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和

反思对话与阐明理由  收藏

作者： 郭伟和 著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关键词： 行动/实践研究 反思对话 工具合理性 解放性增权

出处：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21辑）

简   介：无论是行动研究，还是实践研究，都涉及主观价值问题、工具理性问题、批判反思问题。这些问题既涉及实证主义客观研究范式，也涉及诠释主义主观研究范式。本文在辨析韦伯社会行动概念与马克思实践概念基础上，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和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理论，试图说明行动/实践研究如何在功效和解放两种不同旨趣指引下，在互为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反思对话阐明行动/实践过程的理由达到实践自觉，实现行动合理性与增权解放的双重目的。本文希望能够超越实践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客观研究与主观诠释性研究的分裂，走向整合性专业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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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泥河村家族姓氏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 收藏

作者： 郭伟和 著 出版时间：2018年05月

关键词：

出处： 变与不变：泥河村礼治传统的转型

简   介：[根据老支书李香元（又叫李相元）回忆整理、现行村两委干部印证] 1948年，解放。革命伤残军人郭全英返乡全权领导泥河，组建首个党支部。 1949年，土改。郭全英发动组织贫农协会，领导泥河土改。上级派工作队员张明胜、董振国、董新庆等人指导土改。 1950年，将民国时期在菩萨庙建立的具有私塾性质的村学改为国民教育小学。 1953～1954年，成立互助组、合作社。 1955年，归属桥盟寺光芒庄（高级合作社）。 1956年，组建泥河村大平调剧团。 1957年，李永元组织集体力量修起了环形的护庄大堤。 1958～1960年，进入高村人民公社，成立生产大队，下设三个生产队，设立三个大食堂、一个集体育婴室、一个集体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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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河村的未来：走向城乡一体化？  收藏

作者： 郭伟和 著 出版时间：2018年05月

关键词：

出处： 变与不变：泥河村礼治传统的转型

简   介：随着鹤淇产业集聚区的规划立项（2008年12月），经历400多年历史的泥河村的未来走向成为一件牵动人心的事情。这涉及当前中国农村发展思路的转变。前文提到，在2003年以后，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关系的科学发展观，通过专项公共工程，调动地方各级政府配套投入，进行新农村建设。有人说，新农村建设是试图在保留村落历史地理形态的基础上，通过农村社区的文化和生计发展，来对抗城市化过程导致的农村衰败趋势（温铁军，2006；李剑阁，2009）。但是，2008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由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字面上听起来差不多，但实际上却导致农村发展政策发生巨大转变。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2010年左右，山东、安徽和四川等省在争议中开展的以农村土地整治为手段的城镇一体化试点，逐渐获得中央高层的关注，取代了之前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吕苑娟，2010；夏珺，2010）。相应地，如何处理土地整治的收益分配问题，在理论界和政策界的争论已经是刀光剑影，水火不容。在新自由主义学者的眼中，土地整治的关键是要给农民土地确权，促进土地流通，通过市场交易机制来提升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并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增加农民收入（文贯中，2008；周其仁，2010）。但是，另一些人持国家干预主义思路，认为土地级差的租金收益不是劳动经营所得，不应该归土地占有人，而应该由国家掌握和分配使用，以此为现行的国家土地征用制度辩护（贺雪峰，2013；龚春霞，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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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泥河村（下）：生计转型和“悬浮型”政权下的民风遗韵  收藏

作者： 郭伟和 著 出版时间：2018年05月

关键词：

出处： 变与不变：泥河村礼治传统的转型

简   介：动笔写作本章时，两个震惊国人的农村极端事件一直萦绕在笔者的头脑：一个是2015年6月8日晚上河北肃宁县西石宝村村民刘双瑞持双管猎枪打死两名村民、两名警察，打伤三名村民、三名警察；另一个是2015年6月9日晚上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四名留守儿童服毒自杀，最大的孩子13岁，留下遗言说：“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这两个看似无关、相距很远的事件，其实都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有关，那就是20世纪晚期以来快速城镇化进程导致的中国农村社区的衰败。20世纪90代末的中国改革进程，打破了改革开放早期的乡村工业化模式，走向了一种以城镇化为核心的地方政府主导的资本经营模式。农村社区的劳力、土地和教育等资源都被吸纳到城市，留下老弱病残留守社区。伴随着资源枯竭而来的是农村社区集体伦理的瓦解和治理方式的转变，农村社区治理由礼治秩序正在转向一种行政化的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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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泥河村（中）：新礼治模式  收藏

作者： 郭伟和 著 出版时间：2018年05月

关键词：

出处： 变与不变：泥河村礼治传统的转型

简   介：自古到今，社区生活都不是滕尼斯所说的那种紧密的自然意志包裹下的共同体状态（斐迪南·滕尼斯，2010），而是不断地发生着内部的裂变。这在埃文斯-普里查德描述的非洲尼罗河畔的努尔人的社区日常政治中得到集中展示。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到，虽然特殊的生态环境使努尔人对特定的地域部落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但是这种社区认同感的地理边界是伴随族群身份的远近而发生弹性变化的，并需要通过对外的掠夺和竞争来强化对内的团结和整合（埃文斯-普里查德，2014：140～156）。这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中国的人际关系也是以个人为中心，像投入水中的石子引起的波纹一圈一圈向外扩展（费孝通、吴晗，2012）。所以，社区认同和团结互助不是自然产生的，需要特殊的文化礼仪和集体行动才能制造出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只有在远离国家中心和市场侵袭的情况下，社区才能逐渐发展出具有合作互助功能的集体伦理和仪式（王铭铭，1997）。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虽然泥河村也有矛盾和冲突，但是整体上泥河村的社区生活是充满温情的，各种乡情睦邻关系渐渐浮现，各种传统礼仪庆典也得以恢复。然而，泥河村的社区睦邻关系的改善并不完全如其他研究中所提到的，是因为国家权力的撤退，乡村政权的空缺，传统社会关系和社区仪式复兴才发挥乡村自治的功能（古学斌，2011：268～292；郭于华，2000）。实际上，不管是逐步改善的村民关系，还是日益复兴的乡土文化，都和基层政权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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