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西方社会，“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一词一直被用来表示特定水平及种类的知识的学习。它通常由官方指定的机构——大学来定义，这类机构有权授予证明获得此类知识的学位。高等教育一直致力于提供所处时代最先进的知识。这种知识暗指一种独特的文化，与之对应的是一群受过教育的人，同时掌握这种知识也为他们获得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奠定了基础。因此，接受高等教育成了谋求重要职业的门槛，这其中包括一些需要渊博知识的行业，即需要掌握复杂的应用知识体系，以及其他通用知识和智力的行业。文化、职业和知识体现了高等教育最基本的社会使命。在高等教育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文化、职业和知识在受时间和地点影响的同时，均取得了动态的发展，因此，高等教育与文化、职业和知识的关系随着历史背景的改变而改变。于是，文化、职业和知识成了塑造美国高等教育的三大独立动力。本书从这些视角调查及探讨高等教育在美国国土上的演变。从17世纪首个学位授予机构创立开始，一直到1940年世界上首个大众高等教育体系出现，文化、职业和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高等教育史。

文化、职业和知识为当时英国传统的一部分，也塑造了美国殖民地的早期学院。人们遵照中世纪的先例设立了教育体系和课程，并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其进行了细分。发生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教育革命”极大提高了英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由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引发的宗教动荡使神学学说成为学术论争的关键领域。对国家、教会和学院的高度认同使早期的学院在管理中面临诸多矛盾和冲突。

大学是中世纪欧洲文明的不朽遗产。巴黎大学成立于12世纪，后来人们效仿它在牛津和剑桥建立了类似的组织。这些机构最初由一群牧师学者或主教授课，他们在自己授课的同时也培养学生授课。这些机构成为北欧的第一批大学，获得了教皇或君主的合法许可，同时有权授予学位。除了博洛尼亚和萨勒诺的建校先驱授予的专业学位外，北方大学还开设了基础文科课程（general arts course），即现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前身。

在中世纪获得学士（本科）学位需要修习的文科课程主要包括古老的博雅教育的三艺——语法、修辞和逻辑，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三大哲学——精神、道德和自然哲学。学习语法首先需要掌握拉丁语，因为这是学习时使用的通用语言，也是进行学术交流的唯一媒介。学生只有拥有一定的拉丁语基础后方能参加入学考试，而且入学后的第一年基本均在巩固及提升拉丁语知识技巧。逻辑学是学生需要掌握的另一门学科，具体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一种被称为“批驳”的程式化的辩论形式。当学生的能力达到最初的门槛后，二年级的学生成为“雄辩家”，并有资格参与批驳辩论。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分别被称为初级雄辩家和高级雄辩家。除了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批驳技能外，他们还要学习亚里士多德的三大哲学，以此扩充自身的知识。在授予学士学位的毕业典礼上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即为学生们展示这些技巧。然而，学士学位仅相当于一个学徒证书；学生们如果想获得教学许可证或成为专业教员，还需要继续学习三年（主要是自学），从而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因此，完成完整的文科课程共需要七年。完成学业后，“这门课程可以使学生了解古人最伟大的思想……接触世界知识宝库……并使他们获得利用知识为自己赚取丰厚利润的知识工具”。

在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的文科课程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的作家反对教会狭隘的传统思想，提倡学院开设额外的课程，以吸引更广泛的听众。在人文主义浪潮下，他们试图鼓励人们学习希腊和拉丁文学，尤其强调用原语言阅读希腊作者的作品。因此，掌握希腊语也成了学习文科课程的另一项要求。人们认为这种“古典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性格、判断力，以及增加他们的世俗知识，因此它被称为合理的绅士教育。15世纪后期，对这种新型文化目标的欣赏渗透到英国大学中，它们逐渐将希腊语纳入学习计划，增加大量的古典文学阅读，并且更加强调修辞学和雄辩技巧。这种“新型”教育尤其迎合了日益增多的富裕家庭的需求，他们希望不仅仅将自己家的男孩培养成绅士，也要让他们成为事业有成的人。随着英国大学组织机构的转变，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

从中世纪晚期开始，英国大学利用获得的大量捐助建立了一批捐资学院。捐资学院最初设立的目的是支持“研究员”，即驻校学者，后来很快就开始接纳有偿入学的学生，并为他们提供住宿及教育。到了15世纪末，学院基本承担了教育的全部职责。学院教师将学生分成小组，然后指导他们完成整个学习过程。实际上，这种分散式教学在整个大学中极大增加了多样性。由于各个学院从不同的主体获得资助，因此建校的宗旨也千差万别。学院真正的主人主导着学院的运营，包括教师的筛选。真正的教师——教员——可以自由选择向学生讲授的材料，只要他们好好准备批驳辩论即可。因此，虽然英国的文科学士课程有明确的结构，但有很强的内部灵活性。各个学院形成了独特的特色，以及后来针对当时宗教争议的鲜明的立场。成立于1584年的位于剑桥的伊曼纽尔学院主要培训布道的牧师，这是当时最早培养英国清教徒以及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提供领导（包括约翰·哈佛）的学院。

各个学院的兴起同样改变了大学生活的性质。由于不再提倡培养苦行的牧师，学院生活开始走向奢靡，以迎合后期出现的绅士。除了提供舒适的住宿、饮食及诱人的奖学金外，各个学院还提供了大片的活动场地，包括草地保龄球场、钓鱼池、游泳池、网球场等。学生们甚至开展了最初形式的、具有实际意义的足球比赛。到了16世纪，学院人群涵盖了不同的社会群体：高级的“平民学生”，他们缴纳双倍的学费，与其他学生一起在“贵宾区”就餐，并且不用担心毕业问题；平民，或者普通的自费学生，以及公费生，相当于勤工助学的学生，他们支付的学费较少。造成这种社会多样性的主要原因是16世纪和17世纪大学入学人数的显著增加。

在伊丽莎白时代，牛津和剑桥的入学人数激增，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入学人数的最高峰出现在17世纪30年代，当时清教徒移民至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统计显示，1640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包括法学院的学生，总人数占当时17岁男生总人数的2.5%；这个时期的英国也被视为“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些学生中大约半数来自贵族或上流社会家庭，在入学前就接触过古典教育及文科教育的文化价值观。但是另一半学生主要来自资产阶级、职业家庭或平民家庭，他们希望获得绅士的社会地位，并在教会或州政府中任职。他们之所以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主要得益于日益增长的财富及经济机会、基层慈善资助接受学校教育的人群范围的扩大，以及与宗教日益密切的联系。当时很多反对英国国教的人，包括清教徒，均极力支持教育。在内战和空位期（1640~1660年），清教徒掌权，他们提议增加教育机会，包括建立第三类大学。然而，英国王朝复辟之后，他们对清教徒的打压似乎转移到质疑大众教育以及收紧教育特许权上。相反，渴望提供更广泛的大众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自由准入思想随着清教徒移民者一起来到了北美新英格兰地区。

英国的新教改革运动是一场政治事件，由国王亨利八世发起，主要目的是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同时增强王权。它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教会，包含大主教和主教的等级制度，以及与天主教相差无几的礼拜仪式和宗教仪式。约翰·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不久就提出了真正的新教教义，他们强调简单的早期基督教礼拜，所有的宗教实践完全遵循《圣经》的权威，同时以信仰作为获得救赎的主要方式。教会及国家的宗教教义从亨利信奉新教的儿子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执政期间到他信奉天主教的女儿玛丽女王（1553~1558年）执政期间发生了强烈的动荡，直到亨利的另一个孩子伊丽莎白女王（1558~1603年）执政才稳定下来。伊丽莎白采取一种折中的策略，在保留新教作为国教的同时，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宗教礼拜仪式。但是在伊丽莎白的继承人继位后，宗教形势再度变得紧张。国王詹姆斯一世是新教徒——英王钦定本《圣经》的资助人，但他同样将国家教会视为维护王权必备的工具。后来詹姆斯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1627~1649年）所在的宗教派别希望英国国教在主教权威、神学以及宗教仪式方面更接近天主教。英国加尔文主义新教徒的思想开始转向相反的方向，他们拒绝主教、法衣和各类形式的宗教仪式。更极端的是，“分离主义分子”希望完全脱离教会，由他们自己推举牧师，并在其引导下单独做礼拜。在最激进的分离主义分子中，清教徒于1608年迁移至荷兰，并在1620年迁至普利茅斯殖民地。

清教徒的加尔文主义信仰是建立在一种严峻的信念之上的，即由于亚当破戒被贬入凡，世界及世界上的居民生来就是堕落的，只有极少部分人可以获得救赎。在神学中，清教徒信奉的加尔文主义的根本教义是预定论——坚信万能的上帝预先确定好了一个人是可以得到救赎还是注定被诅咒。只有那些拥有坚定信仰的人才能经历内在的“皈依”（再生），成为上帝的选民之一；但是即使成为上帝的选民，他们依然应该不断努力消除罪恶，奉行虔诚的生活。这一严格的教义引发了无尽的解释和说明。在这方面，清教主义不断地努力，旨在维持不同教义间的不稳定的平衡，一种教义是强调上帝选民的皈依体验（唯信仰论），另一种则强调善行在这其中发挥的作用（亚米纽斯主义）。事实上，清教徒十分依赖他们的牧师。因此，清教团体的社会单位是会众和牧师，他们订立庄严的盟约，就如他们期望的早期基督教会的形式一样。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确定了严格的道德准则，避免轻浮，同时要求严格遵守安息日；强调自省，发掘信仰、罪恶和内在“皈依”的细微差别；从加尔文主义教义的角度阅读及解释经典。更重要的是，清教徒认为必须时刻加强学习，从而引导他们完成这些艰巨的任务。

在查理一世统治下的英国清教徒看不起他们认为的英国国教的腐败和“教皇派”，以及英国社会肆意猖獗的不道德行为。然而，他们还是不愿与教会彻底分离。大多数人选择在新英格兰组建一个神圣的共同体，“成为山巅之城、成为为所有人看清方向的明目”——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领导约翰·温斯罗普的这些话暗示殖民地并没有放弃英国，而是希望以一种更完美的形式将其重建。当英国对那些“不从国教者”的迫害日益加剧时，殖民地中几乎鲜有定居者。作为回应，从1634年到1638年，每年都有载满清教徒的20艘船驶入马萨诸塞；到1640年，总人数达到12000人。这些人均是在怀抱宗教热情的基础上做出的自我选择，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代表了英国社会广大的中间阶层，包括介于高贵的贵族和农村贫困的贫民之间的自耕农和落寞的上流社会人士。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平均有四十分之一的家庭拥有学院毕业生，这一比例与1640年英国学院学生的比例相同。此外，这一群体非常重视教育，并且希望通过慈善事业支持教育发展。公立学校培养学生基本的读写能力，从而使他们可以阅读《圣经》；拉丁语文法学院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做准备；只需要一所正式学院“来教授高级知识并造福后代”。此外，大学学院和文科课程基本已经形成一种模式。因此，学院在这座“山巅之城”里不是一件装饰品，而是一个必备元素。

清教徒不仅将宗教改革神学带到了“新世界”（New World），而且形成了宗教改革时代独特的管理模式。在英国和整个北欧，宗教改革确定了国家对教会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成为“地方机构”。虽然中世纪大学的组建是各个行会为了使它们的自治权免受当地城镇及主教的影响，但在17世纪的政体中，国家、教会和大学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复合体。实际上，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经常受到质疑，因此形成了早期殖民地学院的两种发展动态。世俗机构及宗教机构之间的争论成为彼此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源，也造成了后来不可避免的学院分流。第二个根源为面对教义偏离或挑战需要定义或维护正统教义的斗争。前三所殖民地学院——宗教改革时期建立的学院——一直被这些问题困扰着，并在各种冲突中走过了它们发展的首个百年。

（节选自《美国高等教育史：学习与文化，从学院建立到二战》序言：大学、文化、职业和知识。）

《美国高等教育史》完整地讲述了从1636年哈佛学院创建，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作为关于这一主题兼具广度与深度的权威性历史著作，本书追溯了文化不断变化的影响力、新就业机会的出现以及知识的不断进步如何塑造了美国的学院和大学。

盖格教授是当今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权威历史学家，他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殖民地学院如何发展出统一而又多样化的教育传统，既能承受革命时期的社会动荡，又能经受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传教热情。他展示了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几年中，不同地区的大学教育存在哪些显著差异，以及之后的赠地运动、学术专业水平的提高和学生校园生活的转变如何为高等教育带来了彻底的变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标准的美国大学已经形成，这为其战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美国高等教育史》论述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细节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它被视为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和发展的集大成之作。

艾米·莱昂斯，《匹兹堡邮报》

如果仅说罗杰·L.盖格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任务，那么这是非常不充分的评价……盖格先生用他精细的文笔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深入学习的机会，如果只是略读你可能毫无所获，所以我建议每次仔细研读一段，必将受益良多。

《选择》

一本非常权威的、详尽描述了美国高等教育从17世纪初创一直到1940年的发展史……文笔优美，内容翔实。

约翰·R.特林，《编年史评论》

我们领域的人一直都在期待这部扛鼎之作……它太重要了。

《柯克斯书评》

美国学院和大学的百科全书般的历史……充分研究后的重磅巨著。

贾斯特斯·D.德内克，《安利甘宗和主教的历史》作者

这部百科全书以详尽的专题论文和文章为基础，具有十足的可读性。这不是一部学究式研究著作，它将学院和大学的历史置于更宽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趋势的背景之下，同时作者还展现出自己始终牢牢把握着宏观美国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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