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 幻想的终结：晚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作者：索恩thornbird
短短几年前，西方公共舆论大概还相信，社会正在进步：民主和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取得重大进步，实现自由和解放，社会崇尚知识，生活方式多元化……这一切似乎都成了未来世界的准则。然而，最晚到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人们就不无痛苦地认识到，伴随这些进步的，还有幻想。
事实上，直到现在，社会的转型才逐渐清晰起来：原有的“工业化的现代”已被一种“晚现代”所取代，此中充斥着新的力量极化和新的矛盾——进步和困窘相伴相随。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直切当前社会最核心的结构特征：新的社会阶层，后工业时代经济的特点，文化和身份的冲突，由自我实现之责任带来的疲惫，以及自由主义的危机。[德]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 著[德]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生于1970年，是柏林洪堡大学普通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教授。他的著作《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于2017年荣获巴伐利亚图书奖，并于2018年入围莱比锡图书博览会非虚构类图书奖。2019年，他获得德国研究基金会莱布尼茨奖。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富有想象力，涉及面广。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以令人信服的全新视角审视了即将到来的全球挑战。在《幻想的终结》一书中，莱克维茨对被称为晚现代性的病人进行了“社会分析”，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矛盾、悖论和反常现象。作者为此付出的艰苦劳动颇有成效：尽管通往更美好社会的道路既不明显也不是直线型的，但接受当今的模糊性为重新想象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供了机会。
继开创性著作《独异性社会》之后，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在这本书中探讨了社会的结构性转型。作者剖析了新的阶级社会、后工业经济、围绕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冲突以及个人实现自我的必要性，而民主的疲惫和厌倦正是源于此。引言：幻灭的当下／001
第一章 文化冲突是争夺文化的战争：超文化与文化 本质主义／015
第二章 从扁平中产社会到三阶层社会：新中产、老中产、 不稳定无产阶级／035
第三章 超越工业化社会：极化的后工业主义和认知-文化 资本主义／080
第四章 精疲力竭的自我实现：晚现代个体及其情感文化的 悖论／121
第五章 自由主义的危机与寻找政治新范式之路：从开放的自由主义到内嵌的自由主义／143
注释／184多么奇怪。被载入史册的事情，有一些在发生的当时，人们根本没有在意。另有一些，人们多年之后还能清楚地记起“出事”的那个时刻，记起当时的惊诧、无助、恐惧，或是那么一种难以置信的暗喜——出事了，以前大家觉得不太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楼遭恐袭，这些日子我就是这样清清楚楚记着的，正如2016年11月6日那个早晨，全都历历在目。那天之前，我跟许多人一样，已经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好几个月，心里的不安与日俱增：唐纳德·特朗普出人意料地成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发动了粗鄙、残暴的战争。那天早上，我终于还是在平板上读到了消息，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不愿意承认的事情，确实发生了：那个民粹代表——他的惹眼之处就是大肆煽动针对妇女和外来者的敌意，对跨国合作和民主机制猜忌极深——那个反复无常难以捉摸的候选人，成了美国第45任总统，站上了这个西方强国的权力之巅。那天早上和随后几周，我都处于惊骇之中，感觉有些东西要崩塌了，但也说不准这一切都会带来什么：怎么可能会是这样，以后又会如何发展？我感到一种历史的断裂。特朗普的当选不是近年来唯一一次政治地震。其他地方的选举和投票也动摇了看似坚稳的秩序：2016年6月，英国多数民众投票赞成退出欧盟；2017年法国大选，没有一个传统党派候选人进入第二轮选举，而右翼民粹政党“国民联盟”的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却成功进入了第二轮。她败给了自由派政党“前进运动”创始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后者在2018年和2019年又不得不与激烈的“黄马甲”运动抗争。在意大利，（右翼）民粹政党上台掌权；匈牙利和波兰曾是中东欧地区的民主典范，现在，它们的民主机构也成了攻击对象。曾被一些人视为汲取了历史教训的欧洲大陆唯一的发展终点的欧盟，以及传统的左右翼政党体系，突然显得脆弱不堪。还有更多令人不安的事：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众多经济学家称赞当时的体系为“可靠的印钞机”，而在危机中，它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一系列恐怖袭击，比如2015年巴黎（由“伊斯兰国”发动）和2018年新西兰克莱斯特切奇那两次，提示了西方社会日常生活的脆弱。民众普遍认为，恐袭离自己越来越近。这些事为什么如此令人不安？回答也许是让人心痛的：我们不能再将这些当作偶发事件，以为生活很快就会恢复如常。事实是，有一种看法越来越明朗：自冷战结束以来，很多西方人所抱有的，那些积极向上的、关于社会进步的期许，就这样完全落空了，至少是弱化了。那些期许如今被证明只是幻想，其结果就是幻灭。不仅对德国是这样，而且对整个西方社会——甚至在某些方面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这样。1990年以后，不论是在媒体、政治、经济各界，还是诸多学术讨论中，人们都倾向于参与建构一个关于“进步”的宏大叙事，包括经济进步、政治进步、社会进步、文化进步和技术进步。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援用出自黑格尔及其解读者亚历山大·科耶夫的理论，将这一叙事引到了“历史终结”论上。仿佛我们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尾声，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政治和经济的体制秩序都已经不再需要改变，甚至不能再改变。如今看来，这种说法实在是幼稚。过去30年的进步叙事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它完全能为自己找到一系列经验证据。回想一下能证明政治进步的事件，有拉美和非洲的民主化运动，这些运动促使自由民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独裁政权。此外，国家之间的全球合作加强了，欧盟就是其中的典范。经济的进步也是实实在在的：全球化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市场的进程，促进了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工业化，显著地减少了贫困，推动了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在北美和欧洲，得益于数字革命，后工业时代的知识文化产业发展了起来。数字化——近20年来最重要的技术进步——看起来与进步的历程是天作之合：个人与机构都连成了网络，互联网是新型身份和新型合作方式的试验场，网上交流突破了各种边界，让民主生机勃发——这一切都曾是技术热所希望的。最后，进步叙事也包括社会政治方面。近几十年来自由化运动和解放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果，促进了性别平等，为性少数群体争取了权益（比如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西方生活方式经历了变革，整体上变得更加享乐主义和世界主义，彻底摆脱了二战后的僵化状态。新的、年轻的中产阶级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尤其如鱼得水：世界总归是开放的——这一点对有些人来说，是无可置疑的生活体验。当然，这些进步都是真的，也都很重要。自由主义的进步叙事并不是错的。但这却不是全部真相。那些相信进步理念与社会现实会两两相合的人，只是处于幻想之中。以为某一进程一旦开始，就会自然而然地持续下去，也同样是幻想。金融危机、英国脱欧、恐怖袭击、特朗普当选，还有其他一些近年来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社会现实是矛盾而脆弱的，比进步叙事让我们相信的要矛盾得多，脆弱得多。我们应该这样想：这些事件，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对晚现代的社会结构中长期形成的矛盾、冲突和危机的表达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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