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十年，无疑为虞洽卿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终于由一个普通的买办商人，变成了一位最高当局都必须有所倚赖的社会领袖。然而，就在最后二三年，他显然有些无法控制上海的局面了。一方面，他此前的庇护者如端方与袁世凯都先后失势；另一方面，上海也已经日益变成投机之都。金融风潮接踵而至，市面败坏，破产的商人越来越多，最后连他早年的同乡提携者严信厚家族开办的源丰润也轰然倒闭。

就在这最后十年，清廷高层政治也日益分裂，1909年两宫驾崩之后引发的权力变化，新政引发的资源竞夺，均使满汉之界壁垒森严。尽管改革派在做点滴刷新，但“造反派”已成燎原之势。“革命党”已经从各地党人武力斗争的“星星之火”，渐与汉人读书阶层的集体反满意识合流。1900年之后，上海不但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地，亦成为汉人反满思想的宣传基地。这些要素与上海日益失控的金融危机相汇合，让这个城市里的一些“精英”人物都必须有所抉择了。

就上海工商界而言，不但一些具有革命党身份者已进入商界，原本一些重要商人也早与革命党人暗通款曲，如沈缦云、王一亭等人便是其中较为著名者。但以目前资料来看，虞洽卿与革命党直接发生关系却很晚，最早也许就在1911年上海经济情势危急重重之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兵变发生，全国震动，苏浙两地社会均陷入恐慌状态。正处在金融危机中的上海，本来银根就奇紧。武昌消息传来，苏省裕宁官局钞票被挤兑，市面更无法维持。据程德全19日给清政府度支部的报告，有上海商董到苏州向他报告“沪市危迫，朝不保暮”，此“上海商董”指的可能就是虞洽卿。虞在武昌兵变之后，迅速就跟“革党”站在一起，不但参与陈其美等人的上海起事，又奔走于苏、宁各地，劝告官员宣布独立，甚至亲自押送军火到南京前线。他实际上成为当时革命转换之关键性人物。

武昌事变之后，各地骚动，但在上海之前宣布光复之省份却甚少，仅湖南、江西与陕西等数地而已。即使在“首义”之地，革命军亦不能坚守，1911年11月1日，汉口即为清政府军攻占，武昌陷于炮火之中，形势极危。在此情形下，4日，上海突然宣布光复。苏州随之而下，东南半壁顿时易色，这对形势转化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上海光复之最初倡议发动者虽是陈其美，但上海地方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等人则是实际主持者。10月24日，他与沈缦云等革命党人会谈，探讨合作可能性。26日，上海各商团会议，筹设上海地方协防团。1月1日，上海商团举行检阅礼，李平书以李显谟为商团临时司令。晚词革命党与地方士绅派、地方商团举行联席会议，陈其美与叶惠钧、钮永建等人均主张上海先行发动，李平书表示赞成。没有资料显示虞洽卿参加了这次会议。

按照英国人的观察，沈缦云、王一亭、李平书、虞洽卿等人之所以后来对“革命”非常热衷，与他们想借此免除对官方的欠款有关。但是，至少沈缦云早就属于同盟会的中坚人物，虞洽卿、李平书等人在上海风头正健，看不出经济上有太大的困境。因此，汉族商人、士绅之态度转化，泰半是时局使然。按李平书之回忆，11月3日，当李燮和率光复会众袭击闸北警局时，上海县城中之文武官员一国乱起便出城避难，地方秩序全由商团与救火会在维持。李平书自己主持民政事务，并请伍廷芳任外交总长，拜会各国领事，人心方有所定。到4日制造局被商团与民军攻下，上海临时政府乃已成事实，虞洽卿的态度也明朗化。

 沪局转换关键其实在于上海绅商之态度，正如前章所述，虞洽卿与清廷首员素有交往，亦在政府担任职务。11月2日，两江总督张人骏以上海市面现银缺乏，支拙无方，还特派委虞洽卿“迅与本埠各国银行磋商议办，以维市面”。上海事发后张在向北京的报告中，仍表示“上海革党焚署竖旗，亟应和平解散，已委令江苏候补道虞和德会商各团体，剀切劝谕，期速解散”，清廷对此也表示认可，令张“即迅饬该道（虞）联合各团体，设法解散，仍将办理情形，随时电奏”。从此通来往电文，我们可以确认，即使是形势已败坏至极，虞洽卿在清政府最高当局眼里仍是挽回上海局面的不二人选。

姑且不论虞洽卿是否能够劝说各方，弥平事变，即使他收到这个圣旨，也已经决定倾向于起事者。不过为自身安全，他在最初仍与革命党保持一定距离。据4日报纸消息，上海的“民国军”最早曾拟以虞洽卿为交涉使，负责对租界各国领事做说明解释，但虞“坚辞不就”；又拟推虞为上海道，虞也坚辞。记者在报道此事时，接着称：

本地各绅商以虞向为商界领袖，且与各领事、各外国银行均极接洽，目下妥办交涉，维持金融二事最关紧要，恐非虞君无人能胜此任。且前办大闹公堂案及前今两年维持市面恐慌皆以虞君之力为多，故群情殷殷属望，大约众望所归，恐虞君亦未能固辞到底云。

到11月3日，虞洽卿已决定协助李平书等人维持上海秩序，并推动苏州独立。据盛宣怀驻沪管家钦其昌的报告，是日晚，虞洽卿即与李平书两人乘晚车抵苏州，到商务局谒见程德全，“劝其投降革军，以保合城数十万生灵财产”。程在征询属下及地方绅商意见之后，决定从劝，于是苏州旗改帜易。虞洽卿不但成功游说程德全“反正”，还曾赴南京做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劝说工作。清民政部员外郎尚秉和1924年回忆，苏州独立后，虞洽卿曾与江苏谘议局议员仇继恒到南京见张人骏，“谓苏、沪相继失陷，金陵孤守难，请宣布独立免战。”张人骏与铁良均为之动，但张勋首表抗议，表示不能“不战而屈”，事乃罢。

程德全之所以听从虞洽卿等人劝导，或与地方财政有关。程在10月17日给张人骏的电报中已表示苏省库存当时“所存无几”，各营薪饷则必须照发。因此，据恽逸群的描写，虞洽卿到苏劝程独立时，程仍以“无钱发军饷”相对，表示易帜后军心难以维持，虞洽卿则承诺一力承担，程开日索费百万，虞以南洋劝业会上海工商界垫款36万，再向商人息借64万，凑足百万交程，于是苏州易帜。从当时情形来说，虞洽卿当不可能在短短一日之中筹措到如此巨额数字。不过从虞的性格来看，他代表上海商界对程德全易帜后的财政问题稍作承诺，则在情理之中，后来程也确实在这方面得到虞的帮助。

苏沪浙一带之政治形势也就在瞬间得以转化。11月4日，张人骏尚致电在沪官员、上海各团体及李平书、虞洽卿、周金箴、朱葆三诸人，表示上海发生“暴动”，“此必少数匪人诱惑无知之辈作此无意识之举”，并称“宁省新旧各军数十营皆精锐可靠”，但考虑到上海租界毗连非用兵之地，亦非用兵之时，所以他承诺“必不以兵赴沪”，要以上诸人苦口劝谕解散。

张电语词之中尽管不无威胁，但所讲清政府军在江苏兵力不弱则属事实。但是，虞洽卿此时主意已定，乃前往苏州、南京游说官员脱离清廷，还参与杭州光复计划之商议。据说褚辅成等人在杭州起事前，曾就浙江都督人选问题到上海与陈其美、虞洽卿、朱葆三、庞元济等人协商，虞认为浙督人选从人望来说以汤寿潜“最为适宜”，并劝杭州军界以大局为重。11月5日，杭州起事成功，浙江军政府成立，汤为都督，事乃初定。

到11月中旬，尽管江、浙两省多地已次第宣布光复，但两江总督驻地南京仍在清军控制中。为攻下南京，江苏与浙江两地民军决定联合作战，组成江浙联军，并以镇江为联军司令部驻地。当时民军以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据钮永建回忆，此人虽“颇倾向于革命”，但实力不济，必遭失败。各路军队抵达镇江，由于来源复杂，难以协调，统一指挥尤难着手。11月17日，镇江军情紧急，似有不稳之象。虞洽卿与李平书，急电程德全、陈其美等，表示“非群策群力不足制胜”，建议以顾忠深为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以孙毓筠为军事参议，他们认为顾、孙二人“军务谋略极优，必能胜任”。此一建议被各方接受。为了能够鼓舞各军士气，顾忠深去镇江之前，虞洽卿还曾暂借10万元以助江浙联军之军需。

不仅如此，由于当时南京天保城易守难攻，虞洽卿还急送大炮到前线。11月30日，虞与李平书押运从吴淞炮台拆卸下来的大炮赴南京，交给驻太平门之苏军。12月2日，苏军先发炮53响，城中震动，次日一早，南京乃光复。但是，各军入城后，实力最强之镇军首领林述庆先据两江总督府，自称江宁都督，其他军队不服。为免除联军内部冲突，虞洽卿与同盟会领袖在南京决推程德全以江苏都督名义移驻江宁，并愿意承担军需财政，劝林述庆为出征临淮总司令，林表示承认，并取消都督名义。虞与于右任、范鸿仙等人立刻致电陈其美等，要其催程德全“火速莅宁，维持治安大局”。虞还致电上海各报馆，表示“南京浦口已一律肃清，大都督已举定程德全，请即布告一例悬旗三天致贺”。6日，虞洽卿、叶惠钧等人率商团武装陪同程德全从上海乘专车抵南京就任都督。时局终于大定。

正因为虞洽卿在东南时局转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当时北京较为激进的满人官吏对其非常恨。据说北京宗社党曾秘密派暗杀队到上海，行刺革命党首领及其支持者。除沪军都督陈其美之外，李平书、伍廷芳、穆湘瑶、虞洽卿等人皆在暗杀名单之上。不过，在旧秩序崩溃之际，参与新秩序之缔造，尤其是地方行政枢纽之组织，对虞来说，也是构建与新政府关系的重要时机当然，虞能在这个转折关头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仍与其在上海工商界已经积累起来的个人声望有关，这在地方财政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上海光复之后，虞洽卿曾经先后担任过几项临时政府行政职务：沪军都督府交涉官、首席顾问官、闸北民政长等。尽管虞也参与处理外人交涉，维持闸北市政秩序等事，其主要工作仍在于协助解决沪军都督府财政困难及办理财政善后。

政府能否维持，首要之事便在于财政。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各派革命党人都在组织队伍，扩充势力，上海兵士从1500余人扩充至2万余人。都督府开支浩大，而正常的税收体系又未能及时建立起来，故财政捉襟见肘，异常困难，天天以借债度日。尽管陈其美等人为筹饷，曾想尽办法，甚至以暴力绑架对付前清官吏以及富户，但所得也只能对付一时，并非良策。当时都督府财政部长朱葆三为此曾大为头疼，希望得到虞洽卿等有力绅商的帮助。1911年12月2日，为解决财政困难，沪军都督府曾召开一次财政会议。在会上，虞洽卿、袁恒之、傅筱庵、郁屏翰、张静江等人提出成立一个“财政研究会”，以作为协助机构。同时，虞、袁等人为了募集捐款，也发起了一个“节费助饷会”，向各行业商号征求“月捐”、“日捐”，尽管他们尽力鼓动，但所得有限。

到1912年7月，沪军都督府因财政极度困难已经无法继续维持。除外界助饷、发行公债等办法外，该府前后挪用各种公款250余万两，借款160余万两。每日债务利息均无法支付。其中虞洽卿经手者至少21万两，分别是向四明银行、荷兰银行、宁绍公司所借。最后一笔似为虞为沪军都督府代向德商订购军火款（“德国新式枪四千杆”，子弹二百五十万），由于沪上各军军费无着，尤其光复军已欠饷三月，“饮食俱无，危险之至”，虞洽卿与李平书两人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要求将上海县没有上交的国税2万元暂时拨借给光复军使用。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7月31日，沪军都督府被迫取消。在陈其美八次电催之下，程德全带20万现银抵沪，虞洽卿与陈其美、李平书等人在车站迎候。程到站后，即与虞洽卿单独乘坐汽车至洋务局休息，下午到都督府接收沪上军队。陈其美最后对士兵宣布，虽因财政困难欠饷已久，但现在江苏都督即将接收，“尔等有泰山之靠矣”。

到9月，上海制造局总理李平书也因该局经费无着，无法支持，宣布辞职。程德全仍以虞洽卿“暂为代理”，宣布“所有一切局厂用款，亦归虞君代为维持”。虞洽卿则一再覆电表示不敢接任，称“实力难兼顾”。熟悉内情者称，制造局因前总理李平书“垫款甚巨，罗掘已穷”，陆军部也无现款筹济，所以无法坚持。李因此请虞洽卿出面维持局款3个月，并呈请程德全加委。此事最后虞仍未能承担，不过仍能反映乱局之中，程德全似乎有把虞洽卿当做是上海财神的意思。

沪军都督府取消之后，其账目需清查，借款和垫款等善后事宜更急需处理。程德全在接收时就宣布将沪军都督府撤销后之所有财政清理事宜，委任江苏财政司王清穆，史量才、虞洽卿三人接办，组成沪军财政处。沪军都督和财政司分别向其移交账目。从该处后来整现出来的报表来看，沪军都督府账目庞杂混乱，许多开支来往都无合格财务证明，开支亦极不正规。

对上海商界来说，沪军都督府财政善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要回他们为陈其美政府垫借的那些款项。在这个问题上，北京政府财政部（时任总长为熊希龄）与江苏都督程德全，以及虞洽卿等人协商决定，以财政部所发国库债券来解决沪军所欠沪商款项。但是，此一计划尚未实现，1913年7月14日，熊辞去财政总长，改任热河都统。不过熊还算讲信用，仍在协助程德全、虞洽卿等人处理此事。后来，经熊之帮忙，中央财政部承认沪商欠款，决由国库券或公债票抵付，虞则代沪商要求政府以一半现款支付，或帮沪商以国库券到指定银行抵借现金。不过最终解决仍是由财政部给发七厘年息国库券。而一些应急的债款，虞洽卿与史量才等人还是在与程德全想办法以库券抵押获得少量现款。这些“革党”人士，在经济问题上名声不佳，财政混乱，不但祸及商人，也损害其自身声誉。故到后来“二次革命”爆发，绝大多数上海商人都站在反对立场，连虞洽卿也不例外。

商人之政治态度选择，既与秩序维持考虑有关，也与他们对不同政治力量消长的观察有关。在1913年“二次革命”过程中，虞洽卿决定支持袁世凯，反对革命党人在上海之暴力行动，即有此种动因在背后。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讨袁。1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在黄兴等人压力下，宣布江苏独立，以黄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以陈其美为驻沪讨袁军总司令。18日，陈其美设司令部于南市，此举获淞沪警察厅厅长李平书支持，李与王一亭劝驻守上海制造局之郑汝成军队退出，遭到拒绝，两军开战。李、王诸人显然欲重演辛亥旧事，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上海政权转移，同时保护地方秩序。但时移世易，驻沪海军中将郑汝成显非当年上海道刘襄孙可比。  

上海商人几乎都不支持陈其美在这个工商之都开火。在上海总商会的会议上，尽管沈缦云等人极力鼓动，但支持动议终未通过，尤其是贝润生等人，对革命党人之战事最表反对，他们希望陈其美不要主动攻击北军，以免开衅，破坏地方秩序与商业市面。然而战事还是发生。公共租界工部局即议决将黄兴、孙文、陈其美、岑春煊、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杨信之等八人逐出租界。李平书被迫东渡日本，表示消极。虞洽卿此时态度与贝润生一致，据说袁世凯还曾致电江苏民政长应德宏及虞洽卿，要他们与各国领事协商保卫上海秩序。24日，陈其美在进攻不利的情形下，将讨袁军司令部移驻闸北南海会馆。这一行动，引起闸北商人的极大恐慌。总商会通过王一亨要求将陈其美部队撤离，被拒。25日，商务印书馆老板复瑞芳、丝厂代表吴子敬等人叫工部局呈递请愿书，代表闸北市政厅、市民公会与商团，要求该局派兵保护闸北居民生命财产，其出防费用由闸北业主负担。这种主动向外人请兵越界武装保护的非常之举，在民党人士看来，无疑是“卖国”行径。

27日，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派警将闸北讨袁军总司令部及兵士207名尽行驱逐，并至淞沪警察厅驻防。讨袁军司令部只得再迁吴淞。28日讨袁军与北军又开战火，租界内多人被流弹击伤，包括西人在内。次日，闸北巡警与驻守警察厅之工部局印捕发生冲突，租界当局全面动员武装力量严守戒备。顿时谣言四起，不但闸北沪宁车站附近受到牵连，住户纷纷搬离，虞洽卿所住的海宁路一带店铺也全部闭市。其实虞的地产公司的主要房产业务即在沪宁车站这一带。事情发生后，虞洽卿与红十字会会长沈仲礼出为调停，双方仍照前议会同协防，外兵决不干涉地方政事，中方派警同往闸北襄办一切。北京当局对工部局出兵显然是支持态度，若陈其美以租界为依恃，中国政府因担心引发中外交涉不敢对其施加武力攻击，情形便无法收拾，故外交部收到报告后，要求闸北警官勿与外兵冲突，免伤感情，并表示已与外国领审议妥，秩序回复即将外兵裁撤。事后，“闸北公民会”表示，外人出兵引发中外警察冲突，皆因平时市政不修，警力不足，“若非虞洽卿会长善为调护，已酿成国际大交涉”，对闸北市政机构不能保护商民生命财产安全表示严重不满。

虞洽卿出面调停秩序，虽得地方商民拥护，却对陈其美等起事的革命党人非常不利。“讨袁军”退处吴淞、宝山之后，进攻无术，反遭政府军围攻。苏督程德全也早离宁赴沪，并于7月29日宣布取消独立。

8月12日，钮永建、居正率所部退出吴淞。革命党人在上海反袁行动基本宣告失败。党人为图报复，组织暗杀队，攻击亲袁人士。28日，虞洽卿寓所即被人施放炸弹，惊动全市。坊间皆传虞因赞助洋兵保护闸北开罪党人，或谓虞洽卿代北军办理军粮，并将现银50万两存于其经理的荷兰银行。然而，此时党人举动已难得同情，《申报》编辑也在感叹“二次革命之结果已如此，而犹不悟耶”。9月26日，陈其美离沪，其宅在海宁路10号，与虞住在同一条马路。

党人衔恨炸虞，也与其破坏浙江起事计划有关。1913年7月20日，浙江都督朱瑞通电宣告浙江中立，虞洽卿去电鼓励其“抱定此旨，始终勿渝”。上海讨袁军失败后，王金发等人竭力策反浙江军队，宁波颇有不稳迹象。据报纸消息，虞担心“浙东一动，浙西难保”，在上海号召募集款项，汇至宁波以犒赏安慰驻军，消灭其异动想法。党人因此对虞恨之甚深，所以有投弹恐吓一举，警告其以后不要破坏“民党”计划，以功抵过。对此非常行动，虞洽卿自然不敢置之不理，他迅速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宣称“鄙人厕身商人，只自经商，并无党见”，至于号召宁波旅沪工商界集款劳军，虽有人提出动议，但并无其事。

也许为证明自己“并无党见”，虞洽卿曾以自己力量帮助党人及其支持者脱罪。1913年10月，袁以宁波曾宣布独立，下令将驻宁波独立旅旅长顾乃斌以及鄞县知事沈祖绵褫职查办，虞即出面斡旋。他与张让三等人以宁波旅沪同乡会名义发表通电，为顾、沈辩护。虞洽卿等人唯恐顾旅因不服袁令，激成兵变，故联合沪浙两地甬籍绅商“求顾君通谕安静”。当沈祖绵（亦光复党人）被捕押赴杭州时，虞也参与营救，甚至与李征五联袂赴杭为沈游说，在其努力下，最终沈得以无事。

从上案也可以看出，虞洽卿与浙江光复会党人关系一度也很密切。早年他曾参加过浙江旅沪学会，并任会董，此会实际上是光复会的驻沪联络机构，沈祖绵即为其主要负责者。原上海光复军统领李征五与虞洽卿在旅沪宁波人事务上也多有合作，李本来亦是宁波旅沪同乡会重要发起人。虞曾经因借宁绍商轮公司公款给李受到公司股东质问。也因此层关系，1914年4月，当浙江旅沪学会干事、光复会骨干王廉被袁世凯以“附乱”嫌疑通令拿办。虞洽卿等人即以学会名义为其辩护，称王廉在沪有年，附乱一节实系被诬，要求朱瑞为之昭雪，朱瑞要虞等人出具切实保结并令王廉到杭州投案。虞等又称王廉患病，朱无奈即令王回籍投案。此事遂不了了之。

1915年12月，因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各地党人云集上海，欲一逞大志。次年6月，袁世凯在满天愁云中离世，黎元洪宣誓继任大总统。此时虞洽卿显然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已修复得不错。他不但与孙中山共同筹议发起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还向政府申请专款主持上海党人遣散一事。当然，此事仍与上海秩序之维护有关，无数因护国军事目标消失突告失业的党人整天游荡在上海滩，总不是地方之福。虞也通过经办此事，得到政府当局与党人双方的支持。

1016年8月5日，虞洽卿致电其同乡、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

北京参议院王儒堂先生鉴：国会成立，主张恢复共和诸志士多居高位，在沪困穷无依者亦复不少，若不安顿，恐酿事端。况革命时利用之，功成时废弃之，于心何安？从前热心商家出资补助为数颇巨，今大局已定，应由政府设法安插，务乞会同两院诸公陈明大总统，电饬冯督军妥为办理。才可用者用之，不可用者遣之，以弭祸患，而保治安。和德为大局计不忍坐视，迫切电陈。虞和德冬。

此封电文之发出，固然有其背景。如民党要人陈其美1916年，5月18日被刺身亡，其余党群龙无首；孙中山虽从日本返沪，经济上也不宽裕，其嫡系人马安置都不容易；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在反袁运动兴起时“鼠首两端”，暗中与反袁派有所来往，此时也面临妥善安置党人之压力；淞沪护军使杨善德因职责所系，对上海社会秩序尤为关注，然安顿党人之费用，又希望中央能够解决。因此，虞洽卿以上海商界领袖名义发出此电，实与各方利益有关。

王正廷收到虞电后，即回复虞表示承嘱安插在沪穷困民党一事，将陈明政府妥筹办法。最高当局对此事甚为关注，迅速批示，同意虞之请求，要求苏沪两地官长协同地方绅士从速办理。其步骤，大致先由“民党各首领”查明其“同志”中“著有功绩、协助国事者”，再分别军、警资格，列表造报，复由政府按册资遣。淞沪护军使署则订立“资遣党人办法”，但此办法后来不能为党人接受，复由各党人另外提出办法三条。

9月，办理沪上党人善后事务所成立，分别由官府与绅商、党人三方面人员组成。虞洽卿作为上海商董代表参与其中。经费方面，北京政府先拨给现洋5万、八厘公债票15万。后因不敷分派，杨善德商请南、北商会商董设法筹助10万元，但仍不够支付。虞洽卿等人核算下来，整个党人资遣至少需费30万。杨仍请商界筹垫现款先行给发，等公家拨款到沪，再行归还。由于经费支拙，要钱者众多，负责其事的党人领袖柏文蔚、韩恢等人穷于应付，受到各省党人质问。为寻求帮助，10月16日，虞洽卿偕党人柏文蔚，以及淞沪护军使公署秘书长赵联璜等人到南京找冯国璋设法。

为了避免此审纠拖不决，事态恶化，上海当局决定快刀斩乱麻。10月17日，杨善德等人宣布款项已定，将事务所结束。但是党人方面仍坚持如政府不追加钱款，资遣便无法进行。虞洽卿被夹在政府与党人之间，左右为难，他只有一面请求政府增加拨款，让申请者都能均沾，免有不满者泄愤于自己；一面急函南、北两商会，筹募垫款。虞还提出江苏省可用公债票替代，由商会担任募发现款。21日，各省党人代表向上海官厅以及虞洽卿、孙中山等人请愿，局势胶着之中，孙中山表示对此事不加干预，虞洽卿遂成为各方聚目之焦点。此事最终似以商会垫款告终。然而，到是月底，虽善后事务所已结束，但“各党人逗留沪上迄未归里者为数尚多”，资遣其回籍之船票至少需要回籍之船票至少需要5000余张。无奈中，当局只好仍请上海总商会担任筹垫1万元、县商会5000元。船票事务由虞洽卿负责，由党人代表李征五担任给发。

为善后款项，党人之间发生各种冒领及内讧现象，虞也身卷其中。12月，李征五曾到公共租界公堂控诉其下属姚屏春冒领善后款项。但据姚自称，虽然他在李处负责散发善后款项，但多路党人因手续问题无法给发，便上门吵闹不休，姚便要他们自己去找虞洽卿磋商。虞后来也不堪其扰，只好答应每名上门的党人允给船票一纸、旅费二元。但是最后发现，领到旅费的39人中只有2人隶属民党，其他皆为党人雇来的苦力。正因为漏洞甚多，冒领者众多，加之党人虽会争相领费，但真的愿意回籍各安其生者未必多见。因此，尽管当局与商人所费不赀，但所谓党人资遣之实效可能并未能令各方满意。据姚屏春所称，两个多月中，上海最终资遣党人回籍者大概3000余人。

虞洽卿经办党人善后，既缓解了其与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能示好于各方官厅，帮助稳定上海治安。其实际成效如何，他虽然无法控制，但就个人而言，从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直到上海党人善后，其在“革命风潮”中一直致力于维护地方秩序。或倾向革命势力，参与推翻原政府，或协助现政府打击革命党，或与政府合作安顿党人，这些举动都在动荡时期强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当然，正因为变革之际虞洽卿在各方势力之间惊人的平衡和活动能力，稳固了他的社会资本，逐步提升了他的声望和影响力，也为追逐更进一步的商业利益打下坚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