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史之所以是一门艰深的历史，原因或许就在于它看似简单。乍看之下，战争当中似乎充满了显而易见的转折点，它们以决定性会战为中心，所组成的密集事件夺人眼球、抢人思绪，令人不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小时或者一天的戏剧性事件决定了此去数百年整个文明的进程。

自古代世界第一批史学家和宣道者的作品开始，这种关于世界级历史性会战的观念始终在公众想象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近来有一些强烈且不无道理的声音开始出现，它们反对把历史，哪怕是军事史，写作重大会战的串联史，而是倾向于把几乎所有巨变的产生都归因于长时段的社会、经济、文化、知识和技术等因素。

除了自上而下的战时行动规划和执行之外，在关于如何以更长远的视角探究起因和变化、如何研究军队的社会影响和实践经验的话题上，可说的还有很多。然而近来对传统军事史的学术敌意愈演愈烈，当需要阐释一些更为广泛的变化时，学者们已经不再愿意援引那些重大的战事了。

许多现代史学家对军事史漠不关心。有的持公开的敌对态度，有的则将战争史重新定义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研究战争发动对军队和社会的影响，而不是研究战争本身。许多人强烈反对任何将决定性战争视为推动持久变革的主要动力的说法。

出现在传统军事史研究中的宏大命题正遭摒弃，而且这一趋势正在强化，因为学界的主要目光已经开始从宏大的决策叙事转向以小人物、小事件以及日常环境、素材和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和文化史。然而即便如此，战争，在解释许多历史和更大范围内的人类事务方面，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事实上，或许它才是最重要的。武装冲突的重要意义，不是一句简单的“战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可以打发的。事实上，历史上许多真正重要的事情都是由战争决定的。历代的重大战争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尤其是在18、19世纪之交和20世纪上半叶这几个关键的现代历史节点上。

这些战火纷飞的年代又一次证明了——如果此前的证据仍嫌不足的话——战争仍然是所有人类共同事业中最昂贵、最复杂，也是最耗费体力、情感和精神的一项。

哪怕是伟大的音乐、艺术，或者教堂、佛庙、清真寺，或者洲际运输网、粒子对撞机、太空计划，为了攻克不治之症而做的研究，它们得到的资源和投入，与人类的作战投入相比，与战后恢复、重整军备这类需在如履薄冰的和平时代里进行的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投入相比，都不值一提。

这和本书将要论证的观点，即几乎决定着其余万物命运的现代重大战争，其命运往往不由某几场会战所决定，不是一码事。

战争之于世界历史的根本重要意义，意味着非军事史学家们终有一天会回过头来，更加仔细地去端详它。而与此同时，军事史学家已经将他们的关注点从会战转移到了更具长远意义的军事制度上，比如作为战争筋骨的财政和后勤系统；工业制造、官僚体制和战争动员在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战争是如何被记忆的，而这记忆又是如何，至少是经常地，被改写和掩盖，以服务于其他公共目的的。

其余人则研究战斗的模式和详细的作战行动——介乎以小型作战单位为基础的战术和在战争中制胜（或落败）的战略之间的中间层次战事，它们依然在所有军事史中处于近乎中心的位置，只是现在它的相关发现都有赖于其余历史分支和其他学科的进展。

说到底，我们都在寻求一个解释：作为深刻变革的加速器和塑造者，这些大型战争的动力来自哪里？欧洲是如何走向三十年战争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导致民族主义和群体暴力爆发的真正根源是什么？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普通民众会同意开战？为什么那些杰出的人所制订的计划，不仅带来世界大战，而且引致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引致社会秩序的崩坏和所有旧帝国的灭亡？这些才是历史学家，以及公众，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

我们总想在战争中找到一种明确性。然而，现实未必总能如人所愿。我们谈论“胜利”和“失败”，但这些都是情绪化的措辞，极易受到激情的左右，而激情会扭曲记忆和理解。明确性对那些对冲突持二元观点的公众来说或许意义重大，但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则不然。

更多时候，战争的结果是一种模糊不清，既非胜利、也非失败的东西。这是一个灰色地带：解决争端的方案含混而偏颇，使得武力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在一开始就成为一种选择。

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意味着战争很可能再次发生，因为优柔寡断会鼓励战争，而战争又会招致更多的战争。我们战斗，是为了迫使敌人作出某个重大抉择，一旦期望落空，我们便会停下脚步、重整旗鼓，然后再一次投入到战斗中。让许多战争，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战争走向终结的，不是几场会战的胜败，而是军心涣散和物资耗竭。

大国争战，无论发生在哪个时代，结局也不外如是。而对那些竭力争夺军事和政治霸主地位的现代大国，那些似乎最有能力承受大战的巨大消耗和代价，却同样打得筋疲力尽的列强来说，更是如此。

“决定”是一个比胜利或失败更具道德和政治中立性的词，因此在描述战争结果时更为有用。当某些重要的战略和政治目标借由武器得到实现，使得其中一方获得持久的优势，得以巩固其关键价值和切实利益时，这场战争通常就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历史学家惯于寻找那些将战争推向终局的关键时刻，认为会战——尤其是那些结果一边倒的大型会战——是实现武力推动决策的关键。

然而，“决定性会战”是衡量胜利的真正标准吗？这种说法，即便把它放在那些最为令人瞩目的会战案例上，比如马拉松、坎尼、洛伊滕、特拉法尔加、滑铁卢、葛底斯堡、中途岛、斯大林格勒——它们的名字是如此耳熟能详，这些在一名英雄或至少是一位令人无法忘记的领袖的带领下取得伟大胜利的景象早已深深刻入我们的脑海——是成立的吗？

我们怎么知道一场会战的胜利是“决定性的”? 换句话说，就此锁定了战争的成果？更多时候，“决定性会战”仅仅被用来表示一方的死伤比另一方多。这种粗糙的死伤记录称得上是一个衡量“决定性”的真正标准吗？

更夸张的情况，是笼统地用“决定性的胜利”来表示单纯的技术或战术成果，比如在一天战斗结束时因为成功击退敌军或敌舰而守住了战场，或者在某一场会战结束后保住了更大范围内的战局的主动权。

这也许是记录某场会战谁胜谁负的合理手段，但它并不能坐实战争最后的胜负。许多在会战中能够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人，最后却输掉了整个战争：汉尼拔在坎尼胜了，拿破仑在乌尔姆胜了，希特勒的装甲部队1941年在基辅城外俘虏了65万名战俘，然而三人的结局终归是落败。

上述案例中，战略损失无一例外地都发生在与敌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之后，因为对方并不接受那些早期的战术性成果在更大的冲突语境中的“决定性”地位。也就是说，许多大规模会战所缺少的——用它的提出者及后来史学家们的话来说——是长期的战略影响。它们也许更应该被视为消耗的加速器，而消耗，在长时间的大规模战争中，才是那个真正决定成败的因素。

如果“决定性会战”一词是为了阐明而不是模糊军事史，那么它的使用范围就必须收得更小，用以指示那些创造了长久的战略性变化，并直接或最终将战争推向决定性时刻的非同凡响的胜利或失败。在一场战争中，真正的决定性会战可以转化为持久的政治成果，这实际上是相当罕见的。

注：本文节选自《会战成瘾：军事史上的野心陷阱》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