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西部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问题。而“西部问题”更多的是在国家的整体现代性中得以展开的，西部-边疆的主体性也因此弥散在了民族-国家的均质化之中。然而，问题却在于民族-国家的均质化使命与西部-边疆的多样性发生必然的冲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当今“西部问题”产生的缘由所在，由此来看，西部社会学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从边缘出发，从边缘看中国的研究立场也是深植于这一历史脉络之下。那么，从边缘看中国的研究立场的理论发展脉络是如何的？又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反思中国现代化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解答。

近30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诚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如今却也走在了现代化的十字路口处。一方面促使中国保持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渐罄，增长势头放缓；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中国的现代化却始终伴随着一系列潜在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现代化的高级化使中国面临的原发性后发劣势递增；中国的工业化赶超也面临着继发性后发劣势递增及其路径依赖的阻挠，以致使中国经济赶超战略不可持续；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不可持续性，如建立在技术迷信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上的现代化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而目前的反思主要是基于两种立场：一是站在批判现代化的角度上，去反思“现代化”概念本身及其隐含的发展主义，但这种批判多是停留在社会哲学、社会理论的层面上，如黄志辉认为目前的危机均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唯一目标而导致“脱嵌”的危机，进而提出“嵌入式发展”模式以回应当代发展主义的危机。第二种则是站在一种更加务实的角度，去反思我们以往的产业政策、城市化模式、体制等现代化因素，如耿曙、陈玮认为我们当前的困境关键在于创新能力不足。

但总体上看，目前学界对中国现代化的反思缺少一种空间的向度，这种缺失同样表现在罗荣渠和罗兹曼对中国现代化的经典研究中，二者都将时间作为中国现代化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却忽略了空间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缺少对中国边疆现代化的系统反思；二是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对空间的理解和定位是相对陈旧的、主位式的理解，因此，需要去充分阐释空间的价值，尤其是那些被定义为“边缘”的空间。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乃是因为我们在对中国现代化的讨论中，对“中国”的理解更多的是不言而喻地指向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核心地区，这近于费正清所谓的“汉字圈”，如杜维明、余英时等新儒家学者在对包括中国内在的东亚国家经济奇迹的分析中，对儒家文化作用的强调。很明显，这种讨论暗含了这样的一种潜在认识，即中国是东亚国家，并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然而，历史上的中国，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复合体，既有东亚地区基于农耕文化而形成的儒家文化，也有在广大内亚边疆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游牧文化。这本质上是涉及一个认识论层面上的问题，即何谓“中国”？

在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激发下，中国步履蹒跚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然而在长期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下，边疆地区在中国的“中心主义”所主导的现代化叙事中被隐去了，这种“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替代了整体层面上的中国现代化。在本文中，笔者将站在边疆的角度上去看待中国，基于反思中国现代化的立场，试图重新发现边疆的意义和价值，探讨在中国不断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边疆可以提供何种的经验和知识？

一 中国现代化背后的知识体系

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有着两派不同的观念：一派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内生，从明朝中后期既已出现其萌芽，如彭慕兰、李伯重等；另一派持外生型观念，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刺激反应型”，主要有费正清、费维恺、白吉尔等。暂抛开这两种观点之异同，无论是就中国现代化的产生还是发展来说，都必须承认近代中国的遭遇对于中国现代化而言乃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救亡和富强成为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救亡是帝国主义侵略下民族主义意识的勃兴，而富强，当时的目标和示范则是西方现代化产生的国家实力的强盛。因此，民族主义和由帝国主义所催生的西方中心主义成为支撑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知识体系。回到前述学者们围绕中国现代化的产生而形成的两种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观点本质上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化亦是民族主义促迫下的产物。这从近代中国的主题——“救亡图存”以及毛泽东“落后就要挨打”“赶英超美”等一系列的口号中也可以看出对民族独立与民族富强的迫切追求，前者涉及的便是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下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与勃兴，后者表现的正是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的中国发展之路以及对现代化的急盼之心。而当中国于1976年结束“文化大革命”追溯新中国近30年的发展历程时，才意识到这远不是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而是血迹斑斑，最终剩下的只是近乎崩溃的国民经济。但随之即来的挑战便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前进道路又在何方？当我们再度放眼看世界时，却发现我们的诸多近邻已经凭借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一跃成为亚洲最发达富裕的地区之一，日本更是在短短的一二十年中成了世界经济第二大强国。毫无疑问，对发展现代化的紧迫感接踵而至，而中国又能否踏上这趟现代化的快车呢？“改革开放”似乎确已成为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最后一棵救命稻草。

改革开放之后，当国家正式踏上现代化快车之后，这种在西方中心主义弥散下的现代化却也表现出了“东部主义”的现代化思维，一方面体现在国家区域发展的规划层面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广大边疆地区的发展模式上。

在国家区域发展规划的问题上，“东部主义”“中心主义”的重要表现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的“梯度发展战略”或“梯度推移战略”，并于“七五”规划（1986—1990）正式提出以该战略思想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七五”规划提出，“要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在中部，并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带的准备。把东部沿海的发展同中、西部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然而这种战略思想在我国确定了“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时就已初步形成。

由此也产生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一是自1952年至1978年执行的均衡发展战略，强调生产力空间“均衡布局”的同时重点进行三线建设，提高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然而30年的实践证明，“区域平衡推进和收入平均分配的选择是低效率的，必须集中优先的资源首先发展一部分地区，以此为动力逐步推进其他地区的发展”。这也就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逐步确立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强调我国在区域布局的产业政策以及资金投资方面上应向东部倾斜，优先发展东部。当然，在以“梯度发展理论”为基础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逐步确立的80年代中，许多中西部地区的学者以及实际工作者们也纷纷对其进行理论批判。例如西部地区的学者们针对“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缺陷提出了“超梯度”发展论，认为在构想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必须摒弃“梯度发展论”，指出我国应首先发展能源产业、交通运输业等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由于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只有加速发展西部地区，尤其是能源产业、交通运输业，才能保证沿海地区加工工业的持续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中西部地区学者与工作者们对“梯度发展理论”的批判丝毫没有影响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制定，“东部主义”“中心主义”更是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一种主流的思维方式，渗透到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计划之中。

不可否认的是，“东部主义”“中心主义”思维所产生的能量是巨大的，使得中国经济在短短的三十几年中实现了量的跨越和腾飞，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诸多学者却是对此抱以冷眼，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粗放，GDP质量较差，民众收入差距大，GDP增长没有惠及全体国民，仍然缺乏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最终导致其“质”难保。另外，在区域发展的问题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亦呈拉大之势。

另外，在“东部主义”“中心主义”的主导和规训下，基于东部地区的现代化而形成的经验和模式成为广大边疆地区现代化展开的知识基础，这无疑是将东部经验置换了边疆地区的本土性。可以说，边疆地区在中国的现代化知识贡献中长期以来是处于一种缺位、被遮掩的状态。那么，“东部主义”“中心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的历史基础是什么？要有效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有必要从历史哲学的层面，去重新理解“中国”以及历史上“中原”“中心”与“边疆”的关系。

二 从边疆看中国：一种反思视角的形成

在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方面，海外汉学研究始终是近代中国以来的一支重要力量来源，尽管也有学者指出其是一种“带有东方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及族群中心主义的观点、见解、信念和实践”。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传统的汉学研究中，它更多关注的是汉地人群、思想和社会的研究，方法也较为单一。在费正清对“中国研究”的倡导下，这种范式才得以转换，开始注重对当代中国现代问题的研究，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区别东西方汉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早期西方传教士来华后，把对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等学科的研究也称为“汉学”。到了现代，除上述研究对象外，研究领域也有所扩展，开始涉及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遗憾的是，这种转换却没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枷锁，而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可谓是一种积极的转变。但柯文就此也指出“有关非汉人群体的研究，也是‘中国中心观’的分析方法表现较弱的一个范畴”。所谓针对非汉人群体的研究，主要是对应着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内亚边疆地区的研究，如内亚史、藏学、蒙古学等学科的建立。

施坚雅指出，“中国”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是一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单一实体；它是经由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发展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地方区域之间互动与整合而形成的一个系统。在他看来，西方的汉学传统已经根本不堪胜任从这样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时段变迁及其动力。因此，他向新一代的学者呼吁：“‘汉学’死了。‘中国研究’万岁！”如果说施坚雅所力图“解构”的那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中国”，主要还被限制于汉地社会所分布的地理—文化范围，那么西方中国学在边疆史地领域内研究范式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用施坚雅的思路来揭示汉地社会和非汉族的中国各边疆地区之间互动与整合的复杂历史过程。

而拉铁摩尔的研究正契合了施坚雅的思路，尽管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完成于1939年，但由于费正清所建立起来的号称“东亚王朝”的庞大学术王国，实际上使费正清建立在中国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外贸历史研究基础上的“冲击-反应”模式，掩蔽了早期美国中国学以拉铁摩尔等人为代表的内陆边疆史研究的传统。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逐渐兴起的“新清史”思潮，内陆边疆——内亚的价值才得以重新发现和评估，并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种从边疆看中国的反思视角一方面体现在对“中国”这一概念的反思本身，另一方面体现在边疆对于“中国”的意义和价值。就前者而言，主要针对的是民族主义历史书写中存在的“汉族中心主义”或“中原中心主义”的知识印记；就后者而言，要阐明的则是广大内亚边疆地区在维系中华帝国的统一性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本质上涉及了一个“何谓中国”的问题，近年来在海外中国学学者的影响下，国内学者也愈来愈多地加入了对该问题的讨论之中。如赵汀阳在《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一书中所提出的“旋涡模式”，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这是确保大规模的政治与文化存在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扩展不是来自向外扩张行为的红利，而是来自外围竞争势力不断向心卷入旋涡核心的礼物，因此，中国是一个远大于“汉”的概念。姚大力、罗新，从草原史、内亚视角开启了不同于中原视角的中国史反思。这种反思的主要目的在于重新发现内亚边疆地区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强调中国的内亚性，正如姚大力所说：“中国自己的边疆史地学，多侧重于讨论历朝中央政府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而对边陲社会的回应还缺乏足够的注意。”

巴菲尔德曾将历史上的内亚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总结为“榨取-保护”的关系，即游牧帝国需要通过从中原不断地榨取财富以便确保自己部落联盟的统一，而为了不至于丧失被榨取者，游牧帝国甚至会在中原帝国摇摇欲坠之际主动来保护它。当中原原有的理性不能继续维系其吏治统治之时，来自内亚游牧草原的激情亦会注入进来，而中原原有的理性不一定总是足以驯化此一激情，有时也需要新的理性要素的注入，这在历史上经常来源于西域（或说大中亚）的异种文明，这些要素的相互融合，进而催生出新的帝国秩序的建构。宝力格则通过梳理中国内部的“内亚”这一路径，来理解“亚洲的中国”，这就意味着在族裔上和地缘上都需要将中国重新定义为中国和内亚的结合体，而非单纯的等同于汉民族的中国。宝力格由此提出了一个与中国“内亚”相对的“外亚”概念，并重构了一个由内亚为核心的中国。

可以看出，史学领域中“从边疆看中国”的视角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从认识论的角度去重估边疆的价值、内亚的价值，继而去理解“何谓中国”以及“中国”的形成。尽管这种视角多少带有一种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特质，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边疆的命题已经是我们自始至终无法完全绕开的，尤其表现在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中。如果说，中国史经历了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史叙事的两个阶段的话，那么边疆叙事无疑就构成了第三个阶段，但又不同于传统的边疆史地学，这不仅表现在方法层面，更是表现为一种史观上的转变。当然，这种边疆叙事则又可以在方法和知识层面上去丰富和反思传统的现代化史叙事。

三 边疆知识话语与反思中国现代化

欧文·拉铁摩尔认为，由于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得游牧社会完全不同于农耕社会，两者很难融合，处于两种社会的人也很难相互理解，这也就是儒家文化对内地汉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游牧社会影响就微乎其微的重要原因。拉铁摩尔进而指出：“唯一可以真正整合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和以畜牧为主的社会是工业化。”时至今日，内亚边疆地区确实也深深地被卷入整个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浪潮之中，尽管其现代化水平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还有着巨大差距。

这就涉及我国广大的边疆地区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受到传统史学中的“中原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所谈论的中国现代化其实就是东部中心地区的现代化，并成为广大边疆地区现代化的标准范式，这就导致了边疆在中国现代化知识体系中的缺位和失声。关于边疆的叙事都是一种国家叙事，都是国家作为边疆的代言人进行叙事，边疆处于一种被代表、被言说的对象。“边疆内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整体性的话语体系中被完全遮蔽”。那么，从反思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又可以从史学领域中兴起的“从边疆看中国”视角汲取什么资源呢？

首先，史学领域中兴起的这种“从边疆看中国”的反思视角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对长期以来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中原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等知识话语的清理，重新认识“中国”，充分肯定边疆的价值与意义。在国家自上而下的叙事中，“边疆”概念的核心，是国家建构整体性所需的内部他者，在多样性的边疆的衬托之下，代表现代性的国家主流文化影像在清晰起来，而国家的制度安排，则要体现主流对于边缘社会的关怀，多数对于少数的支援；但在族群自下而上的叙述中，国家的文化气质是由主流群体赋予的，因此，主流的关怀与多数的支援，可能在不经意间代表了某种不平等的观念，甚至是以主位替代客位的强制与专制。因此，在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中，边疆地区在国家现代化的知识体系实则是处于一种被规训的地位，而当来自中心地区的现代化模式简单地复制到边疆地区时必然会产生各种不适，甚至会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产生族群的矛盾和冲突。而从边疆来看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意涵就在于能够摆脱一直以来缠绕在中国现代化上空的“东部主义”“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等知识话语，而这种叙事方式必然又会不同于传统的一元线性式的现代化史观。

其次，从边疆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就意味着我们不再是以中心地区的眼光来看待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这就意味着边疆地区不应成为被中心“改造”或“服务”于中心地区的角色。而“国家文化”的主导式“现代化”的知识体系，以西方的“现代性”作为模板塑造地方社会，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进步”。在国家权力下沉的过程中，试图以“现代化”的知识体系改造基层社会，却忽略了基层社会的主观能动性，而基层社会权威赖以生成的文化网络更是被国家视为要“改造”的“落后”的对象，加剧了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矛盾。另外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及其重要发展经验往往是从东部地区产生的，因此，从边疆看中国的价值就在于重新认识和思考边疆社会所独具的本土性知识在丰富和发展中国现代的理论与经验中的价值和意义，将边疆地区的社会特质作为我们思考边疆发展、边疆问题的一个关键性变量。

罗红光在对内蒙古地区的城市化过程进行调研分析后，指出由于“经济=社会”的简单发展理念、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恶化以及“一刀切”的政策行为，导致了内蒙古地区的城市化遭遇了诸多困境。可以看出，这种“东部主义”“中心主义”等话语知识的发展思维模式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边疆地区，成为指导边疆地区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资本的运作作用下，东部地区长期建立在高消耗、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自身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如果这种发展模式简单地复制到边疆地区，必然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

最后，在笔者看来，从边疆看中国的更为重要的意义则在于摆脱一种民族-国家的思考框架。唐晓峰曾指出拉铁摩尔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家论，他的注意力亦不是重在‘文明’不在荒远，而能放大视野，超越政治与民族，将两边合观为一个‘亚洲大陆’”。这也正是“从边疆看中国”这一视角的重要意旨，由此去突破民族-国家的狭隘视野。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投射着一种民族主义的影子，由此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去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民族-国家。也正是在这种框架和目标下，边疆地区成了现代理性的规训对象，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整体目标。中国的边疆地区、内亚地区作为亚欧大陆历史上的中央地区，逐渐“沦落”为世界的边缘。在宝力格看来，内亚与外亚的亲密关系是有机存在的，这在文化和宗教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内亚可以作为中国与外亚的桥梁，在全球化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宝力格并认为这其中蕴含了一种将传统天下体系与当下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相互结合的理论逻辑。从这个角度而言，从边疆看中国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也蕴含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视角，即将边疆放置在世界和全球的框架中，恢复其能动的主体性，而不再是简单地以“中心”的视角去定义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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