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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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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经学与经学史的联系及分别
简 介:近代经今古文之争本是清学汉宋之争的子题,后演化为清末民初政教、学术转型的枢纽。民初整理国故与古史辨运动聚焦今古文经辨伪工作,侧重公羊改制与刘歆造伪,辨伪经典实有意消解经学义理、礼制与政教体系的合理性。后学通常认定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结束了晚清以来的经今古文学之争,经今古文之争演化为史学问题。经史异位、由经入史诚为时代大势,但应当进一步追问经今古文学的内在派分与经义分殊及其所承载的学术方法、问题、理念,乃至背后所指向的回应中西文明分合的方式是如何被民国学人扬弃与超越的。20世纪30年代,经学史学化已成定局,如何超越经今古文之争,以史学的方式处理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理念、方法与材料成为学界焦点,由此开启了新一轮“今古文论战”,钱玄同、蒙文通等学人称之为“超今文学”,扬弃经今文学的议题、方法与义理成为各派学人实践新学术的起点。以此为线索,将“超今文学”置于民国学界复杂的历史脉络中,当可更深入地阐释经今古文之争在晚清民国时期演化的多元线索和内涵,准确把握近代学术转型的多重路径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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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新儒学”与近现代儒学之重建 收藏
出处: 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第1辑)
简 介:重新梳理、评价周秦两汉儒学的流变是为民国学界超越经学今古文之争、重建中国文化的题中要义,儒道抉择与孟荀分野、今文学方士化与改制学说则成为各家判定秦汉新儒学“变质”抑或“发展”的关键。胡适认为秦汉新儒家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逐步宗教化,郭沫若视之为完全变质;钱穆着眼于宇宙论与人生论,认定秦汉新儒家融会儒、道,再整合诸子百家,批评董仲舒改制学说误入歧途;顾颉刚认为董仲舒沿袭阴阳家系统理论提倡公羊改制,旨在光耀汉家成功;蒙文通阐发秦汉新儒学,以孟子性善阐明内圣,以革命弘扬外王,以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支撑今文学“革命”思想。在民国学界复杂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各方学人阐释“秦汉新儒学”的分合,进一步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当可展现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或能在现代知识与学科体系中建构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系统,以资实现“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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