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大跃进当中的社会现实，正在证明：无产阶级是人类最广泛的文化遗产的最合理的继承人。过去的优秀文学作品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真能成为人民的共同财富。事实证明，这也是势所必然。但是我们继承遗产，是做遗产的主人，不是做遗产的奴隶。我们接受遗产，不是为了“向后看”而是为了“向前看”，为了创造我们自己的前无古人的新文化、新文学，以提高我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培养我们的共产主义新品质、新风格。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批判吸收中外文化遗产、文学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随着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形势，我们有必要重新提出批判接受外国文学遗产的问题来加以进一步考虑。“五四”以来，我们在介绍最先进的苏联文学的同时，也大量介绍了欧洲过去的文学作品，在我国知识界、创作界逐渐造成了对于欧洲文学遗产的迷信。这种迷信在今天就更加显得有害，因此更需要破除。“五四”以来大量介绍的欧洲文学遗产，通过其中所表现的思想，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也发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些思想里即使在过去起过积极作用的因素，在今天也会转化成能起腐蚀作用的毒素，因此就需要加以分析鉴定。国际修正主义者以及其他帝国主义代言人，配合他们的政治进攻，在文学战线上也就利用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遗产，特别是十九世纪文学作品。他们模糊和歪曲它们的本来面目，在压低它们以抬出“现代主义”来宣扬颓废和反动思想的同时，还有另一套作法——抬高它们以攻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学而宣扬其中的资产阶级旧思想。这也是提倡迷信、散布毒素的办法，需要加以揭穿。因此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站在今天的高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毛泽东思想的高度，首先从思想上对于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遗产重新作一番估价。

十九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进入历史舞台的时代，所以也正是欧洲资本主义从上坡路到下坡路的转折点的时代。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就一些主要文学形式而论，特别就小说而论，就最广泛的国家范围而论，至十九世纪也达到了高峰，而它所表现的思想上的两面性也分外突出。十九世纪离我们的时代比较近；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特别是俄国和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于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界和一般读者比较有影响。我们都知道，正如全世界都公认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是欧洲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杰出的两位艺术大师。他们各自在思想上的矛盾又非常突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前一位的作品、列宁对于后一位的作品，都十分推许，同时也指出或者分析了他们在思想上的矛盾。国际文学界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就特别利用了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例子，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和列宁的评价和分析，除了一般性的利用来加强偶象崇拜和散布思想毒素以外，更利用了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问题，来破坏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正常发展——宣扬社会主义文学不要无产阶级政治，只要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要无产阶级党性，只要抽象的也就是资产阶级所认为的“真实性”。这样，在我们今日对于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遗产的重新估价当中，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例子就具有突出的意义。

我们承认，欧洲十九世纪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现实，表达理想，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大踏步发展、近代工人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社会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社会里，资产阶级进步文学的进步功能主要就在于揭发和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欧洲十九世纪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也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出了有力的揭发和批判，只是揭发和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更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特长，也正是它的主要力量所在。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所以能成为艺术高峰，主要原因也就在于他们最善于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为了破除对于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迷信，为了消除和杜绝它已经和可能发生的消极影响，也就是为了揭穿国际修正主义者歪曲利用它的阴谋诡计，我们正可以就从作为它的最高峰的这两位艺术大师的作品着手，看它们揭露现实，究竟有怎样的思想基础，表现了怎样的思想倾向（“理想”或者空想），作一些简括的分析，作为引子，以便从而进一步全面认识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面貌、思想价值。

马克思曾经打算写关于巴尔扎克的专题研究文章，因为更迫切的革命任务繁重，未能如愿；恩格斯只是在一封信里讲到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但是他们留下来的片言只语，特别是恩格斯在那封信里的著名论断，对于我们具有指导性意义。列宁关于托尔斯泰写了一系列文章，作了具体阐明、深刻分析，给我们提供了典范。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和列宁的经典性分析和估价，使我们对于具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进一步正确评价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以至整个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得到了可以遵循的途径。别有用心的修正主义者想从那里钻空子，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恩格斯肯定巴尔扎克有他的保皇主义；列宁特别指出托尔泰有他的“托尔斯泰主义”。这都是不抹杀事实。同时，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给予了我们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列宁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创作了俄国生活的无比的图画”。这都是经典性论断。我们今天作为一种战斗任务来进一步评价以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为高峰的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就必须抱这样的科学分析精神。

我们可以理解，想钻空子的阴谋家却自以为发现了这里有一道不小的裂缝：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各自的世界观和他们各自的创作之间有了不能统一的矛盾。实际上，二者之间既有矛盾，也有统一。世界观本来是一个统一体，同时又是各种观点的综合。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这一类作家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道德观点、美学观点这种种观点之间可以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他们的创作里也就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恩格斯明明提到了巴尔扎克观点、感情里的尖锐矛盾；列宁指出托尔斯泰观点、学说里的尖锐矛盾，更为具体。证诸事实，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思想上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在他们的创作里都有所反映。矛盾的世界观，矛盾的创作意义，这是矛盾的统一。进一步，有人会提出问题：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各自的思想的两面性当中，创作意义的两面性当中，究竟哪一面是主要的？因此也可以有人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思想、观点，进行统计，和他们的创作意义进行对照，得出结论说：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思想、观点，即使在当时，主要都是反动的（这一个论断实际上应有所保留），他们的创作在历史上主要都是进步的（这一个论断实际上是过份了），可见他们的世界观和创作基本上都是矛盾的。这样看，实际上，还是形而上学的看法。文学的功能本该是有助于读者的认识世界，也有助于他们的改造世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反映现实的意图里实际上也包含揭露现实和表达“理想”两方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正是由于各自的世界观的限制，在他们各自的创作里表现出来的思想上的长处和可取处，主要说只在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这一方面，而这一方面的确有不小的贡献。这里并没有矛盾，换句话说，他们基本的世界观在这里起了决定作用。

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分析，我们了解巴尔扎克是从惋惜贵族灭亡的出发点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托尔斯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同情宗法制农村小生产者遭殃的出发点来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作品就是贵族文学和农民文学了。他们在作品里反映出来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从他们在作品里反映出来的“理想”看来，巴尔扎克，归根结底，还只是属于法国启蒙主义者以英国为典范而主张贵族资产阶级化、自由竞争发展工业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思想体系（巴尔扎克在他乌托邦小说《乡下医生》里虽然反对普选，拥护贵族和教会统治，却肯定“自由竞争是工业的生命”，拥护“基督教义”的“各有思想”和“现代法律”的“各有园地”）；托尔斯泰不过是改良主义者，美国亨利·乔治学说的拥护者，最多也还不超过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高度（列宁着重讲托尔斯泰的思想表现，给“农民”一词加了重点，这里着重讲托尔斯泰的思想根源，不妨给“资产阶级”一词加上重点）。我们这里只讲他们作品里表现的思想。至于他们本人的思想，那也没有多大不同。巴尔扎克时代的“保皇主义”，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不过是当时反对金融资本家统治、拥护工业资本家统治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托尔斯泰主义”实质上也是屈从资产阶级统治现实的思想。至于宗教信仰，在西欧，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最初是表现了封建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冲突的，到后来资产阶级基本上占了统治地位以后，天主教实际和新教一样，也转而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巴尔扎克在十九世纪法国信奉的天主教实质上也是这样。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和英国教友派差不多，归根结底，实质上还是维护的资产阶级统治。所以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一个高攀贵族，一个俯就农民，无论在生平言行里或在作品里，都反对资产阶级，他们的基本观点却还是跳不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

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既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那么他们又怎能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呢？道理很明显，他们都不满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从基本的世界观来说，从整个思想体系来说，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但是他们的立场却并不是单纯的。巴尔扎克不是没落贵族，也不是和现状协调的大资产阶级，不管他主观上怎样想，他的思想、感情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托尔斯泰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间，和贵族阶级决裂了，他决不是和现状协调的大资产阶级，他的思想、感情是宗法制农村小生产者的思想、感情。他们不满现状，他们有或多或少的正义感。他们的正义感表现为自觉或不自觉的人道主义。因为他们有幻想，他们自己不会了解这种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们慨叹人欲横流、天良丧尽都是由于他们所意识到而自己还不能用一个概念来概括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巴尔扎克从事政治活动、托尔斯泰从事社会活动，都并不如意；他们的私生活也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满足，而这种私生活的不满足也还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阶级矛盾、思想矛盾的反映。法国三、四十年代革命形势的动荡和工人运动的高涨，俄国七、八十年代革命形势的成熟和农民解放要求的激化，也促使他们增加了对于城市和农村劳动人民处境的注意和关心。由于这一切，巴尔扎克才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现实关系有深刻理解”，托尔斯泰才能如列宁所说的“撕毁所有一切的假面具”。他们通过卓越的现实主义艺术，从金钱、土地、法律等等问题以及围绕着这种种问题的不同阶级的想望、绝望、挣扎、斗争的现实，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在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应该说是最全面、最深刻。他们的创作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此，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主要也就在于此。他们的优秀作品，作品中的优秀部分，即在今天，也有助于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通过形象、通过感性来认识今天已经腐朽透顶的世界资本主义趋于灭亡的历史根源。

但是体会过空想社会主义者学说的巴尔扎克和钻研过改良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的托尔斯泰并没有各自接受当时的最先进的思想。虽然巴尔扎克写作最成熟时期（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是《共产党宣言》就要发表的时期，托尔斯泰发表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的年份（一八九九）也正是列宁发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年份，我们不可能要求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从揭露金钱关系而挖到生产关系，从揭露土地所有制而挖到一切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等。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们把什么都归结到人欲和天良、高尚和庸俗这一类抽象的概念，而用这一类抽象的概念给他们所揭露的现实蒙上了一层纱幕。他们揭露现实，也有限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在揭露现实的时候，在正确批判里夹入的直接的荒谬说教，即在当时，也还是反动的。为了防止人欲横流、天良丧尽，巴尔扎克梦想强有力的君权统治、教会统治，托尔斯泰梦想“纯净的新宗教”。他们在作品里接触到了私有制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但是在对于这些问题的揭露当中所包含的正面主张显然不是要根本取消私有制而是要根本取消阶级斗争。这和他们所作的直接的反动说教还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我们从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各自的创作里所表现出来的最先进的思想倾向的分析里，可以进一步看出和批判现实主义艺术不可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在一定条件下的作用是怎样。

巴尔扎克在他的创作里，除了对于当时的上流社会的揭露当中所表现的思想倾向以外，所表现的最难能可贵的思想倾向就是：对于穷人包括工人的同情，对于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农村的残酷阶级斗争的正视，对于“当时所仅能找得着的将来的真正人物”、当时的“人民群众的代表”的赞扬。巴尔扎克在这里所表现的思想倾向违反了他的最显而易见的政治观点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修正主义者从恩格斯的论断里引伸出巴尔扎克的创作违反了他的世界观，却是歪曲。相反，正因为巴尔扎克的基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我们从他的创作里可以看出：巴尔扎克的这种最进步的思想倾向，主要也就是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表现，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他的最反动的一些思想倾向，不但并非绝缘，而且有血肉联系。

我们知道巴尔扎克是在资产阶级取贵族阶级代之的“这个中心图画的四周”“安置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的。他写到下层社会、包括工人阶级，实际上还只是作一点陪衬。难得的是：他写到这些穷人，往往用了同情的笔调，往往拿他们的正直、高尚对比上流社会的虚伪、无耻。收留走投无路的落难人夏培上校在自己家里白吃白住的是退伍军人、穷鲜货贩凡尼奥。巴尔扎克由此借诉讼代理人但维尔的心里话慨叹说：“据我看，德行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不当所有主。”（《夏培上校》）帮助有才能的学医的青年德布兰学成出头的是挑水夫布尔查。巴尔扎克借了后来成为著名医生的德布兰的嘴，称道挑水夫说：“这个人懂得我有使命，他认为发展我智能的需要比满足他自己的需要更重要。”（《无神论者做弥撒》）这里实际上是阶级品质的表现，巴尔扎克显然以为这里表现了抽象人性，这是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巴尔扎克是热爱劳动的，看得出工人阶级的创造力的，因此他在《人间喜剧》的“巴黎生活场景”部分的一些小说里也写到了一些“工人，无产者”和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艰苦生活（例如在《金眼女郎》里），但是就在这些地方，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限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的限制，他把酗酒的嗜好、贪得的欲望写得好象和这些工人生来就不可分的样子。不足为怪的是：巴尔扎克在他的创作里，尽管以同情的眼光去注意工人和工人生活，“透过外表、深入内心”去观察的结果，却还是发现了实际上和工人阶级不大相干的东西。短篇小说《法奇诺·加奈》（一八三六）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巴尔扎克在这篇小说里用第一人称，讲他在巴黎郊区，“这个革命策源地”，过穷日子，从常常在夜间尾随“工人”，听他们谈工头的虐待、生活的穷困开始，讲到参加“穷人”的婚礼，在婚礼上发现了一个年老的音乐师，一个意大利破落“贵族”。听他谈怎样流亡到威尼斯，和贵妇人蓓恩卡恋爱，杀死情敌，怎样放不下旧欢，重至旧地，蓓恩卡不顾自己负伤，帮助他抵抗围捕，怎样被捕下狱后凿壁越狱，发现金窟，拿了大量黄金珍宝，逃到巴黎等处，又怎样挥霍，闹恋爱，眼睛瞎了，还吸引住了一个贵妇人的“爱情”，结果被贵妇人席卷了全部财产，自己被迫进了盲人院。这里是从“工人”开始，结果扯到了“贵族”、“爱情”、“黄金”，愈来愈离奇！但是这又回到了巴尔扎克最擅长的地方——揭露上流社会的现实。而即使揭露上流社会，巴尔扎克，出于自己的迷恋，还是给它镀上了一层金。《法齐诺·加奈》这篇多少写到工人生活、多少表现了最进步的思想倾向的小说，终归还是表现了巴尔扎克创作的一般思想倾向。特别是到这篇小说临近结尾，巴尔扎克在听到法齐诺·加奈“让金子（癖好）又占了上风”以前吹奏—个曲子的时候，说这是“对于—个失传族名的最后的挽歌”，说它“还混杂着对蓓恩卡的怀恋”——这很足以说明巴尔扎克创作的—个基调。巴尔扎克表现罪恶社会把多少有为人物投入了贫困境遇，点明贫民窟是“革命策源地”，“肉体的笼子”关了精神的“狮子”，这里除了别的思想因素，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就是这种人道主义使巴尔扎克撇开了阶级性，把贫苦劳动人民和没落贵族扯到一起，由此而进一步表现了他向后看的兴趣。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到这里就带上了他的迷恋过去的最反动的幻想色彩。

巴尔扎克表现农民生活和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说《农民》，是他的全部作品当中最直接描写阶级斗争的小说。这是他的一部装在明显的反动框子里的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他自认为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他在这部作品上化了很多工夫，断续写了多年才发表了第一卷（一八四四），死后由他的夫人从草稿整理发表了第二卷（一八五五）。小说第一卷标题是“有田有地，惹是生非”。这里表现了争夺一个大地主庄园田产的触目惊心的农村阶级斗争，巴尔扎克正视了“这个可怕的真实”。

拿破仑部队的将军、成为新贵族的蒙戈奈，从国外搜刮了钱财回来，在王政复辟时代，娶了一个旧贵族出身的太太，购置了封建大地产艾格庄。他为了加强封建剥削，剥夺了农民在这片地产上自由采柴、拾穗一类的封建权利，开除了营私舞弊、兼做投机商人的总管高贝丹。以高贝丹、当镇长的高利贷者利果、原当保安队长的苏德里这三个人为首的农村资产阶级分子，出来和大地主明争暗斗，鼓动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和他作对，逼得他在当地站不住脚，终于把地产卖给了这几个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让他们分散开转而用它们使农民陷入新的奴役，农民明知道他们不会从此有更好的命运，还是帮助农村资产阶级击败了大地主。

他在这里突出表现了他“对于现实关系有深刻理解”，从经济根源上展示了农村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农村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和它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方式。

农村阶级矛盾的无法调和表现为形形色色的“盗窃”关系。贫苦农民处在双重剥削下，生活悲惨，多少养成了一些农村流氓无产阶级习气。他们靠正直劳动无以为生，就只好在贵族地产上作一些盗窃行为。他们被指责的时候，老农富尔松就回答说：“资产阶级（农民有时也以此称包括蒙戈奈在内的贵族阶级，这里特别指以高贝丹为代表的农村资产阶级）坐在炉边偷东西，比我们跑到树林里捡柴火更得实惠。”以高贝丹为代表的农村资产阶级的确就是靠盗窃起家的。而高贝丹煽动为贵族地主当家丁的农民古特居意斯的时候，也有充分理由说：“用这个山谷几百万亚旁最好的地来供一个人娱乐，不是盗窃人民的东西是什么！”古特居意斯后来通过高利贷者利果的“帮助”，买下了一小片土地，和老婆辛勤耕作，肥了土地，瘦了自己，所得收益还不足偿还给利果的债务，弄得潦倒不堪，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受了“盗窃”。剥削和反剥削，一种形式的剥削反另一种形式的剥削，这一切所形成的错综关系充分说明了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

农村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这在贫苦农民是清楚的。残酷的现实并没有使他们丧失头脑，只有使他们头脑更清醒。富尔松在蒙戈奈的饭厅里当众说：“只要你们仍旧想当主人，我们将永远是仇敌，三十年以前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你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们休想得到我们的友谊。”蒙戈奈将军说得对：“这真是一篇宣战书。”三十年以前是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期。蒙戈奈自己是巴黎木器铺家庭出身，在法国大革命后投军发迹成为新贵族的。所以富尔松的“宣战”实际上不仅针对封建贵族，也针对一切资产阶级爆发后。以富尔松为代表的这些农民也并没有丧失胆量。在乡下，不但封建贵族夜里不敢随便出门，高利贷者利果也是如此。当支持大地主的地方官派保安队下乡搜捕在地主树林里捡柴火农民的时候，农民就跃跃欲试，准备起来反抗，其中有一个说：“保安队有马刀，我们有镰刀，我们看吧！”尖锐化的阶级斗争眼看要发展成革命的形势。

历史发展的现实规定了农村阶级斗争所能取的必然方式。农村资产阶级反封建地主必须依靠农民群众的斗争力量，为他们“火中取栗”；当大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他们就正好装出一副保卫农民权利的姿态。农民是明知道封建土地所有制被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战胜的结果会怎样的。富尔松对他的女儿和女婿说：“你们以为人家看上了你们这一副嘴脸，要把艾格庄分段卖给你们吗？哼！利果老爹吸你们的骨髓吸了三十年，你们还不明白资产阶级会比大老爷们还要狠毒吗！眼前这件事儿一出来，孩子们，苏德里、高贝丹、利果一伙人就会哼着‘我有好烟草，你可没有’的调调儿叫你们跟着跳舞呢，那正是财主们的国歌哪……庄稼人总还是庄稼人！你们不明白（可惜你们一点儿也不懂得政治！……）——政府把酒税抽得这么重，还不是要把咱们的子儿括回去，害咱们一辈子穷苦吗？资产阶级和政府，就是一鼻孔出的气。要是咱们都有钱了，他们又怎么办呢？他们自己会种地吗？他们自己会收割吗？一定得有穷人来帮他们的忙！……”现实却规定了贫苦农民还得跟他们走。“虽说如此，还得跟他们一起干”，富尔松的女婿东沙回答说，“他们要把大地产分段出投呢，回头咱们再去对付利果。我不做古特居意斯，白白让他吃掉。那个倒霉蛋拿子儿还他债，我可要用子弹算他账……”“你说得对，”富尔松回答说，“尼塞隆老爹，尽管天下都变了，仍旧是个共和主义者，他就说：‘人民的命硬，人民死不了，人民有的是时间！……’”按照阶级地位，历史条件，他们当时也只能这样做。

巴尔扎克在这里表现的思想上的长处就在于能理解这种现实而加以刻划，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了不起的。但是读者要抓住这种“深刻理解”，就得拨开包裹它的鲜明偏见。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一方面正视而且表现了农民的非人生活、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一方面却强调农民的不讲道德、进行斗争的惨无人道，在描写农民斗争和农民本身当中表现了对于现实的刻意歪曲，表现了调和阶级矛盾、避免阶级斗争的反动幻想。

统治阶级对于农民的高压手段和笼络手段同时并举的政策是事实，巴尔扎克在处理农村阶级斗争当中是应该写到的。但是巴尔扎克在写它的时候，显然不是抱着批判的态度，相反，在好象是客观的态度里显然表现了他赞成这种政策。在小说“不战而胜”一章里，蒙戈奈串通地方当局，出主意在国王回国（复辟）纪念日，使自己的园林护卫队长米肖和地方保安队出动搜捕捡柴火的农民，然后亲自出马，拿文件交保安队，由保安队和乡长当众宣布，国王批准蒙戈奈伯爵的请求，赦免犯人，把他们当场释放，使农民又惊又喜，欢呼“国王万岁！”本来在群情激昂当中，从东沙小酒店里远远跑来，准备闹事的一伙农民扑了一个空，农村资产阶级三巨头巴不得出乱子的指望也落了一个空。巴尔扎克虽然没有作什么按语，显然是为此庆幸的。下一章里，他描写蒙戈奈夫妇，特别是伯爵夫人“在勃洛塞神父的协助之下”，作了一些善事，给农民一些小恩小惠，给他们工作做，为了“改善”他们的“处境”，“从而改进”他们的“性格”，津津乐道，可以证明他认为这种政策是贤明的。他认为“结果可能使地方和居民的情况完全改观”，而实际上还是无济于事，他就归咎以三巨头为首的农村资产阶级的“贪婪”和煽动，以东沙小酒店这伙人为首的农民“不满分子”的忘恩负义。实际上，从他所揭露的现实里得出的结论却应该是：这种怀柔政策只是便利了下一步大地主在收割庄稼这一点上的抓紧措施，而这一种抓紧措施正是和贫苦农民的基本利益不相容的，因此这又必然会引到小说下文所实现的不可避免的流血斗争。

阶级斗争是残酷的。死心塌地为蒙戈奈服务的园林护卫队长米肖和农民结怨以致被杀也是罪有应得。但是巴尔扎克描写这场对于结局有直接的决定性意义的场面，却刻意渲染了农民的残忍。他们利用了米肖因为老婆临近分娩，深夜到镇上去请医生的机会，半路截杀了他。巴尔扎克尽量描写了米肖老婆为丈夫担心，坐立不安，最后得到了丈夫的死讯，就狂奔蒙戈奈住处去叫喊，结果在户外生下了孩子，孩子当场死掉，自己也随即死去。这自然是表现了巴尔扎克由他的人道主义的阶级性所决定的爱憎。这种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实质也还是从他的笔下透露出来了：蒙戈奈夜半惊起，发现了惨剧，就很快想到了，说出了，“我的天！我的天！幸亏我的太太不在这儿！”巴尔扎克是同情这一点的，可见他讲人道主义归终还是由于替剥削阶级的个人利益操心。事前东沙的老娘把米肖夫妇最宠爱的一条猎狗砍死，巴尔扎克描写那种情景也充满了出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憎恶情调。当时蒙戈奈夫人和男朋友坐马车在园林里兜风，卖弄风情，碰上了这个乱子，惊慌了一阵以后，最后撒娇说：“这个早晨都给他们作践了！”巴尔扎克在这里并不是讽刺，可见他甚至讲“狗道主义”，那归终也还是为了要保障剥削阶级的个人幸福。

巴尔扎克在小说里污蔑农民的地方，随处可见，不象他在早十一年（一八三三）发表的基本上不真实的乌托邦小说《乡下医生》里随处表现农民纯朴、善良、辛勤、坚忍，而有不少真实的地方。他在正确暴露农村资产阶级的罪恶勾当以外，歪曲描写农民的恶德败行，十分刻毒。猎狗被杀被发现的时候，树木被横切断树皮也被发现了，蒙戈奈就出钱设法在农民当中收买告密人，结果东沙和另一个农民为了分拿到五百法郎，争着出卖自己的老娘去让人家当场抓住，两家的老太婆自己也甘心这样被抓去坐几个月牢——这个悲喜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读者从这里可以从农民的悲惨命运去看问题，那是正确的，作者提供的农民生活条件也只能使我们这样看问题；读者从这里却也可以从农民的只贪小便宜去看问题，那是错误的，而作者对于农民缺点的着重描写和夹在其中的议论就是要向这种看法去引导。巴尔扎克在小说第一卷第三章里就说过，“绝对正直和端方的人，在农民阶级里，是一个例外”，接着就说“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的社会职能的性质，农民过着一种纯粹物质的生活，接近野蛮人的情况，他们和大自然的经常接触把他们诱导到这方面。”“衣食足而后知礼义”，本来也有一半道理。巴尔扎克笔下积极从事阶级斗争的农民都写成坏人而不联系他自己提供的他们的生活条件去说明问题，却把这一半道理也推翻了。

如果说仅从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巴尔扎克在这里所表现的偏见，那么从他处理农民当中所肯定的人物这一方面更可以说明他这种思想倾向。巴尔扎克笔下的尼塞隆老爹这个老共和主义者，正直高尚，不但在农民阶级里是“例外”，在全书的各阶层人物当中，包括他想竭力肯定的勃洛塞特神父在内，也是最突出的例子。巴尔扎克不同意尼塞隆对于还是从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来的共和国理想、关于人类博爱一类理想的信仰，认为在十九世纪已经流为空谈，只是赞美他道德高尚，“坚硬似铁、纯净如金”。尼塞隆原是种葡萄工人，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当过当地乡镇上雅各布宾俱乐部主席、革命法庭陪审员。他把自己的独子送到前方去捍卫新生的共和国，自己不但不靠革命发迹，也不争回自己应得的一份遗产，自甘贫穷。巴尔扎克赞扬说：“法国大革命出过许多象尼塞隆老爹那样的诗人”，“以他们埋没在这场大风暴的烟雾里的行为，歌唱了他们的诗篇”。巴尔扎克说尼塞隆这个老好人从共和国的十二个年头里“给自己写下了一部历史，只记载使这个英雄时代永垂不朽的丰功伟业”，“存心不提”其中的“丑史，屠杀，贪污”，“永远赞扬忠诚、‘复仇号’战舰、爱国捐献、人民在疆场的奋不顾身；他继续做他的美梦，以便睡他的好觉。”共和国失败后，他听信勃洛塞特神父说，“真正的共和国是在福音书里”，就“一片天真信赖他”，“举起十字架，穿起半红半黑的长袍，”做神父找给他的在教堂撞钟、开穴、管杂务等等工作，吃不饱、饿不死，安命守己。他“永远不放过谴责罪恶的机会”，因此在时代“动荡里养肥了自己的人”说“他对什么都不满”；农民因为他“憎恨有钱人缺乏善心，憎恶他们的自私”，却说他“不喜欢有钱人，他是我们自己人”，同时也怕他，“象小偷怕警察”。巴尔扎克说他是农民的“良心的活影子”。到这里巴尔扎克的赞扬里愈来愈显出了他的反动思想倾向。他显然是拿尼塞隆来对比其他农民的。尼塞隆反对贫苦农民的反抗行动。他说：“人民应该为有钱人树立公民道德和荣誉的榜样。”巴尔扎克就是用尼塞隆给无法（蔑视王法）无天（不理教会）的农民树立屈从现实、服从“富人”统治的榜样；而通过他和大地主庄园人物的良好关系的描写，巴尔扎克也就宣扬了他的阶级调和论。

巴尔扎克在小说第一章结尾说：“……历史家不应该忘记他的使命就是不偏不倚；穷苦人和有钱人在他的笔下应该一视同仁，对他说来，农民在他们的贫困里自有其伟大处，富有者在他们的荒唐里自有其卑微处；富有者有风情，农民只有需要，因此农民的贫乏是双重的；并且，如果从政治方面说，他们的犯上应该予以无情的镇压，那么从人道和宗教方面说，他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这种典型的巴尔扎克式议论里正确处和谬误处是交错的，深刻处和浅薄处是相间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创作思想的关键所在。小说里表现的思想上的极端矛盾是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统一起来的。巴尔扎克的人道主义和他随俗的宗教信仰，既不矛盾，和他表面的政治主张、实际的政治意识，也是一致。

由于他的人道主义，巴尔扎克在小说里正视了残酷斗争里的农民的非人生活；由于他的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性，他憎恶农民的“野蛮”行为、“越轨”行动，特别是暴力反抗。巴尔扎克由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残酷现实，在揭露中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带上了建立在小资产阶级幻想上的“封建社会主义”色彩，归终还是为了改良而并不改变（亦即更好的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秩序。

巴尔扎克在他《人间喜剧》的一些作品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确乎“以毫不掩饰的赞赏去述说”了“他的政治的死敌，圣梅利修道院街的共和主义的英雄们，那时候（一八三〇——一八三六年）这些人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他“看出了当时所仅能找得着的将来的真正人物”而加以赞赏，当然特别是难能可贵。但是恩格斯并没有讲巴尔扎克把这种人物写得很充分、很正确、很成功，而这也是事实，巴尔扎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他缺少这方面的生活经验，而且主要还是因为受了他的基本思想或者世界观的限制。不仅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赞赏和描写这种人物的时候，一方面固然表现了他的进步思想倾向，一方面却还是宣扬了他的落后以至反动的思想倾向。巴尔扎克处理《农民》里实际上并不是重要人物的尼塞隆老爹的情形，就是如此。

最主要的足以说明这一点的例子是另一个共和主义者米歇尔·克莱纪安——就是在圣梅利修道院街作战牺牲的英雄。巴尔扎克的确用了最好的形容词赞美了这个人物。他在长篇小说《幻灭》（第二卷，一八三九）里介绍这个人物说：“这位说不定会改革世界面目的伟大政治家，却以普通战士的身份，死在圣梅利修道院近旁。不知哪一个生意人的子弹就在那里杀死了法兰西土地上出生的最高贵的人物当中的一个。”米歇尔·克莱纪安在几种小说里被提到，在《幻灭》里较多露面的机会，但是在全书里还只是一个配角，只是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小团体的一个成员，只是偶尔在谈话里发表一些议论（最好的一句话是“先属于全人类，才属于个人”），行动不多，除了参与挽救过向上爬、腐化堕落的小团体成员保皇党青年吕先，后来在街上和他冲突，动了武，结果在决斗中打伤了他，并不能给读者留下多少印象。巴尔扎克对于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自己也感到不满意。因此他在评论司汤达的《巴尔玛修道院》的时候，表示非常羡慕司汤达在意大利背景里把类似的一个共和主义革命家，斐朗代·派拉，写得很出色。巴尔扎克在《幻灭》里热烈赞扬了米歇尔·克莱纪安，但是没有能使他得到很好的表现。

不但如此，巴尔扎克在同时写的《嘉迪仰公爵夫人的秘密》（一八三九）这篇小说里，还显然把这个人物形象歪曲了，而从中表现了自己的庸俗以至反动的思想倾向。巴尔扎克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共和主义革命英雄爱慕没落中的贵妇人。作者通过一位公爵夫的叙述，把这位漂亮青年说得非常高尚。这位贵妇人非常尊敬他，把他在圣梅利修道院事件前夕写给她的一封短信（前后只此一封短信）秘藏起来，因为他“这种爱情太伟大、太圣洁了”。伟大、圣洁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他从不相识开始，到处“钉梢”，到处守候她、注意她，不论在街上、在大门口、在歌剧院里，默不作声，当她在革命遭难后见到她的时候，显得很高兴，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因为彼此似乎可以“接近”了。其次，肚量很大，修养很好，他在歌剧院散场的时候，在门口拥挤的人群里可以屹立不动，看她出来，见到她另有宠幸男子挽她手臂，只是“目光神色变得暗淡一些”，“不说一句话，不写一封信，不胡闹”。最后，最了不起，他在七月革命里，指挥一部分武装起义的群众向王宫进攻、眼见有人已经瞄准了保卫王宫的这位贵妇人的丈夫大贵人（当然也就是一个反动头子），就拨偏了那个人的枪口，打死了旁边的一个团队军需官，救了大贵人的命，从此贵妇人才知道他是一个共和主义分子！这就不免古怪了！当然，当时的共和主义分子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爱慕敌对方面的贵妇人，可能也不足为奇，但是作为一个革命家，哪怕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特别被点出这一方面，而且在作战里放过了敌对方面的重要人物，总是不够典型，而且，更其重要的是，从中宣扬了什么思想呢！

巴尔扎克这样写，也不是偶然的。他佩服司汤达写好了的共和主义革命家斐朗代·派拉也爱慕一位贵妇人（只是政治上倒还是反抗暴君暴政的贵妇人），不惜牺牲一切，为她服务。这实际上只是反映了冒充贵族的巴尔扎克自己的幻想。根据他自己“向上爬”的经验里得来的实际认识，巴尔扎克可以创造拉斯蒂涅克这一路反面人物——他们才是典型的、真实的。他在拉斯蒂涅克这一路“向上爬”的反面人物旁边，另外创造了伏脱冷这样的反面人物，借他的言论、借他的行动来嘲弄统治阶级而表现出他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巴尔扎克在那里的好处是鲜明地把他们都表现为反面人物，面目清楚——这正是符合了巴尔扎克自己对于现实的正确认识一方面。而他基本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不但只能赞扬而不能描写“将来的真正人物”，而且在他那样强调“人情味”重、个人人格高尚、不同阶级的个人之间能相敬相爱的处理当中还是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由此可见，巴尔扎克在他的创作里，在揭发上层社会以外，表现出来的最进步的思想倾向还是和他的最反动的思想倾向有联系的。这是他的基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规定的。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把两方面结合在一起。这种人道主义，在积极方面，表现为正义感，现实感，在消极方面，表现为人性论、阶级调和论。汪洋浩瀚的《人间喜剧》往往跳不出巴尔扎克所特有的一种窄狭的创作老套——穷小子结识贵妇人的悲喜剧。一般说来，这虽然只是不重要的架子，但是也总是配合了内容。而它的意义不仅反映了大变动时代不少人阶级地位升沉的社会现实，而且表现了巴尔扎克自己的思想倾向。他揭发攀龙附凤的丑剧，并且通过它揭发上层社会的丑史，同时也多少加以美化，流露自己的羡艳、向往的心理。他用这种噱头揭示阶级矛盾，同时也往往加以掩盖，造成上下有机会交流、心灵可以融通、阶级界限可以跨越的假象。巴尔扎克的人性论、阶级调和论另有一个特色。虽然他不是道地的保皇党政治家，也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把劳动人民和革命家的正直无私、舍己为人这一类崇高品德往往和那些为统治阶级卑鄙利益服务的宗教概念扯到了一起。他关于七月革命，曾经通过小说里的人物道出了这个真理：“自我牺牲的群众打败了不乐意自我牺牲的有钱有教养的少数”（《乡村教士》）。说是这样说，巴尔扎克在实际处理上（例如就在《乡村教士》里）就倾向于把这种“自我牺牲”当作可以和宗教宣传的“自我捐弃”等价交换似的：下层阶级在物质上以至肉体上来一个“自我牺牲”，上层阶级在精神上以至仅在形式上来一个“自我捐弃”。这实际上就是让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说：“牺牲你自己，放弃你自己的阶级利益，保全我自己，保护我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且我还要心安理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实质，在巴尔扎克创作思想的特色之下，到这里还是暴露无谴了。就是凭这种人道主义，巴尔扎克抹煞了阶级的鸿沟，掩饰了现实的真相，把米歇尔·克莱纪安和公爵夫人拉上了关系，把尼塞隆和神父拉上了关系。出发点不同，特色上不同，巴尔扎克到这里就特别显出他在思想实质上和托尔斯泰碰了头。

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可以说是他毕生思想探索的总结性创作。这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在这里表现了他的最进步的思想倾向，结果又把一切都归结到他的最反动的思想倾向。在托尔斯泰的创作当中，这部作品最能说明列宁的经典性分析——托尔斯泰反映革命而不理解革命；一方面批判当时“各种国家的、教会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这些制度都是建立在对群众的奴役上，在群众的贫穷上，在农民和一般小农的破产上，在从头到底把整个现代生活渗透的暴力和伪善上”，一方面鼓吹“不用暴力去抵抗恶”；一方面“撕毁所有一切的假面具”，一方面宣扬“世界上最讨厌的一种东西，即宗教，企图用信奉道德的神父来代替官方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巧妙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神父主义”。这部作品好象也最能为修正主义者利用来证明他们所津津乐道的作家的世界观对于创作不起决定作用的谬论，实际上却最能帮助我们戳穿它。除了揭发上层社会以外，最可贵的是：托尔斯泰在这里比诸以前更多的直接写到了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他甚至还直接写到了革命家。但是，正因为在思想体系上跳不出资产阶级世界观，恰好就在这种主要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所表现的优点上最明显的暴露了缺点，回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传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反动的思想倾向。

《复活》的故事是简单的。贵族地主少爷聂赫留朵夫公爵诱骗了原是农妇私生女出身的玛丝洛娃，把她遗弃，害得她在社会上走投无路，沦为娼妓。十年后玛丝洛娃被诬为谋财害命，被捕下狱，出庭受审。作为陪审员的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认出了她，天良复现，忏悔心生，到监狱里去看她，提议跟她结婚，不被接受，奔走营救她，没有结果，于是放弃了大部分田地财产，和上流社会基本上断绝了关系，跟踪她去西伯利亚流放地，帮助她从刑事犯队伍里转到了政治犯队伍里，使她在那些革命家当中得到了归宿，自己在精神上得到了新生。通过这个简单的线索：托尔斯泰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时期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条件和气氛几乎都写到了，展示了宽阔的生活图景。从法庭以及围绕着法庭的社会场景，到监狱以及围绕着监狱的社会场景，从刑事犯方面到政治犯方面，托尔斯泰让读者随了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主要是随了聂赫留朵夫，经历了整个认识过程，整个思想发展过程。

在这里法庭上人物以及他们的周围人物（主要是贵族资产阶级官僚）代表了统治阶级社会，监狱里人物和他们的周围人物（特别是农民）代表了被统治阶级社会，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对比之下，托尔斯泰揭发统治阶级社会，上流社会，特别无情，特别有力。小说第一卷第二十七章里的一个场面最能说明问题。硬充年轻、实弄风韵的老公爵夫人索菲亚·华西列芙娜一边发着议论说，“没有了神秘主义，也就不会有诗”，一边为了室外的阳光照到她的老脸上，感到局促不安，这样那样的叫听差菲里普拉上窗帘，都不如意，好象自己受尽了折磨，害得必恭必敬的菲里普眼睛里“现出一道光来，闪了一闪”，勉强掩盖了他心里显然是在说的一句话“鬼知道你到底要怎样！”这是在座的聂赫留朵夫看出的。聂赫留朵夫也就好象一眼看穿了老女人的“丝绸和天鹅绒”的掩盖而看出了她的“丑恶的本相”。托尔斯泰就是用这样的眼光，用这样的笔力，扩大而揭穿了整个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在虚伪掩盖下的罪恶。聂赫留朵夫，在小说开头部分，认出了玛丝洛娃，想起了往事，作为陪审员，感觉到自己“不是来审判而是来受审”。由聂赫留朵夫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在全书里，实际上就是这样。托尔斯泰从聂赫留朵夫忏悔开始，也就在小说里，一直主要通过他而审判了贵族资产阶级。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持“现行的社会制度”的法律本身开始，他叫颠倒是非的社会整个翻了转来，还了它本来面目。在他戳穿假面具、拨正是非的审判铁笔下，有钱人的“财富”就是“抢劫”，军阀的“胜利”就是“屠杀”，官僚的“威权”就是“暴力”。教会人士是骗子。要讲盗窃犯法、不道德，那么，聂赫留朵夫看出了政府偷人民、工厂主偷工人而农民“如果在那些从他手里偷走的土地上（地主的土地上）捡了一点干枝去生火，我们就把他关在监狱里，要他相信是个贼”。如果流浪汉逃犯在原始森林里吃掉同伴确有其事，那么当时的社会制度就是逼使人吃人的制度，聂赫留朵夫认识：“人吃人并不是从原始森林里开始的，而是在各部会、各政府衙门里开始的，只不过在原始森林里结了果。”在这种情形里，聂赫留朵夫自然会想到：“不错，目前在俄国，唯一适合于正直人的地方就是监狱。”

这样，托尔斯泰从“正面”里看出反面的眼力，揭发现实的思想倾向，在《复活》里，在批判以法庭为集中表现的统治阶级的地方，达到了高峰。他从“反面”里看出正面的表现，在这部小说里，在描写监狱里人物以及他们的周围人物这方面，也露了苗头。这对于当时的托尔斯泰这一类作家应该说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思想倾向。但是也恰好在这里暴露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倾向上不仅还不能克服而且还加以发展的缺点。

本来，资产阶级文学里，用美化了的田园风光作背景，写农民这一类穷苦人的纯朴、善良，并不少见。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里却就在监狱或者人间地狱的赤裸裸的狰狞条件的刻划里表现了下层社会人物优良品质，显得象“光明在黑暗里发亮”（托尔斯泰以此命名他的最后一个剧本，一九〇二）。监狱里的犯人极大多数是无辜的，真正的盗窃犯、杀人犯，也大都为生活所迫，情有可原。这些不觉醒的刑事犯却十分明白是非是怎样。玛丝洛娃的同监房妇女都知道她遭遇的是一桩冤案，她是象许多人一样，为了类似的冤案而关在那里。玛丝洛娃被判罪回来，同监房女犯一致表示义愤，控诉“真理都喂了狗了”，玛丝洛娃所以被判罚苦役，“就是因为没有钱”。照社会制度的本质来说，这些冤案也都不冤，他们都明白。这些刑事犯自己中间常常吵闹以至打架，但是这无碍于他们之间的同情。玛丝洛娃周围的女犯在她出庭时候为她留饮食等等即是一例。她在回监狱的路上买面包，卖面包的人多给她一块，也是出于这种同情心。犯人的好品质甚至还不限于消极一方面。犯人华西列夫在监狱里大打抱不平的场面说明了这一点。他为了看守殴打犯人，和看守起冲突，把他推了出去，招来了更多的看守，执行典狱长命令，扭他去下单人牢房，获得了别的犯人的援助，帮他挣脱了，虽然终于在全部看守出动下，失败了，而且结果按省长手谕挨了鞭笞。这是可喜的积极精神的表现。可惜，这种表现，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并不多见。从监狱的刑事犯扩大到他们的发源地——都市和农村的黑暗角落，托尔斯泰更不重视这种积极精神的表现。他在小说第一卷第三十章里介绍到一个抱着婴孩喂奶的四十岁光景的女犯，说“她犯的罪是这样的：一天，在她住的村子里，有一个年轻的壮丁被不合法的拉走了（依农民的看法是这样的），大家就拦阻警官，放走那个壮丁，她（那个被不合法的拉走的青年的姑妈）是第一个抓住马缰的人，马上面坐的就是那个被拉走的壮丁”。这里透露出的当时俄国农村斗争的积极精神在我们看来是弥觉可珍的。托尔斯泰提到这一点，是了不起的，但是在全书里只这样一掠而过的提了一笔，就显出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倾向上有了不小的问题。

限于他的世界观，限于他的生活经验，托尔斯泰主要是通过对于上层社会的揭露来反映下层社会的。即使在《复活》里，他直接写到以监狱里人物为代表的阶层，也就不如他写到以法庭上人物为代表的阶层，能写出那样多具体、生动的局面。而他写监狱内外的受压迫人民，特别是农民，还是以他们的悲惨境遇为主。尽管托尔斯泰用这样方式，列宁肯定他在作品里反映出了俄国“革命中的农民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体现了农民群众运动的历史特点。列宁指出当时“大部分农民”是不够觉醒的。托尔斯泰在作品里表现的正是这“大部分农民”的情况，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愿望。但是列宁也说到，“在我们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曾经真正斗争过，为着这个目的多少把自己组织起来过；而且有极小一部分手执武器去扫除他们的敌人，消灭沙皇的走狗和地主的拥护人。”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哪怕象托尔斯泰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来表现这个积极方面——农民的暴力斗争行动。这不只是历史条件问题；这在思想倾向上也就和托尔斯泰恰好相反了。

托尔斯泰是一定要积极宣传他的主义的。为了在农民里树立他的标准形象，远在《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年代（一八六三——一八六九），托尔斯泰在那部长篇小说里创造了派拉顿·卡拉泰耶夫那个怪物，近在《复活》的写作年代（一八八九——一八九九）以前不久，他在剧本《黑暗的势力》（一八八六）当中创造了阿基姆这个怪物。在《复活》的末尾，他向犯人队伍里最后送进来一个流浪汉无名老人。这一路怪物也有了发展：这个老人连名字都没有。他说二十三年来人家象迫害基督一样的迫害他，问到他叫什么名字，就回答说：“人”。他说：“我已经丢开了一切，我没有名字，没有地点，没有国家，甚么都没有。我就是我自己。”他说：“我不信教，因为我不相信甚么人——只相信我自己。”道理是：“教派有许多种，灵魂只有一种，我有，你有，人人都有……要是人人相信自己，人家就会联合起来：人人是他自己，同时大家又成了一个人。”托尔斯泰就是拿这个无名老人作农民这一类被剥削、被压迫阶层的活榜样来宣传他的反动理想、反对政治斗争。

《复活》的监狱里人物以及他们的周围人物不只是刑事犯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农民、工人等等。这里还有政治犯。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在《复活》里，虽然也并没有直接反映革命斗争，却特别在第三卷里直接写到了革命家。托尔斯泰看见了这些革命家，描写了这些革命家，推崇他们，赞扬他们，就思想倾向而论，可以说进步到了顶，但是，反动倾向也就最明显的暴露出来了，因为托尔斯泰歪曲了他们，污蔑了他们，借此宣扬了他自己的那一套反对革命的宗教、道德观点。

托尔斯泰在小说第三卷里试图解决小说主人公完成“复活”过程的问题，亦即社会出路的问题，就特别联系了这些政治犯亦即革命家来进行，可见他十分重视了他们。玛丝洛娃跟他们在一起以后，就赞叹他们是“这样可爱的好人”，这种人“她过去不但从未遇见过，甚至还无从想象到”。“她很容易的，一点不费力的了解了指导着那些人的行动的动机，她自己既是平民中的一份子，就充分的同情他们。她明白他们跟平民站在一边，反对上层阶级；他们当中有些人原是属于特权阶级的，却为了平民而牺牲他们的特权、他们的自由、甚至他们的生命。”并不是这样对于他们佩服到五体投地的聂赫留朵夫跟他们较多接触了以后，对于他们的最好的赞词是：“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变成革命者，是因为他们正直的认为他们自己有责任反抗当前存在的种种罪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道德观念比普通人高尚”。他们不但认为节制、刻苦、真诚、大公无私，是他们的本分，甚至认定为了共同的事业不惜牺牲生命以及一切，也是他们的本分。”托尔斯泰自己显然是更同意聂赫留朵夫的看法。他着重了、突出了这些革命家的道德品质，特别是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他涂上了否定色彩的革命家身上，他往往也提到他们“一切都为了别人”的品德。在他所肯定的革命家当中当然更是如此。他所特别喜爱的女政治犯玛丽亚·巴甫洛芙娜的例子也就分外突出。她所以被判罪，送往西伯利亚做苦工，就是因为她和另一些革命党人住的房子被搜查的时候，一个革命党人开枪使一个警察受了致命伤，而在受审的时候，她招供是她开的枪，“其实她的手从来没有拿过枪，连苍蝇都不忍心伤害呢。”政治犯牢房和刑事犯牢房，空气截然不同，当然就证明了革命家精神面貌的不同凡响。

托尔斯泰对于他们是有批评的。他显然自以为和聂赫留朵夫一样，头脑并不象玛丝洛娃那样简单，而是很清醒、很客观。他通过聂赫留朵夫，看出这些革命家既不是“十足的坏蛋”，也不是“完全的英雄”，认为他们当中的“也有些人出于自私的、出风头的动机才选中这个事业”，而“大多数所以会被革命思想所吸引，却是出于追求危险的那种欲望，出于玩弄自己生命的那种享乐”。因此，聂赫留朵夫认为，“在他们当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高高的站在常人不容易达到的道德水平上面；最坏的人呢，却远在普通水平以下，其中有许多人不真诚，假冒为善，自大而傲慢。”这种貌似公平的分析实际是托尔斯泰的反动偏见的产物。掩盖了阶级观点，单从个人品质、个人道德的观点来挑剔，他给革命人士作了极大的污蔑。尽管革命队伍里，也会混进了不良分子，参加革命也会有动机不纯的，整个说来，托尔斯泰，照他所表现的这些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革命家的情况，没有根据责备他们当中任何人处在剥削阶级的一般人和不觉醒的一般人民的道德水平以下。从事革命、坚持革命，就是高尚的道德，绝对高于不革命的平常人的道德水平。

托尔斯泰的批评当然也有对的地方。这些革命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是可以指出的。代表托尔斯泰的聂赫留朵夫和他所喜欢的革命家克里尔左夫谈到和政治犯同行的刑事犯方面的问题，克里尔左夫就慨叹说：“对了，我常常想到现在我们在跟他们一同走路——他们是谁呢？正是为了这些人，我们才弄到被流放啊，可是我们不但不了解他们，甚至不愿意了解他们。他们呢，更糟；他们恨我们，而且把我们看作仇人。”到这里托尔斯泰就叫聂赫留朵夫所最讨厌的一个革命家领袖诺佛德佛罗夫插进来和克里尔左夫争论了一番，发表了一场蔑视群众的议论。这可能是符合当时民粹主义革命家的实际情况的。这种蔑视群众的态度是应该批评的。但是，托尔斯泰着重叙述了自以为看得全面、对于刑事犯所代表的老百姓也关心的聂赫留朵夫，在跟随政治犯和刑事犯赶路的期间，对于玛丝洛娃产生了怜悯和温情，而这种感情打开了他的灵魂的“闸门”，让爱情“朝他遇见的一切人流去”，以致“感情十分昂扬，他不觉的体贴关心每一个人，从马车夫和押解兵起，一直到他打过交道的典狱长和省长”！后来聂赫留朵夫和他所敬重的克里尔左夫在意见上也还是表现了分歧。克里尔左夫已经病得快死了，听到了一位著名革命家惨死的消息，忿忿说，对于统治者不应该有“任何怜悯”，所有革命者应该“联合起来……消灭他们”。聂赫留朵夫就回答说，“不过他们也是人啊。”可见托尔斯泰谴责的主要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脱离群众的意义，而是不关心包括敌人在内的所谓“人类”的“缺点”！从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怪诺佛德佛罗夫讨厌聂赫留朵夫，认为他的看法是“公爵（亦即傻瓜）看法”。另一个讨厌聂赫留朵夫的革命家康德拉节夫，被托尔斯泰描写为诺佛德佛罗夫的信徒，也是仅次于他的为聂赫留朵夫所不喜欢的男政治犯。他是工人出身，他正在热心读他随身带着的一本马克思的著作。但是他在被描述得不象一个工人出身的革命家（疏远同伴，轻视妇女，有禁欲主义色彩）以外，特别给加上了脱离实际的样子。脱离实际也可能是当时民粹主义革命家的实际情况，也当然应该批评。我们当然不用怪托尔斯泰不认识理论掌握群众的必要性。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托尔斯泰在这里的批评表现了他根本反对他所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他在一八九八年（《复活》完成和发表前一年）八月三日的日记里写过：“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不只是他们中间某些人，而是整个唯物主义学派）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推动人类生活的乃是意识的成长，是宗教运动——一种愈来愈明确、普遍、而且能满足一切问题的对生活的理解，——而不是某些经济上的原因。”可见托尔斯泰在小说的这部分所谴责的，主要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脱离实际的意思，他所谴责的是不从宗教伦理观点出发、从抽象道德观点出发而倚靠群众（特别是宗法制农民群众）以善良天性为基础的自发性力量，不善于启发他们的改良主义愿望！

我们知道小说里的故事发生的年代是八十年代，那时候俄国革命活动是由民粹派领导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小说写作开始在八十年代末，完成在九十年代末，那时候马克思主义小组已经有了，而且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也已经由列宁建成了。作家在九十年代分析八十年代的材料应该站在九十年代的高度；作家在九十年代处理俄国革命运动的民粹主义阶段的材料，只有用工人政党的观点才能作出历史正确性的批判。托尔斯泰当然做不到的，因为他从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出发、从他的宗教道德观点出发而自有其改良主义的看法。

托尔斯泰拿来和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康德拉节夫以及康德拉节夫所听信的诺佛德佛罗夫作对比的是农民出身的革命家纳巴托夫，聂赫留朵夫所喜爱的革命家。他和群众相处，平时和农民相处，确有长处，能和他们打成一片。但是“他从来不去思索甚么玄虚的问题”。“他的朋友们觉得十分重要的达尔文学说，依他看来，却跟六天当中创造了世界一样，只不过是脑子的玩物罢了。”如果说那不代表托尔斯泰的看法，那么这一点多少是获得托尔斯泰赞许的——“每逢他想到或者谈到革命会给平民带来甚么好处，他总是想象着他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生活情形大概会跟现在的情形差不多一样，只是有了足够的土地，不再会有贵族和官僚罢了。依他想来……革命不应该改变平民生活的基本方式，不应该摧毁整个大厦，只应该略略变一变这幢他深深喜爱的、美丽的、坚固的大建筑物的内部装置罢了。”这哪里是“革命”，这就是改良主义！

这样，要从真正的正面里指出真正的反面，决不是托尔斯泰所能胜任的，因为他所提出的“正面”就有深刻的反动性质。他笔下的为他或多或少肯定的革命家的形象多半是歪曲，多半是用来宣传他的托尔斯泰主义。他写到一些女革命家实际上正是证明他的看法——女人干不了革命。他佩服契诃夫写出了短篇小说《宝贝儿》，推崇这个人物是真正女性的化身，而且借以宣扬女人只该做贤妻良母。在《复活》里他所比较肯定的女革命家当中就创造了朗契娃这个人物。她只是忠于丈夫，因为丈夫忠于革命，自己也就忠于革命，完全不理会革命究竟干什么。如果丈夫是反革命，她当然也就是反革命到底了！这是什么样的托尔斯泰美德！托尔斯泰所最推崇的女革命家巴甫洛夫娜是他的禁欲主义的化身。她“从没有经历过（性爱），把它看作一种不能理解的东西，同时又看作一种讨厌的、侮辱人类尊严的东西”；她又是托尔斯泰的爱他人、爱人类的道德观点的化身——“她的全部生活的兴趣放在寻找机会为别人服务上面，就跟猎人寻找机会打猎一样。”托尔斯泰最后叫玛丝洛娃就学她的榜样。巴甫洛夫娜最后因为要看护垂死的克里尔左夫，就要求和这位对她表示爱慕心的革命家结婚，而玛丝洛娃为了爱聂赫留朵夫，不愿意多连累他，就拒绝他的结婚建议而接受了男革命家西蒙松的“柏拉图式爱情”和他的结婚请求。这样托尔斯泰把他在小说里所心爱的人物都拉在一起了，而这是完全遵照了他自己的想法的结果。西蒙松是托尔斯泰在这些男革命家当中最喜爱的人物。这位吃素的革命家“认为杀害生命是犯罪！他反对战争、死刑，不仅反对杀害人类，还反对杀害动物”；“他按照自己的理性来解决而且确定一切事情，根据这样得出来的决定而行动。”西蒙松要跟玛丝洛娃结婚是为了“帮助她，减轻她的苦处”，为了当她的“保护人”。这也是一种自我牺牲。这不免使正在作自我牺牲的聂赫留朵夫“觉得有点失望：西蒙松的这种提议多少毁损了他的牺牲的崇高性质，因此在别人的和自己的眼睛里降低了他的牺牲价值”，显不出“那样的伟大了”。他们这样的互争“自我牺牲”，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好象是美谈，而不是讽刺。但是我们却在这里看不见什么为人民的地方，一切都是为了个人！这里，实际上，已经充分暴露了这种“自我牺牲”的自私自利的实质。

就是拿这种“利他主义”形式的人道主义作标准，托尔斯泰批评了和赞扬了那些革命家。他和巴尔扎克一样，只是比他更触目的，把革命家的真正的自我牺牲和宗教家的虚伪的自我牺牲或者道德上的“自我完成”，混为了一谈。

就《复活》而论，它所以有反映俄国革命的价值，主要不是因为它直接写到了革命家。托尔斯泰主要通过聂赫留朵夫而揭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社会——这是最强有力的地方，超过了他自己的其他作品。他一半是通过玛丝洛娃而展示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苦难（那是深刻的）以至斗争积极性（那还是不够具体的）——这是最难得的，也比他自己的其他作品进了一大步。但是聂赫留朵夫究竟更代表托尔斯泰自己，他还是更能从上面、从上层社会来反映俄国生活的图画，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时期的千千万万农民的思想感情。就人物形象本身而论，玛丝洛娃是更可取的，聂赫留朵夫却更说明了托尔斯泰自己的思想发展。不管作者自己承认不承认，男女两个主人公的阶级性是直到底都是明显的，他们之间因此始终形成了有意思的对比。聂赫留朵夫设法把玛丝洛娃从监狱里调到了医院里暂时做看护工作，为她高兴，认为“这儿总比那边强多了”。玛丝洛娃就问“比那边——哪边啊？”“那边——监狱里。”“为什么强多了？”“我想这儿的人好一点。……”“那边有很多的好人呢，”玛丝洛娃说。最后，玛丝洛娃在她往西伯利亚流放做苦工地方去的路上，调到了政治犯队伍里，庆幸自己被判了刑，有缘结识了这些“和平民站在一边，反对上层阶级”的革命家，“她喜欢所有的新朋友”。而聂赫留朵夫却认为他们当中也有坏人。可见立场不同，看法不同。两方面虽然都有道理，究竟还是玛丝洛娃的想法划了大是大非的界限。托尔斯泰在叙述和描写里，在前一个场合，可能是同意玛丝洛娃的；在后一个场合，显然把玛丝洛娃看成天真无知。托尔斯泰固然是肯定玛丝洛娃很自然的常常想到别人、想到帮助别的女犯的，但是他显然并非不以为然的在许多地方写这位奔走营救她的聂赫留朵夫老想到“自我完成”，实际上就是老想到自己的利益。玛丝洛娃听到探监的聂赫留朵夫提议和她结婚，生气说：“你打算用我来救你自己。你在现世拿我玩乐还不算，又要我来救你自己，好让你能上天堂！”这里，话虽简单，道理是透辟的，托尔斯泰却着意点染，使人注意这只是带几分酒意的一时的气话。聂赫留朵夫到乡下把自己的地产分给农民，规定地租交给村社，农民以为地主老爷又在耍什么骗人的新诡计，起初谁也不相信，后来相信了，那是因为一个老太婆指出了“老爷已经开始想到他自己的灵魂，他照这样办事是有心拯救自己的灵魂。”这实际上也触及了聂赫留朵夫放弃田产不是不要求代价而也有自私动机的事实，托尔斯泰却只借此表明了农民不信任地主的心理和落后的愚昧、自私心理。实际上，“自我完成”，也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私自利。玛丝洛娃的“复活”实际上是从她在监狱里有了阶级觉悟、阶级仇恨就开始的，她当时拒绝聂赫留朵夫的结婚提议的时候还骂过他说：“我是犯人，窑姐儿，你呢，是老爷，公爵。你不用跟我打交道，免得玷辱了你！”她和聂赫留朵夫分开，在革命行列中间，完成“复活”，找到出路，这就很自然了。但是托尔斯泰站在聂赫留朵夫一边，照他的想法，把玛丝洛娃“复活”的开始归功于聂赫留朵夫自我牺牲的精神感召、真情的感召，结果在她心里“复活”了对他的爱情，不愿意再多连累他受苦，作了自我牺牲，宁愿意接受西蒙松的结婚提议，和革命家一起过流放生活。托尔斯泰如果站在玛丝洛娃一边，就不会安排她恢复对于聂赫留朵夫的爱情，除非这位和统治阶级算是决裂了的公爵自己做了真正的革命人物。以个人主义为实质的人道主义，阶级调和的幻想，决定了托尔斯泰不能给玛丝洛娃安排一个更合理的结局，同时给聂赫留朵夫安排下一个更荒唐的结局——他从《福音书》里找到了“饶恕损害”“爱仇敌”这一类鬼话，作为消灭他所“满心憎恨的暴力”、建立人间乐园的生活准则和行动纲领！

作为托尔斯泰自己思想探索的写照，聂赫留朵夫是包括列文在内的一系列托尔斯泰式人物的发展结果。高尔基说：“差不多所有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都归结到一个主题：替聂赫留朵夫公爵在人间找个地位，一个好的地位，从这个地位去看，他会觉得世界的一切生活尽是一片和谐，而他本人就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伟大的人物。”托尔斯泰的这个寻找过程的价值是不小的，因为它把资本主义发展当中的沙皇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从外到内、从内到外，整个翻开了出来，提供了真相给要改变世界的有心人。这个过程在《复活》里完成了，达到了顶点。寻找的目的在《复活》里也达到了——在《福音书》里给聂赫留朵夫找到了他的地位。这对于我们是不相干的，但是也不能置之不理。聂赫留朵夫在这里开出的救世良方的反动本质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它就是托尔斯泰的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形式表现的在当时就是反动的思想倾向的实质，而托尔斯泰的在当时总还是进步的思想倾向又往往带上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色彩。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列文这一路人物固然是托尔斯泰式人道主义的直接化身，就是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特别有力量的人物形象也多少包含了托尔斯泰式人道主义在当时所能有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意义——追求个人幸福，和社会不妥协，以身殉情——这也是变相的“自我完成”。而聂赫留朵夫追求道德上“自我完成”的“理想”所必然会得出的结论就是：在社会上避开阶级斗争，在政治上否定革命、屈从现实。

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在他们各有特色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里表现的思想倾向，各有特色，却有共同的基本实质、共同的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巴尔扎克生活和创作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前者处在一八四八年以至巴黎公社以前的法国，那正是欧洲革命舞台的中心，后者处在一九〇五年以至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那也是欧洲革命舞台的中心，所处社会环境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当中还是有相通的地方。尽管巴尔扎克冒充贵族，多少同情劳动人民，赞扬共和主义英雄人物，最蔑视资产阶级暴发户；尽管托尔斯泰不甘做贵族，十分同情劳动人民，推崇民粹主义革命人物，最唾弃官僚资产阶级，就思想体系来说，他们同样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共同揭发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当中的上层社会的罪恶勾当，揭示了这个发展当中的下层社会的悲惨境遇、善良品质，刻划了这个发展当中的激烈的阶级仇恨、残酷的阶级斗争。这是他们最大的贡献。从这里向前看，即使在今天，对于广大人民，也会起促进革命的作用。但是他们都是向后看的，他们以不同的特色，迷恋或者向往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以前的封建社会或者宗法制社会的“稳定”秩序或者“和谐”关系。历史是回不去的，他们就各自提出改良主义方案，这即使在他们的当时也起反动作用。巴尔扎克主张坚强的君权政治，当然是拥护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托尔斯泰提倡“对恶不抵抗”，实际上也是不要去打碎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巴尔扎克自己实际上并不虔信宗教，却拥护教会，托尔斯泰反对官方教会，自己却醉心宗教宣传。他们都把劳动人民或者革命家的优良品德，特别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带了宗教色彩的“自我捐弃”或者“自我完善”混淆在一起，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因为撤除阶级内容，抽象宣扬个人品德，目的就在于取消阶级斗争、反对革命。这些思想表现是他们在创作里所包含的最大的毒素。他们在正确的批判议论里固然就掺杂了这种直接的反动说教，他们在深刻的暴露描写里却也往往夹杂着和这种直接的反动说教相一致的反动意义。他们对于悲惨而不觉醒的劳动人民，不是象鲁迅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在“哀其不幸”的时候就“喜其不争”以至“怒其要争”。他们作品的“精华”里就是这样夹杂了“糟粕”。推究原因，一句话，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了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在不同的特色里，都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促使人欲横流、天良丧尽，因此揭发和批判了这个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但是同时认为要改变这种现实，只有从道德品性上下手，回到人道主义——不讲阶级性，讲抽象人性；不主张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不宣扬改造世界、改造自己，宣扬“自我捐弃”、“自我完善”。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实质只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随历史条件的变化，作用可以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最不讲阶级性，实际上人道主义本身就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的产物、反对封建阶级物质和精神统治的产物。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好象和个人主义是对立的，实际上在产生它的文艺复兴时期，它讲人类解放，是明白讲个人解放的，提倡的就是个人主义。实质如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作用，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至启蒙时代，积极一方面就一直占了主要地位。到十九世纪，情况就不同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就不相上下，只有随具体条件和情况而决定这方面还是那方面占上风。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主要就起了反动作用。巴尔扎克处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托尔斯泰处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俄国，随着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而来的这两位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的两面性意义也就分外突出。我们今天不但容易分辨得出这两方面，而且认得出这两方面的联系。为了批判接受，为了借鉴，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卢卡契，恰好相反，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称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他们的人道主义称为“人民的人道主义”，掩饰了其中渺小的一面、反人民的一面。实际上，正如他们的现实主义只是批判现实主义，他们的人道主义只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今天，文学界的国际修正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代言人，所以要掩饰批判现实主义的局限性、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性，就是妄想借以引导无产阶级文学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妄想借以散布有利于帝国主义、有利于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的观点。

围绕着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问题，长期以来，国际以至我们国内，进行了激烈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建设革命理论、进行革命斗争当中重视了巴尔扎克的作品。为了不让当时俄国的反动党派拿去当政治资本，为了教育革命群众，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的学说和创作作了科学分析。他们的评价本来就有战斗意义。国际以至我们国内的修正主义者胡风之流，为了他们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歪曲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言论，歪曲了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榜样，胡说作家的世界观对作家的创作不起决定作用。这种歪曲早就被大家驳斥了。只是过去我们从恩格斯、列宁的经典性分析和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作品阐明世界观和创作基本上统一的时候，往往只着重讲了巴尔扎克世界观有反动一面，因此作品里也有这方面的反映，世界观有进步一面，因此作品才是那么可贵的。我们应该进一步指出：象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那样的十九世纪作家，还是由于他们基本的具有人道主义特色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限制，就是他们创作里的可贵的思想表现也不免包含了消极因素，而到今天这些消极因素更是和我们工人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水火不相容。

列宁通过他的经典分析，摧毁了俄国以至西欧反动派歪曲利用托尔斯泰来进行的反动宣传，那时候正逢托尔斯泰八十生辰（一九〇八年）和逝世的日子（一九一〇年）。十年前西方文学界在巴尔扎克诞生一百五十周年（一九四九）和逝世一百周年（一九五〇）的时候，作为纪念，大力向《人间喜剧》的作者进行了攻击，法国和国际（特别是苏联）的进步批评界击退了这次进攻，尽了保卫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责任。但是，就在这期间，文学界的国际修正主义者，例如南斯拉夫的维德玛尔和匈牙利的卢卡契，还是在歪曲恩格斯和列宁的分析，利用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创作特点，进行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文学的阴谋活动。现在正是国际修正主义者在政治上猖狂活动的时候，今年又逢到了巴尔扎克逝世一百十周年、托尔斯泰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我们为了破除一般对于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迷信，消除十九世纪欧洲文学里表现的对我们越来越显得有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同时粉碎国际修正主义者在文学战线上的主要借口，为了真能继承而对于以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创作为高峰的欧洲十九世纪优秀文学遗产，重新作一番分析批判，还它们本来面目，使它们在我们今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在国际政治和思想斗争当中，起良好作用，这就是对于它们的作者最大的尊重，也就是我们对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所应作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