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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历史与创新发展 收藏
简 介：本书为2017年10月26～27日招商局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学会联合举办的“招商局历史与创新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收入学术论文近30篇，内容涉及招商局与中国近代金融业、中国产业的变迁，改革开放和国企改革，“一带一路”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等主题，是为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招商局历史与企业创新发展研究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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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债史话 收藏
简 介：在近代世界史上，外债，不仅是国际资本流动、国际经济往来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国际外交斗争、国际政治活动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近代中国，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外债问题成为影响中国财政、经济、政治、外交等许多方面的一个重大问题，以至要对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历史进行较为深入一点的考察，就必须了解近代的中国外债。近代不少有识之士痛陈滥借外债的害处，但是又有另外一些中国人明知是火坑，却硬要往里跳。旧中国一些政府要人、一些企业家把外债当做救命稻草，梦寐以求，而又另有一些人则避之唯恐不及。故笔者认为从不同角度多方位地认识近代中国的外债是很有必要的，但不能脱离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应充分尊重当时的历史事实，这些就是这本小册子开始展开叙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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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招商局企业文化建设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招商局历史与创新发展
简 介：招商局被誉为“中国民族企业百年历程的缩影”。改革开放初期，招商局勇立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创造了历史上新的辉煌。企业文化是企业宝贵的无形资产，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要素，对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招商局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在改革开放时期招商局企业文化建设也有鲜明的新时代特色，是中国企业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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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矿业近代转型的外因作用分析 收藏
简 介：中国有悠久的用煤历史和采煤传统，但是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现代性质的煤矿业，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外因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随着近代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业贸易的扩大，以蒸汽为动力、煤炭为燃料的外国商船进入中国主要航线并逐渐占据优势，新式航运需要大量廉价和优质煤炭，为此，在华外商不断勘察内地煤炭资源并游说中国政府采用西式方法采煤。19世纪70年代，在西方势力的持续压力下和中国政府自身用煤的需求下，新式煤矿开始建立。近代新式煤矿引进了西方技术，使得采煤业脱离了传统的手工业部门而发展成为近代工业。世纪之交，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并占据主要投资市场，又大大刺激了民族资本投资新式煤矿，从而推动了整体煤矿业的近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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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出处： 经济史研究之跨世纪历程：《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卅年论文精选（全2册）
简 介：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迅速扩大，中国市场进一步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从这时候起，直至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止，是中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外贸易迅速增长，中国原有的贸易顺差地位很快丧失，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影响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除英国以外，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农业占优势的国家，在整个世界工业中轻工业仍占主要地位。西方国家虽然在对华输出机制棉纺织品方面有所进展，但是仍然未能完全依靠近代工业产品取得对华贸易的优势。可以说，当时西方对华贸易，“仍未完全改变鸦片战争前的格局，主要是搜购中国农副产品，用输入鸦片抵充对华贸易的逆差”。这时候在西方世界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人们称之为“钢和电的革命”。至19世纪末，重工业在世界工业中已开始占据主要地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张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有力地带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些使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旧格局大大改变，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对华输出近代工业品，其货值已逐步抵上并超过从中国输入农产品的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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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辛亥革命与亚洲
简 介：以往关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斐然，在这一形势下新的研究如何开展，章开沅先生关于展开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扩充研究的观点，许倬云先生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北伐以后新政权的建设“才是直接接续辛亥革命的后续动作”的观点，给我们很大启示。笔者认为将关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结合起来进行，应是我们将有关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根据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考察，由于中国现代化后发性及外源性特点，近现代中国历次较大的改革与革命都是内外因结合的产物，都与世界大环境演变密切相关。再结合笔者本人的经济史专业研究，笔者这次拟选择“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为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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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研究若干基本问题探讨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河南大学经济史论坛（第1辑）：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金融整合
简 介：清华大学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曾问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两个中国经济史研究重镇各自的研究特点及笔者的研究取向，笔者在回答自己的研究取向时将其概括为“一通”“二合”“三侧重”。 “一通”，即“通古今之变”，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当笔者在大学读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名句时，心里曾激起强烈的“共鸣”；在硕士生阶段选修吴承明等先生开设的“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吴老所讲“时间上广义”和“空间上广义”，结合严中平老师讲的破“四就”（不要就中国论中国，不要就近代论近代，不要就经济论经济，不要就事论事），大大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开始注重历史的连续性。2001年，吴老发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一文，提出“今天我们的问题正是要反对割断历史”，主张恢复“重视连续性”的史学传统。吴老的这一主张对笔者启发很大。笔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在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对立统一中前进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常占主要方面。而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史研究偏重于生产关系研究，重视阶级斗争及一些事件对经济的影响，强调这些事件所引起的“断裂或转变”，即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拓展，这种状况逐渐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有一个“时滞”。近30年来，我国断代史研究成果斐然，但是也出现了为了突出自己所研究朝代（或某一时段）发展成就而有意贬低前一朝代（或前一时段）发展水平的学风。于是笔者在2003年发表《在多样化发展中注重历史连续性——新世纪经济史学刍议》一文，认为20世纪断代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重点，但是过于强调断代史研究，容易割裂事物的前后联系，容易束缚研究者的视野；21世纪经济史学研究重点将转移到跨代专题研究上。与之相适应，研究者们也日益注重有关历史连续性的研究。其后，至2008年，我国对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进行了多方面的认真总结，这些总结大多做得很好，但是也存在为了更突出这30年的成就而有意压低改革开放前我国所取得的成就。这种偏差妨碍了2009年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历史进行客观认真地总结。所以笔者认为，目前学界重“断裂”轻“连续”倾向仍很强，还是要再提注重历史连续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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