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不仅是一个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过程，还是一个社会角色重新选择和定位、社会利益集团重新划分和国民财富再分配的过程。这必将引起社会分化，形成新的社会结构。俄罗斯转型过程亦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改变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政策行为的分配格局也不复存在，社会利益分配处于紊乱的变动之中，在此过程里，隐藏在新旧体制交替空隙中由获取利益方式不同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和个人社会角色定位，与利益集团的分化在加紧进行，社会结构也在悄然变化，俄罗斯中产阶级正在悄悄崛起。然而任何新事物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凭空产生。为了清晰地呈现俄罗斯中产阶级演化过程，梳理其发展脉络，下文将从苏联时期的社会结构谈起。

1，苏联时期：社会结构的分化与中产阶级萌芽

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苏共集权政治体制下，苏联形成了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单一性”社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已经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确定了“根本改变经济管理”的方针，打破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放中央经济管理的权力。随后，苏联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的法令和法规，包括《个人劳动法》（1986年11月9日）、《国营企业法》（1987年7月1日）、《合作社法》（1988年5月）和《租赁法》（1989年11月），等等。这些法令、法规的实施，增加了个体劳动、合资企业、合作社、租赁企业的数量，经济出现多元化局面（见表3-1），形成了“自发的、不受任何控制的市场”。自发市场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使各个社会阶层内部的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边缘阶层。这个边缘阶层孕育着俄罗斯中产阶级。

苏联的经济边缘阶层具有双重的经济身份：一方面，他们仍是国家经济管理机构、国有企业、国有单位的成员，另一方面，他们已经是非国有财产的所有者或经营者。边缘阶层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①通过权钱交易致富的经济管理机构领导工作者，官员—商人；②通过合作社、租赁企业建立起私人经济的国有企业厂长及企业其他领导工作者，国企领导者；③开发知识技能致富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商人、业主；④通过倒卖倒买小有收获的一般劳动者，如工人—小商人等。实际上，边缘阶层中除了部分人集聚了巨额财富外，其他人群都可归为非市场型中产阶级。他们是在经济分权改革、所有制多元化中涌现的新社会群体，代表着市场经济的方式和发展方向。自发市场给他们带来了财富，但这种财富缺乏制度保护，其合法获得的财产随时存在被剥夺的风险。同时，他们还是苏联社会弱小的群体，其发展处处受到计划体制的掣肘，他们只能在计划经济体制和两大社会基本集团的边缘和缝隙中寻找发展的空间。

当然，边缘阶层只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广义上讲，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主要由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工程师、技术人员、教师、律师、医生、经济学家等）、各级领导人、苏联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军官们组成。

2， 叶利钦改革时期：由非市场型向市场型转化

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了摆脱经济衰退、快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采取了盖达尔激进的“休克疗法”开展全面的经济改革。休克疗法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次性全面放开物价、实行严格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全面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外贸经营自由化。其中，私有化是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其目标是形成广泛的私有者阶层，形成市场经济民主社会强大的社会基础；提高生产效率，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于1991年7月3日和1992年6月11日相继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国有企业私有化法》《俄罗斯联邦1992年国有、市有企业私有化法国家纲领》，分别推行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然而事与愿违，私有化改革不仅没有摆脱经济危机，反而引起物价飞涨、社会生产大幅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居民分化严重。尽管叶利钦政府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并在1997年出现微弱好转，但仍未改变经济衰退、社会混乱的大局面。

叶利钦推行的私有化改革虽然没有引领俄罗斯人走向富裕，却也在6～7年的时间里，基本摧毁了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制度，建立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过程也极大地改变了俄罗斯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受到严重冲击，中产阶级也未能幸免。

中产阶级的分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成为俄罗斯新贵（具体是指在分配公共财产时在政权中就职的官僚，他们在需要的时间出现在需要的位置上），进入精英阶层。但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在向下流动，加入穷人的队伍（见图3-1）。这时的俄罗斯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那些在西方国家充当中产阶级核心的大学教师、工程师和医生，还有其他类型的预算拨款职工在收入上向下等阶层看齐，沦落为“新穷人”。

这一时期，在非国有经济领域也产生了新的有生力量：中小企业。从表3-2中可以看出，改革以后，俄罗斯中小企业增长迅速，1993年为56万家，到1995年已增长到89.7万家，尽管之后两年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85万家左右，比改革初期增加了近30万家。

199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对中产阶级形成严重冲击，很多中产阶级成员的利益受到损害（见表3-3）。而对中产阶级利益伤害最大的是物价的飞涨和收入的减少，而且对中下层中产阶级的伤害要远远大于上层中产阶级。这也使得一部分下层中产阶级在危机中沦落为贫困阶层。尽管这一阶段中产阶级的物质状况和地位明显恶化，但他们的知识潜力保存下来，为后来中产阶级崛起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总体上看，该时期非市场型中产阶级还是占主体地位，数量上要超过市场型中产阶级。但随着改革的进行，市场型中产阶级上升势头更猛。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国营经济部门状况的恶化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比例降低，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上一时期的中产阶级主要是非市场型的，正在向市场型转变，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需要丰富的资本主义物质基础。

3， 普京时期：中产阶级不断壮大

普京2000年当选总统，可以说他的上台为俄罗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普京上台以后，首先对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改革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他认为，经济和社会长期处于危机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造成的。但同时，改革中的政策失误和错误也是重要原因。因此，未来的俄罗斯既回不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能再搞前几年照搬西方模式的激进改革，而应结合自己国情走自己的改革之路。用普京的话说就是：“俄罗斯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将普京的意思归结起来就是：市场经济+民主原则+俄罗斯现实。具体措施包括：①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②反对重新国有化；③调整宏观运行机制，建立有效的财政金融体系；④注重社会政策。普京的措施也取得丰硕的成果：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寡头和国家分裂势力，加强对媒体舆论的控制；经济上，通货膨胀率得到控制，财政预算出现盈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这些成就的实现都为中产阶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保障。

该时期，中产阶级增长迅速，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经济问题人口研究所Elena Avraamova的研究，俄罗斯中产阶级在2006年已从1998年的12.5%上升到25%，增加了一倍。市场型中产阶级同样增长迅速，到2008年已接近中产阶级总体的一半。研究显示，2008年，国有部门中产阶级约占总量的50%，改制企业中约占19%，新成立的私有制企业约占20%，合作社和公共组织约占11%。2009年国有部门占比略有下降，但仍高达46%，改制企业占比下降为11%，新成立的私有制企业占比上升到23%。另外，行业分布方面，工业部门（包括电力、建筑、交通等部门）占比最高为22%，教育行业次之为16%，军队和权力保障部门占13%，商业部门占11%，住宅公用事业部门和科学以及科学服务部门占3%，农村和农业部门的最少为1%。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中产阶级也受到严重打击。某机构基于消费的角度对中产阶级进行了考察，它把能否购买一辆汽车或一套住房作为衡量中产阶级的指标，研究发现在2008～2009年，中产阶级的数量明显下降，从2008年的15%下降到2009年的11%。还有调查表明能够利用银行贷款购买住房的居民也从27%下降到10%。同时，由于需求减少、信贷紧缩，大量小企业被迫关闭。其中，2008年倒闭了100000家，2009年倒闭了25000家。

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中产阶级对未来充满担心，危机之后的调查显示，73.5%的核心中产阶级认为未来的生活会不变或恶化，74.7%周边中产阶级认为未来的生活会不变或恶化，74.3%的边缘中产阶级认为未来的生活会不变或恶化。尽管俄罗斯政府针对危机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但更多惠及贫困人群，中产阶级受惠较少。

4， 中产阶级发展的影响因素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转型以后中产阶级整体处于增长态势，但波动也很厉害，那么到底哪些因素影响中产阶级规模的发展？了解这些因素，对于制定适当的促进中产阶级发展的政策至关重要。

一般来说，影响中产阶级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既有政治结构、法律制度、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社会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程度、人力资本等经济因素。但由于对社会政治的量化十分困难，所以本节主要从经济层面考察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因素。理论上，影响中产阶级规模发展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贸易开放度等几个方面。

4.1 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规模测算

上文已论述，中产阶级的衡量指标有两种，在这里我们将采用全球绝对标准对俄罗斯中产阶级进行界定。卡拉斯和盖茨对全球中产阶级的定义为人均日消费在10～100美元（2010年水平）的群体。但在使用这一标准对俄罗斯中产阶级进行衡量前，我们还必须根据俄罗斯国情进行检验，以确保这一区间能够排除俄罗斯标准下的穷人和富人。

     首先，我们看选择的底线是否排除了俄罗斯标准下的穷人。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资料，2010年俄罗斯全国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是每月每人5688卢布，而全球中产阶级下限是每月每人消费支出为10美元×30卢布×30天=9000卢布/（月·人），比贫困线标准高出50%以上，说明这一下限能够排除在俄罗斯被官方认定为贫困的人口，以及消费水平高于贫困线却较低的近贫困人口。

其次，100美元的人均日消费额能否剔除俄罗斯标准下的富人。俄罗斯富人标准的确定相对复杂。鉴于数据可得性问题，我们将家庭人均月消费支出位列全国最上层10%的人口称为富人。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顶尖10%的富人人均月消费支出额为24337.9卢布。如果按照全球上限标准（90000卢布），消费支出在25000～90000卢布的俄罗斯富裕人口将被归入中产阶级。为排除掉富人，我们把人均消费超过每月25000卢布的人口归入上层阶级。

在这里，笔者定义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标准是人均月消费在9000～25000卢布的人口，将这一标准根据俄罗斯家庭平均人数换算成家庭月消费支出额的上下限，分别为23400卢布和65000卢布。相应地，俄罗斯下层穷人的标准是家庭月消费支出在23400卢布以下的家庭人口，上层富人的标准是月消费支出超过65000卢布的家庭人口。

笔者以俄罗斯纵向监测调查（RLMS）数据为基础，按照家庭月消费23400～65000卢布的标准计算俄罗斯全国和不同区域中产阶级的比重，具体测算结果见表3-4。

4.2 模型的构建及数据说明

4.2.1 模型构建

      为了考察中产阶级发展的影响因素，我们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模型构建如下：

MC =α+βX +μ +ε

其中，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MC 表示中产阶级的规模，我们用中产阶级的比重来衡量。X代表影响中产阶级的因素变量，μ表示地区非观测的特定效应。ε表示随机误差项。

4.2.2 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1）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中产阶级经济状况越好。同时，也会促使更多的民众进入中产阶级，所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产阶级规模的重要因素。这里用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2）政府规模。Birdsall的研究表明政府是能够支持中产阶级发展的，俄罗斯转型过程也是如此，中产阶级是改革者一开始就提出建立的目标，并且希望中产阶级成为改革的社会基础。但强大的政府又会阻碍中产阶级发展，因为强大的政府意味着对经济的过度干预，降低经济的自由度水平。同时，强大的政府又会向中产阶级征收高税收以维持自身运转。这里我们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规模。

（3）人力资本。拥有高水平受教育程度是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因此，人力资本越高的地区，中产阶级规模越大。这里我们采用每万人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来衡量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4）贸易开放度。贸易开放意味着一国或地区与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贸易开放水平越高，商品交换越频繁，经济活动越活跃，将会为中产阶级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从而有利于中产阶级发展。这里我们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反映。

（5）非国有经济比重。俄罗斯中产阶级是市场化的产物，一般来讲非公有经济比重越高，中产阶级规模越大。这里采用非国有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

（6）通货膨胀水平。通货膨胀水平越高，意味着中产阶级实际财富越少，同时过高的通货膨胀将会带来经济的混乱，阻碍中产阶级发展。这里我们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

本章的样本为1994～2012年俄罗斯八个区域的面板数据。上述变量中，中产阶级的规模是笔者根据RLMS的家庭数据测算得出，其余数据均来自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俄罗斯地区：社会经济指标》。

4.3 实证结果分析

Hausman检验的结果显示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表3-5报告了面板数据模型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为了比较，表3-5同时还报告了混合OLS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

计量结果显示：

（1）模型4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中产阶级规模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中产阶级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产阶级规模发展的显著因素。在两次经济危机中，俄罗斯中产阶级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的历史事实，说明实证分析的结果是可靠的。

（2）模型4表明政府规模对中产阶级规模的影响也是正向的，并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政府可以促进中产阶级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公共支出的提高，特别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模型中，社会支出与中产阶级规模显著的正向关系也佐证了这一点，而且社会支出对中产阶级的系数和显著性都要高于政府规模。

（3）模型4表明贸易开放度对中产阶级规模的影响也是正向的，并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贸易开放是有利于中产阶级发展的。贸易开放带来的经济机会还是有利于中产阶级的。

（4）模型4表明非国有经济比重对中产阶级规模的影响也是正向的，但并不显著，说明非国有经济并没有表现出对中产阶级的积极作用。这可能与俄罗斯国情有关，改革初期，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但改革带来的社会经济混乱并没有使中产阶级变好，实现经济发展反而是资源型的国有企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国有经济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明显。

（5）模型4表明通货膨胀水平对中产阶级规模的影响是负向的，但不显著，说明通货膨胀不利于中产阶级发展。但由于不太显著，所以影响不太明显。

5， 小结

本章节主要分析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演变和影响因素。首先，我们根据俄罗斯（苏联）的转型历史过程，梳理出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演变轨迹，并从市场型和非市场型的视角对中产阶级内部分化进行了观察。我们发现，中产阶级规模在转型过程中基本呈上升趋势，但内部变化也很明显，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市场型中产阶级比重会越来越高。接着，基于俄罗斯纵向调查数据，我们对俄罗斯中产阶级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中产阶级规模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这说明经济增长能够促进中产阶级规模扩大，政府支出也能够促进中产阶级发展，但主要是通过社会支持实现的。另外，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水平和非国有经济比重都对中产阶级产生积极影响，但由于俄罗斯转型的特殊国情，非国有经济比重对中产阶级的影响表现还不明显。研究还表明，通货膨胀不利于中产阶级发展，但影响也较小。

所以，要扩大中产阶级规模，必须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加大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社会开支，提高贸易开放程度，并将通货膨胀水平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