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庸》在北宋突然流行起来，与佛教徒的倡导关系密切。从儒家的线索来看，北宋专讲《中庸》者，最早为胡瑗（993—1059年）的《胡先生中庸义》；再往前追溯，还可以发现唐代李翱的《复性书》曾引用《中庸》原文。而从佛教的线索来看，北宋率先大倡《中庸》者为智圆，其作《中庸子传》，阐发中庸义理，调和儒释；随后又有契嵩（1007—1072年）著《中庸解》，影响尤大。此前，南朝梁武帝萧衍曾作《中庸讲疏》，更早还有好道佛之戴颙曾注《礼记中庸篇》。余英时推断，北宋之前，“《中庸》的发现与流传似与南北朝以来的道家或佛教徒的关系最为密切”，“李翱所读的《中庸》大概也来自佛教徒所传的系统”。北宋之后，《中庸》也是“从释家回流而重入儒门的”，即“北宋释氏之徒最先解说《中庸》的‘内圣’涵义，因而开创了一个特殊的‘谈辩境域’。通过沙门士大夫化，这一‘谈辩境域’最后辗转为儒家接收了下来。”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关键事件，即朝廷科举的新定制。余氏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籍考定，仁宗继位初期的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及第改赐《中庸》篇，以取代此前的《儒行》篇；天圣八年（1030年），改赐新及第者《大学》一篇；自后《大学》与《中庸》间赐，著为例。因而，“科举制度的发展也直接有助于道学的兴起”。可以推断，胡瑗的《中庸义》当作于天圣五年之后，而智圆的《中庸子传》则早已流行。北宋皇室对《中庸》的重视，主要受佛教徒的影响。余英时曰：“从智圆到契嵩，《中庸》的解释权显然掌握在佛教徒的手中”，“即使在张载、二程的时代，儒家士大夫对于《中庸》的理解也未能完全摆脱佛教的纠缠”。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关键词

作者

赵峰 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文化学教研室主任。199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曾为韩国首尔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儒学、韩国古代儒学、当代新儒学、宗教神学理论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等。主要学术成果有专著《朱熹的终极关怀》，论文《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朱熹之理辨析》《儒者经世致用的两难选择——朱陈义利王霸之辩解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