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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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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文学思想研究
简 介：元末明初的吴中文人，从历时性的传承上讲，主要经历了两代：以顾、杨为首的玉山文人和以“四杰”为主导的北郭诗人。当然，他们更有共时性的特点，即共同生活于“元末明初”这个大的时代背景，而且之间还互有往来。其生活的主要地区——平江，经历了三个政权：元政权、张士诚政权和明政权。他们的生活又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元末与明初。换言之，他们生活在一个由“乱世”转向“统一”的时期。 之所以如此区分，是因为政治走向直接关涉文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选择。“混乱”的时代，士人的出处抉择、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往往“混乱”，而“统一”的时代，士人的心态以及所作的各种选择则往往有“趋同”之势。具体到元末明初的吴中文人，同样有此特点。同为吴中文人，在元末，他们就有区别，如玉山文人和北郭诗人的区别。即便在同一个群体内部也有区别，如顾瑛和杨维桢不同，高启与杨基也不同。造成这种差异性与丰富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混乱”之时代，一切都缺乏统一的标准。元末时期的吴中文人，尽管有共通之处，如隐逸的人格、张扬的性情、闲散的生活状态等，但其差异性更为明显：同为狂，倪瓒和杨维桢就不同；同为旷达，顾瑛和饶介也有不同；同为隐，高启与陶宗仪又不同，等等。但当这种“混乱”渐渐走向“统一”，一种新的标准即将出现时，其身上差异性的东西会越来越少，共性却越来越多。《听雨楼图诗卷》与《破窗风雨卷》即是吴中文人在经历“混乱”走向“统一”过程中形成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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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的吴中文人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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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文学思想研究
简 介：朱元璋统一全国后，一改元朝治国方略。对于文人而言，体会最深的变化有二。一是朱元璋“崇朴尚简”。表现在学术与文化上，就是提倡“实学”及一切以“雅正”为准的的文学观。二是朱元璋的实用主义人才观。在起用人才上，朱元璋态度强硬，手段苛刻。取才一以实用为标准。朱元璋对待文化与文人的态度，比起元代统治者与张士诚，更显爱才重才。这种政策本无可厚非，但对吴中文人而言却是致命一击。表现有二。一是价值观的冲突。吴中文人怀抱“旁观者心态”，向往隐逸，在元末养成了疏散慵懒之性。这绝非朱元璋心中的人才标准，然而朱元璋还要把其当作人才用之，必须“被召”出仕。二是文学观上的冲突。吴中文人的人生态度决定了其对文学的理解，即以“自适”为创作目的，坚持诗歌“缘情”本质，在表达方式上任性而发，不拘章法。而这些也并非朱元璋理想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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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诚据吴时的吴中文人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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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文学思想研究
简 介：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攻破平江，改平江为隆平府，开启了以平江为大本营的统治时代。张士诚的到来，给吴中地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他注重保护吴中经济，保证了吴中地区的稳定；另一方面，他实施积极的文化政策，大力延揽文人。大量流寓到吴地的文人和本地文人，促使吴中地区出现了短暂的“文化繁荣”，文学也得到较大发展。 从整体上看，吴中文人的“旁观者心态”随着张士诚的到来也有所变化。“旁观者心态”本为描述士人和政权的一种关系，“旁观”的主要依据是士人和政权的距离，这种距离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参与其中的距离；一是参与其中的情感距离。张士诚入吴前，玉山文人基本处于无拘无束的状态，其“旁观者心态”是彻底的、完全的、公开的。张士诚入吴后，“玉山雅集”日渐衰落，在苏州以高启为首的北郭诗人渐渐占据主导。在张士诚的庇护下，他们纷纷入幕，物质生活得到了相对的保障，却未能真正融入张士诚政权的核心，是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其“旁观者心态”是半公开的、不彻底的，由此也导致了他们的雅集方式及文学思想迥异于玉山文人。这种变化，既延续着吴中文学的风流，也昭示着入明之后文坛的变迁，关涉其生存方式及文学思想的变迁。其承上启下之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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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的吴中文人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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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文学思想研究
简 介：元代末期，士人“旁观者心态”强势迸发，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玉山雅集”的形成。当然，“玉山雅集”的形成还包括一些其他条件，如顾瑛雄厚之财力、杨维桢的号召力等。由于玉山文人主要活动于即将天下大乱的元末，故其“旁观者心态”又表现出多种看似矛盾而实则统一的形态：“旷达”与“颓废”、“纵欲”与“恐惧”、“悲哀”与“忆旧”。这种心态使得其对诗歌有特殊理解，即把作诗当作表现生命存在感的一种方式。这种理解，决定了他们对诗体与诗法的选择及诗歌的审美风貌。但在“私人化”写作中，玉山文人的创作则呈现出另一番情态，足见玉山文人诗学思想之复杂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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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政治文化与文学思想的变迁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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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文学思想研究
简 介：1279年，元军消灭了南宋王朝在厓山的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宰相陆秀夫负赵昺跳海自尽，标志着元王朝彻底统一全国。较之此前的少数民族政权，元王朝是第一个大一统政权。较之此前的中原王朝，其政权性质属于军事化、贵族化。它不但中断了唐宋以来中国社会“以儒治国”的斯文传统，在文化政策上也极为矛盾：一方面它把理学升格为官方学术，作为“仪式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大多统治者却不重视科举，以致科举时断时续。故而元代士人读书仕进之路无望，加之“人分四等”的国策，士人形成了“旁观者心态”。到了元末，缺少士人精神支撑的官僚体系溃烂不堪，吏治、财政、军队等方面都腐败重重，以致民不聊生，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于是，士人的“旁观者心态”随之爆发，加之满地烽火带来的无助感和阻隔感，士人们转而以“抱团取暖”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雅集聚会，最典型的当数“玉山雅集”与“北郭诗社”。文人活动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元末文坛气象的变化，元中期文坛“一代气象”步入颓势，“铁崖体”的出现给文坛注入了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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