道的路上，虽经过风风雨雨，但真实地参与创造自己生命的契机，这又是另一种选择。有关受刑人妻子所承受的妇德意识应持续讨论，才能将这条路上的风光——浏览，让正在走的女性对自己的处境更自觉，让社会更尊重女性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