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江枫

流动性军阀的生存逻辑：孙殿英西进与北方政局之变动（1933～1934）  收藏

作者： 贺江枫 著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关键词： 孙殿英 阎锡山 蒋介石 流动性军阀

出处： 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第3辑）

简   介：1933年察省事件爆发后，为转移中央军事压力、维持存在，孙殿英提出屯垦西北、远离政治旋涡的设想；而国民政府基于稳定华北局势、分化冯孙的目的，意欲引祸西去。西北三马因此掀起声势浩大的拒孙运动，晋绥系更因之坐立不安。为策动孙部西开，阎锡山恩威并施，孙殿英无奈之下决定破釜沉舟，冀图依靠晋系援助，利用中央无力西顾的契机，率部西进宁夏，孰料晋系突又转向与国民政府、西北三马合作，东西夹击之下，孙部土崩瓦解。阎锡山更以此为契机，不仅将孙殿英礼送出境，并成功要挟中央将宋哲元驻晋部队调离，此前张学良冀图利用的西北军旧部与晋绥系相互钳制的局面荡然无存，华北政局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孙殿英作为流动性军阀的典型个案，实则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私兵体制在近代的特殊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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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日派”的内外困境：黄郛与1935年华北危局  收藏

作者： 贺江枫 著 出版时间：2023年08月

关键词：

出处： 近百年中日关系史论——中国青年学者的视角

简   介：1933年日军兵临平津，黄郛奉蒋、汪之命，北上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华北局势暂趋缓和。同时国民政府内部围绕如何处置对日问题，出现意见分歧，逐渐形成“亲美”与“亲日”两派主张，“前者而恃联盟的支持，对日采取敌对的态度，以抗日亲美为目的的宋子文派”；“后者即立脚于东洋主义，中日问题应由中日直接交涉来解决，对欧美抱定敌对的态度，以亲日拒欧美为目的的黄郛派”，某种程度上亦可称作妥协外交派。随着1933年外交部部长罗文干、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相继去职，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逐步转向对日亲善，以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政整会”）委员长黄郛为代表的“亲日派”开始在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扮演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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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回忆录（一）  收藏

作者： 闫勇 贺江枫 张聚国 著 出版时间：2023年01月

关键词：

出处： 南开史学（2022年第2期/总第34期）

简   介：1958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史教授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发起一项中国口述历史项目（Chinese Oral History）。该项目计划采访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尤其以国民党军政人物为主要对象，以期最终形成细致、准确还原历史真相的口述传记。中国口述历史项目开展后，邀请曾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作为首位采访对象。 1958年2月10日至6月10日间，夏连荫在纽约华尔街44号的中国银行内对孔祥熙进行了22次采访，最终在1961年1月定稿形成147页英文口述传记The Reminiscences of Kung Hsiang-Hsi（September 11，1880-）as Told to Julie Lien-ying How，February 10 to June 10，1958。《孔祥熙回忆录》共147页访谈转录整理稿，文稿为转录、翻译、编辑过的录音记录稿。目前为大家所见的《孔祥熙回忆录》即夏连荫在口述访谈之后的整理版本。此版本尽可能保存孔祥熙的原始文句，在此基础之上删除了重复的段落，对手稿进行了重新的编排。除主要的口述正文外，文稿还按照时间顺序，将内容分为62小节，并配有目录。此外，作为孔祥熙的代表，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负责对口述稿进行了最后一次修订。口述稿定稿后原收于“中国口述历史典藏：官方档案及相关文件，孔祥熙第17盒”（Chines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Office Files and Related Papers，Kung Hsiang-Hsi Box 17）中；整理后收录于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孔祥熙回忆录：口述历史》文件之下（Reminiscences of H.H.Kung：Oral History Archives at Columbia，1958，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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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敌与抵抗之间：1940～1942年阎锡山与日本关系的历史考察  收藏

作者： 贺江枫 著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关键词：

出处： 再认识与再评价：二战中的中国与亚洲民族独立运动

简   介：1940年2月，在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田中隆吉的强烈支持下，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授意伪省公署秘书曲宪纯（阎锡山的表侄）与太原西羊市晋恒木厂商人阎宜亭联络，请其前往晋西面见阎锡山，以便加强晋绥军与日军的“亲善合作”。阎锡山面对日伪诱和非但未曾拒绝，反而主动表示愿意与日军合作防共，从此日阎双方围绕合作等问题展开多次谈判与交涉，并于1941年9月11日签订《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因该项诱和工作最初由阎宜亭从中牵线，他称阎锡山为伯父，并且阎锡山又字伯川，故而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亲自将之代号为“对伯工作”。 日军对阎锡山的诱降一度成功在望，乃至蒋介石亦曾判定阎锡山通敌已无可挽回，“阎锡山降敌谋叛，其已公认不讳，现惟待其揭开而已”。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及各方势力的博弈，阎锡山的态度逐渐犹疑不决。1942年5月18日，日本内阁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终止“对伯工作”，“废除一切协定等，不再主动实施招抚工作”。其间内幕可谓纷繁复杂、变化无常，局中人往往因视野所限，难窥真相。即便时至今日，对于1940～1942年阎锡山在中日之间政治选择的历史考察仍有尚待完善之处。一方面已有研究缺乏综合利用各类中日档案文献，部分叙述与史实相去甚远；另一方面缺乏动态考察“对伯工作”的整个过程，无从展现阎锡山与日方、蒋介石等各方势力彼此冲突、互相博弈的复杂面相。本文试图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中日双方各类档案、日记等文献，重点围绕阎锡山勾结日本的原因、过程以及阎锡山对日态度的变化等方面展开叙述，动态呈现阎锡山复杂善变的心路历程，俾使今人对于抗战时期华北地方政治与社会生态的多重面相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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