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监视美国人

就在“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的高层官员拟订了一个非法窃听计划，并将其铺展得尽可能广泛，涵盖了国内外通信。国家安全局也开始在美国境内实施窃听——在没有法院许可的情况下。国会很快通过了《美国爱国者法案》第215条，准许国家安全局大量收集美国电信公司［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斯普林特（Verizon）和威瑞森电信（Sprint）］所保有的全部电话元数据。联邦调查局针对5000多名穆斯林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信息收集运动。地方警察部门，如纽约市警察局，则实施了针对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的监视计划，并且开始向国内穆斯林的组织渗透。正是同时通过数字和模拟的方法，政府才将全面信息感知转向美国人民。

本土反叛乱的关键，就在于将全面信息感知照搬回家。正如它在海外发展的那样，只有全面监视才有可能将本土上的活跃少数群体与被动的美国大众区分开来。完全透明的民众是实现反叛乱的首要前提条件。在彼得雷乌斯将军的战地手册中，这早就被归纳成整整一章的内容：“反叛乱中的情报”，还附带了一句精炼而深刻的题词：“看上去，所有可能的好事都源自良好的情报。”以此题词作为开始，该手册以下面这句简洁的箴言作为结束：“（反叛乱）任务的最终成败，取决于情报工作的效果。”

政府应在本土监控与海外情报两者之间区别对待——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其他事情上，适用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法律标准有所隔离和区分。根据联邦法律，国内通信受到更多保护，并且在截听时需要司法官员签发的授权令。调查同恐怖主义相关的外国通信则需通过美国外国情报监控法院的快速程序，尽管是快速程序，其依然需要得到该法院的批准。作为对一些国内的非法窃听项目——如反谍计划——的调查，以及随后的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的调查和建议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国内和国外情报搜集方面严格且分级的制度被建立起来。鉴于胡佛时代的联邦调查局对马丁·路德·金等人私生活过度调查的先例，有关部门对国内情报搜集的监控施加了特别限制。

尽管有着所有这些限制，在“9·11”事件后，政府还是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许多限制情报的改革抛到一边，并在地方、国家和全球的范围内都建立了大规模监控网络，以实现对美国人的全体信息感知，“9·11”事件后为搜集外国情报而创建的项目也被转用到美国人身上。此外，新技术能力使国外监控也能横扫到美国人——这既出于偶然，也是有意。数字革命使情报界最疯狂的梦想变为现实。当然，对全球恐怖主义危机的感受让这种渐进的侵蚀被人们采纳，并被赋予正当性。但全面监视的本土化在反叛乱战争的逻辑中有着更深层的根源。事实就是，在这个新统治范式下，每个美国人都是潜在的叛乱分子。

美国民众需要时刻保持警觉——相互之间手牵手表现出信任，至关重要的是要表现出来，因为本土化的反叛乱意味着政府必须在不动声色中怀疑民众中的每个人。这种态势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反叛乱理论范式的核心所在。大卫·加吕拉将其提炼成了一个不乏机敏的表述。他在阿尔及利亚告诫手下的士兵说：“一个人不可能用醋来抓到苍蝇。我的法则就是：表面上，你必须将每一个平民都当作朋友对待；但在心底，你必须将其当成一个叛军同盟者，直到你有肯定的证据推翻这个想法。”这则格言在今天已经成为规则——一个在本土适用的规则。

在双子塔（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之后，纽约市警察局立刻开始监视数以百计的清真寺，穆斯林的企业、协会和学生团体——还渗透了其中的几十个——但没有任何表明他们与恐怖主义有联系或其从事不法行为的证据。纽约市警察局招募了“清真寺爬虫”潜入并监视伊斯兰教礼拜场所，并招募“耙梳者”（raker）混入穆斯林书店、咖啡馆和酒吧。（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耙梳者”，是因为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主管说，他希望他的部门“耙出煤矿，寻找热点”。）纽约市警察局渗透到布鲁克林学院和纽约市立学院的学生团体，并用虚假借口作掩护，查阅学生档案。

“在主麻日（星期五祈祷）之前及当天布置对清真寺的监视，记录车牌，并拍摄出席者的视频和照片。特别要注意所有纽约州牌照。”这些内容正是在“监视目标”指令中，针对新泽西州帕特森市（Patterson）的马吉德·奥马尔清真寺（Majid Omar Mosque）而下达给纽约市警察局密探的指示。2006年11月22日的《纽约市警察局每周秘密MSA报告》陈述了在布法罗分校、纽约大学和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的穆斯林学生协会活动的情况。纽约市警察局的情报官员在报告中，用他的话说是“作为日常工作”访问了那几所院校，以及奥尔巴尼大学、巴鲁克学院、布鲁克林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拉瓜地亚社区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罗格斯大学新不伦瑞克分校、石溪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波茨坦分校、雪城大学、耶鲁大学等院校的穆斯林学生组织的网站、博客和论坛。他还详细说明了一个即将在多伦多会议中心举行的学术研讨会，汇报了受邀发言者的背景和签证状况。

在一份提供给情报主管、标记时间为2008年4月25日的秘密情报简报中，纽约市警察局的探员报告说，他们对肖恩·贝尔（Sean Bell）案的判决结果感到担忧——该判决对三名被控在皇后区的牙买加社区打死了一名手无寸铁的男子的纽约市警察局警探做出了无罪判决。简报提到，情报机关“特别关注并锁定我们（辖区内）改建的清真寺，即伊赫瓦（Ikhwa）、塔克瓦（Taqwa）、伊夸马提登（Iqquamatideen）和伊斯兰兄弟会清真寺（MIB，Mosque of Islamic Brotherhood）”，还要求一名机密线人“打入新黑豹党”。

同一简报还详细记载了纽约市警察局另一项秘密行动，即潜入纽约市立学院学生组织的白浪漂流之旅。简报叙述了一名代号“OP# 237”的纽约市警察局卧底侦探参加“2008年4月21日星期一的‘白浪漂流之旅’，并于2008年4月23日星期三晚上返回”。报告说明：“这次旅行由纽约市立学院极限运动社团主办；基本上由MSO（穆斯林学生组织）管理。”报告详细介绍了其中19名纽约市立学院学生的姓名和社团职位，指出“阿里·艾哈迈德（Ali Ahmed）负责并策划了整起事件”。它强调：“除了定期安排的活动（漂流），该组织每天至少祈祷四次，大部分交流都花在讨论伊斯兰教上，并且本质上是宗教性团体。”尽管报告充满了阴谋论术语，但对于这些大学生的任何事情，事前并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况且事情也并未发展成那样。

在纽约市警察局准备的分析报告中，附带了一些覆盖城市周围100英里以内每座清真寺的地图和情报资料，包括纽瓦克、新泽西州、萨福克县和拿骚县，详细到有这些清真寺的地址、电话号码、照片以及族裔关系，并在“附注信息”条目下注明诸如“在访问期间发现有三名非裔男性穆斯林和一名埃及男性顾客在店内用餐”以及“发现店内出售许多埃及生产的制品”之类的信息。这些秘密的“人口统计小组”报告了按种族绘制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人口密度图，其中包括每一座清真寺和每一个穆斯林企业的监视照片及情报记录（参见第147页的监视报告）。

在美联社获得普利策奖的一个系列节目中，他们将该计划描述为对美国穆斯林的“人类测绘计划”，这个计划相当于“与中央情报局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伙伴关系，模糊了海外与本土间谍活动之间的界限”。如果是联邦政府实施的这类针对毫无嫌疑的穆斯林的监视，那将会导致冲突。而正如美联社所暗示的那样，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央情报局秘密与纽约市警察局合作，加大了本土间谍项目的力度，以及为何联邦政府在“9·11”事件后的10年中，拨给纽约市警察局的资金超过了16亿美元。

几年后的2016年8月，纽约市警察局总警司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针对穆斯林情报工作的范围。报告中随机审查了2010年至2015年纽约市警察局情报调查的样本，发现95%对政治活动的调查针对的都是穆斯林或与伊斯兰教活动相关。审查还发现，这些调查中超过50%在授权期截止后依然继续进行。

在美联社披露此事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于2013年6月代表那些清真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质疑对这些清真寺的监视。这起诉讼案很好地记录了反叛乱行为本土化的历史轨迹。2013年的拉扎（Raza）诉纽约市案，让人回想起一个早先的联邦案件——汉德舒（Handschu）诉讼。汉德舒案发生于1971年，是对纽约市警察局监视黑豹党、反战抗议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等行为提起的诉讼。汉德舒案准确地解决了反叛乱战略在本土的首次应用——今日更为协调和系统性的反叛乱的早期先行者。该案可作为一个对比框架来评估今天针对清真寺、穆斯林及其企业和学生团体的更新且更系统性的监视计划。

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联邦法官小查尔斯·S.海特（Charles S.Haight Jr.）从汉德舒诉讼案一开始就在负责审查，包括在1985年达成的一项和解协议，该协议导致了监督纽约市警察局政治活动调查的著名的汉德舒准则的出台。多年以来，警察部门在这项协议的约束下，禁止其情报部门对政治活动展开调查，并要求展开任何此类调查都要以拥有犯罪证据为基础。这份原始协议在“9·11”事件后很快便被修正，让纽约市警察局在调查政治活动时拥有更多灵活性。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更为宽松的标准下，纽约市警察局对清真寺和学生团体的监视也突破了合法界限，引发了汉德舒准则的新的修正。

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的各种访谈中，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继续监视清真寺和穆斯林团体表示支持。特朗普表示，他赞成加强对美国穆斯林的监视，有可能将美国穆斯林登记到政府数据库中，甚至为穆斯林颁发特别身份证，上面注明他们的宗教信仰。“你将不得不观察并研究清真寺，因为很多讲话都发生在清真寺里。”2015年11月，特朗普在MSNBC的《早安乔》（Morning Joe）节目上这样说道。特朗普特别提到了纽约市警察局监视纽约穆斯林的情报计划，特朗普说：“据我所知，此前——我的意思是就在不久前——我们在纽约市的清真寺内及其周围进行了一次非常大的监视。”

在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纽约市警察局逐步扩大了针对穆斯林的拉网式监视项目的规模。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检察官则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信息收集运动，对象为那些来自中东伊斯兰国家、持非移民签证在美国生活的男子。“9·11”事件后大约两个月，美国司法部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宣布开展一项全国性运动，将对5000名拥有上述背景的男性进行面谈。密歇根州的联邦当局迅速做出反应，启动了该项目，向确定的少数群体——来自中东伊斯兰国家的18岁至33岁的男性——发出了560余封信。同样地，这次当局也没有任何证据或理由证明他们当中任何人与恐怖主义或不法行为有关；事实上，联邦官员在这些信中也强调说：“我们没理由相信你以任何方式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然而，尽管口头上毫不怀疑，联邦当局还是向这些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与联邦特工和当地警察会面并进行交谈。为了实施这些所有的面谈，阿什克罗夫特要求当地警察执法部门投入其中，进一步促成这些策略的本土化。

“请与我的办公室联系，以便在您方便的地点、日期和时间安排面谈，”信中这样写道，“尽管这次面谈是自愿的，但对于此次调查来说，让其开展得广泛彻底将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该次面谈对达成此目的相当重要。我们需要尽快收到您的回复——在12月4日前，您可于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之间给我的办公室来电，包括周末。我们将与您合作，以适应您的日程安排。”在这些以美国密歇根州东部地区检察官名义签署的信件中，尽可能地把措辞描述成自愿会晤，“需要”他们一周内回复，但考虑到收到信件的目标男性持有的是非移民签证，这种邀请实际上就是命令。

除了这些地方和国内的监视项目外，用于搜集海外情报的项目也被转用于美国大众。小布什政府在美国境内实施臭名昭著的国家安全局窃听计划时，事先并未获得法院批准或任何法院命令。国会通过了第215条项目，授权从美国的电信公司收集数据。国家安全局落实了若干通信情报项目，用于捕捉并监听包括美国公民数据在内的所有电信数据。通过在私人领域与微软、AT&T和社交媒体的合作，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后门，以访问电子邮件服务和云存储设备，并可直接访问雅虎、谷歌、脸书等公司的服务器。

国家安全局的核心项目共同运作，并依靠社交媒体和电子零售商来收集和挖掘我们所有的个人数据。自从免费电子邮件、存储和社交媒体服务——诸如谷歌的Gmail邮箱、微软的Outlook邮箱和SkyDrive网盘，或脸书——出现以来，这些数字巨头就开始收集通过服务器传递的所有个人数据。它们的商业模式依赖于这些数据，因为与这些免费服务相关的唯一收入来源就只有数字广告。其他电商，如亚马逊、网飞及其他在线零售商，也开始采集其客户所有的个人信息，以便向消费者投放广告和有针对性地推荐商品。所有的这些数字时代的大型私企都开始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而收集所有人的数据。国家安全局很快弄明白了这一点，迅速地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得了这些数据。通过棱镜和溯流等计划，国家安全局获得了对这些服务器和传输所有这些数据流的电缆的完全访问权限。

在先前海外情报搜集的部分中，我们已经提到的棱镜计划允许国家安全局直接访问大多数美国数字巨头的服务器，这意味着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及其委托顾问可以直接访问这些公司的服务器，对外国人如同对美国人一样进行实地调查和搜证。国家安全局获得了电子邮件内容、附件、VoIP呼叫及所有数字通信内容的直接访问权限，由此可以访问外国人的个人数据，就像访问美国公民的信息一样。溯流计划向国家安全局提供了所有通过海底电缆进行传送的数字通信内容的拷贝副本，而国家安全局的其他收集和挖掘我们个人数字数据项目激增，其结果就是对美国私人信息访问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

今天，数字监控在各方面的入侵令人咋舌。这些项目的产生与数字技术的爆炸式增长相吻合，所有这些都植根于数字技术，并且使用这些技术的人能够进行侵入式监控。我们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公司监视着我们的每个数字痕迹，以便向我们推荐产品、销售广告和提醒油耗。谷歌收集并挖掘我们Gmail邮箱的电子邮件、附件、联系人和日历。网飞和亚马逊利用我们的数据来向我们推荐电影。推特跟踪我们在互联网上所有带有它的小图标的网站内的活动。脸书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从我们手机的其他应用程序中收集信息，并将广告推送给这些程序。照片墙会验证广告曝光量，衡量其成功与否，并向广告客户提供反馈，指明何种效果最为有效。邻居（Neighbors）使用数据包嗅探器或免费的Mac软件（如Eavesdrop）来接入我们不安全的网络。谷歌的街景车在未加密的Wi-Fi流量中取得并记录我们的用户名、密码和个人电子邮件。

正如爱德华·斯诺登所揭露的那样，国家安全局实际上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自由访问所有这些信息。只要快速浏览一下绝密的棱镜计划的幻灯片，就可以让我们回忆起那些深入我们个人生活的触角黑手：微软、雅虎、谷歌、脸书、PalTalk、油管、Skype、美国在线、苹果，等等。所有这些公司，在棱镜计划中都给予了国家安全局访问其服务器的权限，而且它们这样做只换来一笔微不足道的小钱。据斯诺登的披露，整个棱镜计划每年仅花费国家安全局2000万美元。仅需付出九牛一毛，国家安全局就可以直接访问它们的服务器——如果不算国家安全局为了直接访问所有数字通信而切开和并入电信电缆的费用的话。

其结果就是，在今天的美国，普通公民面临的是一个全方位的监视网络。社交媒体、零售电商、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互联网提供商和网络浏览器都在收集我们的隐私数据，并提供给情报机构。大多数新技术和应用程序——甚至像《宝可梦GO》（Pokémon GO）这样的游戏——都在靠获取我们的联系人、GPS位置、日历、摄像头以及我们所有的隐私信息而成长。我们被海德拉包围，而这只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由电信公司、社交媒体、谷歌平台、脸书应用程序、微软产品、零售电商、数据代理、跨国公司、黑客——包括外国政府黑客——和我们自己的情报机构组成，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在试图超越对手，收集和挖掘我们的个人信息，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以无与伦比的干劲追求着全面信息感知。

在《暴露》中，我提出了一种理解权力在数字时代如何运转的新方法，特别是一种理解我们为何心甘情愿地向私人公司及政府暴露的新方法。在那本书中，我曾论证说，那些通常用来描述我们数字化状态的隐喻，像“监视国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全景监狱，甚至乔治·奥威尔的“老大哥”都不够充分。在新的数字时代，我们不会被强行囚禁在一览无余的全景式囚室里。国家没有在我们的公寓墙上安装“电幕”。没有人试图摧毁我们的激情，或用熬白菜和旧地席的气味、粗肥皂和钝刀片将我们损耗，让我们屈服。目的不是用仇恨——“仇恨”“仇恨之歌”“仇恨周”这些玩意——取代我们的快乐。今天取而代之的，是我们通过“喜欢”、“分享”、“收藏夹”、“好友”和“关注”同政府进行互动。我们愉快地把智能电视挂在墙上，让它记录我们所说的一切以及我们所有的喜好。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那种单调的制服和黯淡的灰色已经被散发着粉红色、黄色、蓝色和绿色的iPhone 5c取代。“彻头彻尾的多彩”，营销口号向我们如是承诺，一切对绚烂多彩事物的渴望——发送电子邮件时感性的嗖嗖声，iPhone相机按下“快门”时诱人的咔嚓声，“喜欢”、点击、通过分享获得小“心”——都在引诱我们将自己交给监视技术。

对我们私生活的监控和营销改变着我们自己，权力以新的方式流转。奥威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完美的极权社会。居伊·德波（Guy Debord）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景观社会”，在其中形象塑造者塑造了我们如何理解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方式。米歇尔·福柯讲的并不是什么“惩罚性社会”或他自己命名的“全景敞视主义”，而是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设计中吸收来的全景监狱。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则更进一步，将其描述为他所谓的“控制型社会”。然而，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全面监控与快乐之间的联系变得难以割舍。我们生活在一个暴露和展览的社会，一个阐明性的社会。

这正是数字时代的快乐、吸引与诱惑，让我们如此心甘情愿地暴露自己。即使是那些不在丰富的社交媒体世界分享或对留下痕迹感到一丝犹豫的人，最终也会以数字形式分享我们的私密生活和政治观点。事实上，我们的社交或家庭生活至少已不可能没有短信、手机和（或）电子邮件。如果不搜索网络、在线购买、刷银行卡、从自动取款机取款，我们在当今的世界几乎无法生存。如果不会填充涂鸦或使用调查猴子，或是对无纸化的邮件做出反馈，则几乎无法拥有职业生活。

面对着这个阐明性社会，它要求我们既能着眼于，又能超越从国家到社交媒体、公司和零售电商，还有硅谷、AT&T的利益，并且超越我们自己那显而易见的贪得无厌、不可抗拒的冲动、欲望以及自己的享乐展示。今天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国家，更在于我们所有人，是我们将自己拱手交给全面监视。并且不仅仅是我们，还有我们的那些小道具：能发送GPS数据、允许脸书从所有其他应用程序或虚拟现实游戏（如《宝可梦GO》）中筛选数据的智能手机。这些设备已成为进入我们个人信息和相互关联的地理位置数据藏宝库的强大入口。

2015年8月，一份泄露的文件显示，美国电信巨头AT&T早在2013年就愿意与国家安全局合作，为其提供“数十亿封在国内网络中传送的电子邮件”的访问权限。AT&T自愿为国家安全局在美国境内的通信中心上安装了电缆编接设备。《纽约时报》曾指出，对于此事AT&T公司显得特别殷勤。“AT&T是开启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称为相当于全球网络‘实时’存在的新收集能力的首位合作伙伴。”

早先，AT&T与国家安全局的这种合作关系就促成了一个情报项目：在一个单月内就截获并发送给国家安全局4000亿份互联网元数据记录。每天，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Fort Meade）的国家安全局总部要通过关键字筛选系统，处理超过100万封电子邮件。根据国家安全局的内部文件，从2003年到2013年，与AT&T的“合作关系为国家安全局提供了对其他电信公司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的独有的访问权限”。正如《纽约时报》所补充的那样，一份带有讽刺意味的自欺欺人的“文件提醒国家安全局官员在访问AT&T设施时要有礼貌，并指出‘这是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一种合同的甲乙方关系’”。

这些真相的新披露恰好在美国国会通过《美国自由法案》（2015年6月）两个月前达到了顶峰。《美国自由法案》是自两年前爱德华·斯诺登泄密事件发生以来，国会尝试匡正隐私与安全的平衡的结果。它针对且唯一针对国家安全局的监视平台之一，即授权国家安全局在美国海量收集国内电话元数据的《美国爱国者法案》第215条项目。

奥巴马总统公开赞美《美国自由法案》是一项重要措施，其将“加强公民自由保障，提高公众对这些项目的信心”。《卫报》报道说：“隐私和改革活动人士欢呼该法案为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这是十多年来首次对监控项目进行改革。”《美国自由法案》中最重要的条款，即第215条项目得到修改，使得从即刻起将由AT&T等电信公司持有和维护美国人的电话元数据。

这是绝不容错过的讽刺性场面。现在，是AT&T来保护我们了。就是这家电信公司，多年来——如果不是几十年的话——不厌其烦地，而且往往通过非法途径与美国通信情报部门合作，向其提供私人电信和个人数据访问权限。同样是这家公司，据一些最新泄密文件披露，积极自愿地与国家安全局合作，“在至少17个美国本土网络中心安装了监视设备”。

并且，似乎嫌这其中的讽刺意味还不够，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中的细则表明，我们，美国纳税人，需要为AT&T持有我们的数据而付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自由法案》确实包含一项条款，以补偿公司持有和移交此类数据所产生的费用，运营商明确表示，他们希望以此作为同意存储这些数据的回报。”这种安排早已纳入妥协。奥巴马总统的顾问们——一个从前官员和学者中遴选组成的委员会——首倡这种有利可图的安排。在题为《变化中的世界的自由与安全》的报告中，奥巴马的顾问们写道，“为照顾供应商和政府的共同利益，需在满足双方需求的自愿基础上达成一致”，不过，他们补充说，如果这种双赢的协议无法达成，“政府应该报销供应商因保存数据而产生的费用”。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纳税人要为政府保存自己的数据而付钱给电信公司。因此，以前AT&T是将我们的私人数据信息秘密且免费地提供给情报部门。眼下，我们这些美国的纳税人将会为他们收集和保存自己的数据，以供情报部门不时所需而付费。这真是个让每个人都能受益的新自由主义双赢解决方案——当然，这个双赢排除了那些想要保留一点点隐私或保护自己远离反叛乱战略的普通纳税公民。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数字时代，这个时代已经使我们所知的社会和政治在各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且将继续下去。据估计，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消灭40%到50%的职业和工作。这些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社会的休闲和惩罚做法，让我们和我们每一个心血来潮的想法都暴露在营销人员、广告商、社交媒体和情报部门警觉的双眼之下。不仅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还有脸书、谷歌、微软、苹果等机构和公司，在这片土地——美国本土——之上，对我们私生活进行令人惊叹的监控，向我们营销。数字时代已经将监视能力有效地融入几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然而，在我撰写上一本书时，我尚未能完全理解我们这个阐明性社会是如何适应我们当代政治环境的其他特点的——从酷刑到关塔那摩，到无人机袭击，再到数字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的我无法越过一个尖锐的矛盾，矛盾的一方是数字冲浪与监视的数据流动性，另一方则是我们的军事干预和对其他人使用酷刑的物质性。可以肯定的是，那时我认识到元数据致命的影响，并重申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及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将军的不祥之词：“我们根据元数据杀人。”然后我找到了一种让人感受强烈的、将流动的数字存在和物质的矫正监管融合的方法：苹果手表如电子手铐一样运作，这将我们无缝地囚禁在了一个用数字踪迹制成的钢丝网中。不过，当时的我还不能完全地理解数字化的暴露和模拟的酷刑之间的联系。

然而，现在很清楚的是，这个阐明性社会已经无缝地融入我们新的统治范式。对那些发明现代战争的人来说，阐明性社会恰恰是让反叛乱战略能如此无可挑剔地“在国内”实施的原因之一。阐明性社会的到来，和国家安全局的具体监视项目一样，使国内的全面信息感知成为可能，进而为国内环境下的“三管齐下”反叛乱战略的另外两个环节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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