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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本书基于对少数民族水电工程移民外迁安置中一个相对成功的典型——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彝族移民的实地调查,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分析、解读了彝族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过程,对彝族移民在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展开了全景式考察;对适应困境进行了致因分析,并提出了解决路径。本书力求既注重少数民族水电工程移民物质层面的需求,又关注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社会文化适应性的调适,以期为后续的少数民族移民实践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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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简 介:我国江河密布地区多是少数民族的繁衍生息之地,随着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上马实施和开工建设,世代生活于此的藏族、彝族、普米族、独龙族、怒族、基诺族、傈僳族、傣族、纳西族、羌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不得不面临被强制迁移的安排,脱离世代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他们面临原有生产体系被破坏、生产性收入来源丧失、原有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被削弱、文化特征与传统势力减弱等社会风险,经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剧烈动荡变迁的过程。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以往的研究几乎都千篇一律地局限在经济视角上,认为是纯经济方面的原因,如补偿标准低、提取的库区维护基金比例低、库区剩余资源缺乏、补偿方式落后于社会发展实践等,提出的解决方案亦不外乎要求上级部门增加以物质生产恢复为基础的投入和扶持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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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简 介:人类的社会活动具有群体性的特点,这种群体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条件下产生的。要深刻理解人类社会活动的本质、特点和原因,就需要从社会的宏观角度来认识人类活动。从客观角度而言,人类的活动主要受两种环境的制约,一种是生理环境,另一种是社会环境和象征环境,而后者则更为重要。一方面,人在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活动于其中的人们也使社会制度得到了合法化。而“社会制度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具有某种内在有机联系并在功能上相互关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系统,以及与此相配合的有组织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广义上而言,它包括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生育制度、教育制度、宗教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行为关系准则等。它是社会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的体现形式,对维护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以及调整社会关系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张友琴、童敏、欧阳马田,2000:252~257)。社会制度是人类物质生产世界和精神文化生活世界间进行双向沟通、互动的中间介质,其在协调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保证社会的凝聚力和社会整合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并对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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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变迁下彝族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著名人类学大师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G.Levi-Strauss)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都存在表层和深层两个结构。表层文化能被社会成员普遍地意识、感知,而深层文化则隐藏在表层结构的背后,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灵。因此,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任何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都应该注重其表层和深层两方面的社会文化内涵(和少英,2003)。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后,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生计模式、处于基础地位的物质文化亦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以物质为基础的表层文化的变动,势必会引起精神文化和制度组织结构的变迁。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已不可辩驳地表明,迁移是社会机体中一个深奥而未决的问题,对跨县外迁的彝族移民而言,非自愿移民搬迁对其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是双重的。在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移民既有生产系统解体,物质生活模式发生变迁,其长期积淀形成的物质生活基础遭到破坏,因此必须在新川移民安置区进行尽可能的恢复和重建,而其精神文化生活亦同样。彝族移民异地远迁、与朝夕相处的邻里彼此分离、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被割裂、原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秩序被打乱、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化节庆活动以及仪礼规范被迫中断等,切断了与过去生活的心理上的联系,并失去了根植于本族群传统文化的活力,这些精神文化生活层面的变迁,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给移民造成伤害。尽管这些方面并不易被察觉,亦难以被量化,但它们却是实实在在地在移民生活中存在的,迫切需要在进行移民安置过程中对其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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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模式变迁影响下的彝族移民异地谋生:困境与机遇同在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工程性非自愿移民……有其实施的合理性、必要性和迫切性,但却往往总是引发各种社会危机。因为对受工程建设影响而必须迁离原住地的移民而言,移民实施往往会给他们经习固有的社会经济、组织制度和文化生活等带来深刻的破坏。移民特别是外迁移民遭遇的这种类似‘脱臼性’境况,使移民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模式和社会关系网络。移民迁移活动的实施,既摧毁了其既习已久的生产生活方式,又打乱了他们在乡土社会中构筑的社会关系网络,往往使移民在背井离乡的同时于一定时期内陷入贫困状态,并进而危及到他们的身份认同,增加了他们遭遇传染病等健康问题和社会适应困顿风险的概率”(迈克尔·M.塞尼,2001:78~90)。纳亚克在研究南亚国家印度修建闰伽利大坝工程时,曾经论及在移民中出现的这种所谓“社会性脱臼”现象,提到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对移民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移民赖以谋生的物质生活模式的急剧转换(Nayak,1986)。既习已久的物质生活模式在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不再适用,而新的安置地的谋生技能的获取又不可能一蹴而就,由此导致移民物质生活出现“社会性脱臼”,给移民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这既是笔者在对移民生计恢复事项进行考察过程中的关注点,也是今后在具体实施异地移民安置过程中,各个单位和部门及相关研究机构需要关注和努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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