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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撤点并校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布局调整类型而已，即撤并农村地区的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使之向城镇中心学校或学生相对较多的校点集中，以实现集中办学或规模效益等目标。从撤点并校社会政策的文本逻辑上讲，大幅撤并农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的政策目的是提升基础教育的规模效益，保障起点公平、均衡发展和质量提升。但是，政策理想与目标实现之间、实践逻辑与文本逻辑之间会存在差异。在一些地区，过度撤点并校甚至产生了与社会政策设定目的相悖的意外后果，引致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教育发展问题，并制约着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由此，后撤并时代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面临着新的社会政策议题，需要推进教育社会政策议题创新和实践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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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与有序社会的建构 收藏
作者： 钱宁 张美川 吕付华 娄世桥 著 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关键词：
简 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实现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和谐的战略背景之下，从有序社会建构的高度来审视社会组织培育发展问题，也就是在现代社会或变动社会环境中审视有效实现公民有序参与、社会充满活力与社会安定和谐等重要问题。由此，作为市民社会主体的各类社会组织，如何才能有效承担起实现公民有序参与社会交往的重任，如何真正成为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载体，成为公民有序化、建制化、组织化参与社会交往、进行利益诉求表达、参与社会建设、福利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载体，在竞争、多元、流动和风险等不断加剧的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社会秩序、社会关系、行为规范、人际关系都被深刻改变的现代社会里，通过积极支持、引导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的有序运行，借助有序社会的组织基础建设，提升社会建设的社会组织保障能力，进而实现通过强化社会组织建设去引领、支撑、助推和夯实有序社会的建构，实现强大的民族国家、法治的市场经济与有序的市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强国家与强社会的合作互补和共生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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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研究的现实关怀与研究局限 收藏
作者： 钱宁 张美川 吕付华 娄世桥 著 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关键词：
简 介：如果说市民社会的概念“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那么，作为历史基础并表现为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市民社会，就是与现实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相联系并由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马克思、恩格斯，1972：41-43）。也或许可以这么说，经济社会运行其实离不开国家管理、经济活动和市民社会。当然，在这里需要明确强调的是，无论是在极度理想化的层面上看待市民社会，还是在极端的、偏激的、极带偏见的甚至是不加任何界定的和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评估市民社会，都是不可取的阐述方式与研究态度。因为，前者容易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万能药方，奢望用以解决无限的社会问题；而后者可能完全否定市民社会的现实存在性，把市民社会当作“黑白好坏混在一块的大杂烩”（王绍光，2009），进而加以全面否定，漠视其实际存在和社会现实需求。基于前文已做出的界定和限定，我们需要再次明确，笔者所论述的社会组织（或市民社会）是指那些在遵循宪法和法律框架之下，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和责任主体，主张某种价值或是结成某种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的社会存在；其主体是某种价值主张和组织机构这两者的较好结合形式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第三部门、民间组织、公共领域和社会运动等。我们还需要申明的是，在中国的社会情形里，民族、政党和宗教组织应该排除在社会组织（或市民社会）的范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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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理论兴起的时代背景与研究进路 收藏
作者： 钱宁 张美川 吕付华 娄世桥 著 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关键词：
简 介：现代市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其时代背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阐述：一个是宏观国际背景，再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变化。 关于宏观国际背景，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80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变化，使社会主义不再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构成实质性的强大威胁，伴随着福利国家危机话语的肆意蔓延，进而形成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激烈批判和再度思考，甚至试图重新塑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1973年和1979年爆发的两次石油涨价，不仅导致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衰退，甚至还扼杀了刚刚开始的复苏势头。在福利国家危机话语的蔓延之下，不少国家削减了社会福利服务项目的支出，进而导致了贫困率的上升，以及相关的贫困和剥削等严重社会问题。在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还“激起了广泛的政治愤慨；选民们越来越相信：不断下降的生活水平、极高的失业率和较高的通货膨胀是由高税率、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以及过于慷慨的福利体制造成的，这些行为抑制了经济的活力”。但是，“尽管新自由主义者常常提倡自由放任学说，但是并不‘自由’，它主张国家利用其强制权力来解除对经济的管制，将资产私有化，减轻富人的税负，减少社会服务，积极推动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市场化”。然而，深受其影响但又无力在商业市场上筹措贷款的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只得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寻求经济援助，而获得援助所附加的限制性政策就是采取经济自由化或者实施“结构调整”规划，即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负责掌握受援国的经济政策制定权。这样，他们“撤销了经济计划机构，废除了不利于商业团体的政府管制，让政府降低税费，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取消了公共服务工作岗位，“把补贴转向食品和其他商品，废除土地改革以及再分配政策，削减农村发展和非正式部门的投资政策，使国有工业和政府所有的公共事业民营化；同时，还鼓励学校、诊所、医院以及其他社会服务设施民营化，在不能实施民营化的领域，如卫生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则实行收费制”（哈尔、梅志里，2006：105-107）。但是，结构调整所加在负债国头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引起的其实是一系列的不良反应，而非经济社会状况的积极好转，在一些低收入的非洲和亚洲国家，不仅靠榨取农业生产利润来偿还金融债务；同时，政府缩减投资、补贴和社会服务项目还导致了绝对贫困率上升，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冲突不断增加，人民群众遭受苦难。而且，结构调整的遗毒还在不少地区依然故我地继续（哈尔、梅志里，2006：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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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发展 收藏
作者： 钱宁 张美川 吕付华 娄世桥 著 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关键词：
简 介：无论基于国家-社会的二分法，还是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分法，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再度流行并成为学界热门话题的现代市民社会研究，其大的国际社会背景是社会民主化、阶层利益分化和文化多元化。此间福利国家危机话语的蔓延与泛滥，不仅是在新政治经济背景之下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度思考，还是对二战后政府干预经济社会、已有社会福利共识的某种反动，甚至是试图重塑这种关系的一种尝试性思考。而东欧的一些激进学者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阐发，以及横扫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治变革，更是对其起到了推波助澜之功效。仅就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市民社会的研究进展情况来看，其兴起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现实关怀的反映和学术发展的需要等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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