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接触过“四书”，许多人甚至从头到尾通读过。但读过并不等于读懂了。要读懂“四书”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它至少要越过两重障碍。第一重障碍是文本本身引起的，其中最难的还不是文字训诂方面的问题，最难的是文本的语境问题。我们通常按照现代的常识去理解古代文本以及产生这些文本的语境，所以常常在看似不起眼的关键环节犯了错误，并且自己还浑然无觉。这个问题，我们后文中会慢慢展开来谈。第二重障碍是历史沉积造成的，这牵涉文本在历史中的演变和作用问题。读“四书”不能像读普通读物那样来读，因为它是经典。经典意味着权威。一代人的权威由一代人决定；而两千年的权威是由两千年曾经活过的所有人共同决定的，不是我们想推翻就能推翻的。“四书”的经典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其单篇的权威性超过了两千年，而其作为一个整体享有的文化权威也至少有近千年。历史将其推上经典的宝座，必有其重大缘由。我们对待经典要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因为它承载着历史上无数人的敬畏；对经典的敬畏，就是对历史上敬畏它的无数生命的敬畏。可是我们常常自恃现代常识的真理性，对待历史抱持一种顽固的傲慢与偏见，轻率批评古人的注解，甚至主张扫落汉宋诸说，回归原文。这就把经典完全当成了文字学文本了。经典的生命是由一代代人用自己的生命注入其中的，不理解后来人注入其中的生命，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经典。所以，本讲以《大学》为例，谈谈“四书”之所以成为经典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一个文本为什么会成为“经典”？可以分解为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事实层面，一个经典文本在历史上是如何积淀形成的？二是反思层面，成为经典的为什么是这个文本，而不是别的文本？本讲重点关注催生“四书”成为经典的重大时代课题。

关键词

作者

赵峰 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文化学教研室主任。199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曾为韩国首尔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儒学、韩国古代儒学、当代新儒学、宗教神学理论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等。主要学术成果有专著《朱熹的终极关怀》，论文《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朱熹之理辨析》《儒者经世致用的两难选择——朱陈义利王霸之辩解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