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倾向于用“新型长期衰退”来概括当前全球经济的状况及发展趋势，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我们将面临长期衰退，二是这种衰退非常特别，过去没有遇到过，当然也没有应对的经验。在这次疫情暴发之前，2019年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已呈下行趋势。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新冠肺炎疫情汹汹而来，整个经济的运行被推离了正常轨道，下滑到了更低一级的层次上。

应当清楚地看到，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全面且巨大，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需求冲击、供应冲击、金融冲击、生命损失冲击、劳动力市场冲击、中小企业破产冲击以及全球产业链冲击。这些冲击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易对付；七个冲击叠加，当然压力巨大。这些冲击将在中长期内影响和消蚀全球经济的增长动能和发展潜力，使得全球经济脱离常轨，滑向一个水平更低的增长轨道。2020年4月9日，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为IMF与世界银行远程春季会议发表揭幕演讲时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将急剧跌入负增长，全球预计将出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我基本认同她的看法。

一 疫情下的经济形势：研究方法的选择

研究经济形势，最重要的是选择方法。各种各样的政策结论，都是运用某种方法对经济事实进行解析的结果；方法不同，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形势判断和政策结论。那么，面对疫情冲击这一新局面，怎样的分析框架是最适合的呢？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也做了一点思考，比较下来，我认为，疫情经济学可能是最适合的分析方法。更准确地说，在各种分析方法中，疫情经济学可能是最具针对性的。基于此方法，分析疫情蔓延下的经济运行，有以下三个不可忽略的要点。

第一，疫情蔓延下，一切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疫情能得到控制。这是一个排他性的前提条件。就是说，如果不能优先应对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切断其传染途径，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所有政策都将归于无效。

第二，由第一点，自然得到这样的推论：目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卫生措施可能会引发经济衰退。这是因为，我们所采取的所有措施，或是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及其结合，从而加剧了供应端的衰退；或是减少了收入，阻碍了消费，从而加剧了需求端的衰退。这就意味着，在抗疫期间，经济衰退是正常的，是政策当局有意为之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疫情下经济运行中的三项关键因素——医疗救助、人的生命保全、经济增长——就包含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了。

第三，疫情冲击下一些产业链的断裂，有些可事后修补或重续，有些则可能永远不能恢复。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在“制度化”的作用下，不可恢复的断点增多，则疫情结束后经济运行将被全面拉至比疫情前更低的增长轨道。

基于以上三点，主要政策结论是：防疫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在这里，不像其他领域，也不像正常时期，基本上不存在政策诸目标之间的权衡，亦不存在与其他经济政策目标的“替代”问题。因之，在保证控制住疫情这一目标的前提下，经济政策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做到将防疫的时间拖长一些还是压缩短一些（这还要受制于疫情发展的科学规律），因而，经济政策的用武之地是聚焦于防止经济过度衰退。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各国采取的“刺激计划”，本质上都是“保护计划”。这些计划，需要为各类员工、企业、银行以及生产网络提供保护；需要增强人们对经济终将恢复正常的信心；同时，也需要为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近来，国内很多地方开始复工，但是复产的情况并不乐观。有人评论说，不复产的复工还不如不复，而我认为，在防疫常态化的情况下，复工哪怕不复产，也是战胜疫情的一种必要姿态，灯亮着，说明单位还在，说明人还在，大家的希望就还在。这就告诉我们：在疫情蔓延期间，政策的主要指向并不是刺激经济，而是要维持企业生存和人口就业。活下来才有希望，活下来就有希望。因此，应尽可能维持企业运转，致力于恢复信心，致力于对贫困人口提供救助，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我认为，这是我们研究当前形势的分析方法。

细究2020年4月9日美联储发布的政策声明，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基于疫情的分析方法和由此形成的政策立场。美联储的声明称：当前最优先要解决的是公共卫生危机，货币政策的职责是在此经济受限时期，全力提供救援和保持稳定，所采取的措施要“强有力、积极主动甚至有攻击性”，确保经济在疫情结束后能够得以强有力的复苏。显然，其重点在于保持稳定和恢复信心。我们看到，从3月初采取规模空前的一体化救市措施以来，美国财政政策的触角伸至经济的每一个角落，救助对象包括住户、企业、州和地方政府等所有主体。这些举措的导向很明晰——维持生存是第一要务；放眼世界各国，莫不如此。这种政策逻辑，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借鉴。

二 对策要点：就业优先、生存为要、民生为本

根据前文的分析方法，抗疫时期整体的政策要点可以概括为：就业优先、生存为要、民生为本。这几个要点，是基于前文讨论的疫情分析方法合乎逻辑的展开。我们看到，围绕这些要点，已经推出的政策堪称汗牛充栋，如财政政策方面的减免降税和各种补贴，社会政策方面的免租金、发救济金，货币政策方面的增加贷款额度、降低利率等，不一而足。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政策都十分重要，接下去的任务是抓紧落实。在我看来，在这些纾困救急的措施中，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实施大规模公共工程最为重要。

中小微企业关乎就业，间接地关乎社会稳定，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我们看到，疫情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每天都有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措施推出。但是，客观地说，广大中小微企业仍然未获得太多的实惠。这种“好政策不落实”的情况，近年来广泛存在，其中的原因需要予以认真分析。我们认为，突出的问题有：一是制度、意识形态问题。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中小微企业问题的学者和官员都知道，中小微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它们得不到有力的支持，针对民营经济的“高门槛”“玻璃门”等体制机制障碍长期难以破除，这是因为陈旧的意识形态仍在作祟，且有加剧之势。二是技术问题。中小微企业在发展进程中，信息、技术、信用、管理、人才、市场等都十分缺乏。从这些层面上给予中小微企业支持，可能比提供资金更重要。三是资金支持的形式问题。大部分中小微企业对投资的需求更大，而对于贷款的需求则排在其次。因此，在广大企业都遇到生存问题的当下，政策的着眼点主要是向它们提供贷款，让它们承担额外的债务负担，岂非文不对题？所以，我国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而疫情的蔓延，使得这一需求更为紧迫。

在讨论疫情下振兴经济的方略时，大家对“老基建”和“新基建”的兴趣很大。我以为，这确实是应对之策的要点。在可预见的未来，在经济增长的需求面，出口负贡献、国内消费负贡献都将成为长期现象。为此，增加投资，势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无论我们对投资拉动型经济有多少臧否，这个事实在短期内都难以改变。并且，投资拉动与创新驱动并不矛盾。这是因为，任何创新，无论技术过程如何千差万别，促使其转向经济过程的第一个环节都是投资。然而，如今依赖投资来拉动经济，必须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投什么，二是钱如何筹？

投资领域的选择，核心原则是要确定增长优先还是就业（民生）优先。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发展计划都是增长优先，所以，投资的主要领域是“铁公基”。2008～2009年应对全球危机时，走的仍然是这个路子。很长时间以来，主管当局的主导看法是，有增长就有就业，因此，就业目标可以被增长目标覆盖。应当说，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这样处置两者的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工业化基本完成，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不断提高之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就不能相互覆盖了。普遍的情况是：有就业就一定有增长，反过来，有增长却并不一定有就业。实践中的反转，终使“就业优先”被写进了中央文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主导目标。

抗疫期间，更要不折不扣地贯彻就业优先原则，重点解决多数企业的生存问题和大多数人的吃饭问题。此次疫情以冷静的事实告诉我们：原来，社会上有那么多的人是挣一文吃一文的，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是基本没有财产收入的——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就业就可能没有收入，就可能饿肚子，当然，这些人群中也包括广大的城市“月光族”和工薪阶层。面对这种冷酷的事实，施行广义的以赈灾为内容的公共工程，无疑应当成为安排投资战略的主导性政策取向。

在具体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几年前习近平主席关于产能过剩、国土整治和城市基础设施问题的重要讲话。习主席讲话的大致意思是，如果我们致力于像欧洲各国那样将国土整治一番，如果我们致力于全面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地下基础设施，中国的投资将还会延续几十年。由于国土整治、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所需的实体材料，主要是钢筋、水泥等“过剩”产品，因而，如果我们启动大规模的国土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则根本就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了。这里的关键是投融资体制不相适应的问题，是基于资金筹集、转换、配置、运行的狭隘逻辑，阻隔了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均已客观存在的供应和需求，使得它们在现实中难以配对，从而，一方面生造出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局面，另一方面我国广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国土面貌长期处于不发达的境地。现在，到了我们认真解决高强度工业化之后大规模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建设问题的时候了。

在公共工程建设这个总方向下，有四个领域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基建，特别是“新基建”，应当成为投资的重点。这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关乎中国发展的科技含量，一点都松懈不得。二是围绕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大力进行国土整治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这里的核心是改变传统的城市化理念，以城乡一体化为发展目标，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推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在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型城市，以公共卫生和防疫为突破口，全面提升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城市发展中的不足和短板。例如，新加坡人口不足600万，共有889间发热门诊。这使得它面对疫情，能够“佛性”地应付裕如。相比而言，上海人口2000多万，却只有117间发热门诊，抗疫期间紧急增设了182间社区哨点诊室，加起来也仅及新加坡的1/3。北京人口也超过2000万，发热门诊数量比上海还少。须知，人口超千万，密度超一定阈值，客观上可能会产生多种我们并不了解的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问题，新冠肺炎只是这些风险中的一例。为应对这些我们完全陌生的风险，我们必须按照现代化城市发展的要求，全面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四是全面提升城乡教育水平。2019年世界银行的《工作性质的变革》阐述了科技已经改变了企业形态和就业格局，“打零工”成为社会的常态。该报告强烈建议：为了跟上这个变化，各国应集中经济资源，改革现有的教育体制，建立终身学习机制，而发展中国家更应以强烈的紧迫感投资于人民，特别是投资于健康和教育这两类人力资本的基石。毋庸讳言，在这两个领域，我国可以说刚刚起步；投资于此，当有广阔的空间和无穷的获益。

三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使得两大政策体系更为协调配合，方能有效应对疫情的蔓延及其对国民经济产生的不利冲击。

财政要做的事很多。面对疫情，财政政策应当发挥更大的且常常是主导性作用，这一点已基本没有疑问；财政支出的细节也有大量文章可做。2020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今后一段时期的财政政策给出了基本部署：“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这段重要表述中所列的要做的事情有四件，三件关乎筹资，即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一件涉及支出，强调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社会经济发展最需要政府增加支出之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却相对下降了。依据2019年全国财政统计数据，28个省区市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大部分是下降的。依据已经公布的2020年2月的数据：28个省区市中只有浙江和云南是正增长，其他都是负增长。其严重性在于，这恐怕又是一个长期趋势，也就是说，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要面对越来越大的财政收支缺口。

面对长期收支缺口，出路也很清楚，就是发债，越来越大规模地发债。中央政治局2020年4月17日的会议就列出了赤字债、抗疫债和地方债三大类。这样，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问题便以前所未有的尖锐形式提到我们面前。我作为财政和金融问题的研究者，从来不反对政府举债，长期以来，我的这种看法在国内只能屈居少数。如今，实践的发展使得结论从天而降，作为研究者，我已经转向研究债务管理问题了。应当看到，举债筹资，在我国尚有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要做，其中，针对地方政府举债问题，更亟须解决体制性问题。且不说根据法律，我国地方政府不能安排赤字，即便能够安排，它们也承受不了规模如此巨大、增长如此迅速的债务扩张，而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能力更令人担忧。应当看到，政府作为融资主体，融资方式多种多样，赤字融资自不必说，非赤字融资也有很大的空间，如今我国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多数属于后者。大致说来，赤字融资是用来弥补政府的公共消费性支出，而非赤字融资则广泛地服务于各种公共投资项目，这些项目可能会产生现金流，并能够积累资产，但既然是公共设施投资，其商业可持续性便不那么完备。因此，管理此类政府融资活动，对我国财政政策乃至宏观调控政策来说，都构成严峻的挑战。应当看到，政府用发债方式筹集资金，进行投资，虽然具有极大的“政策性”，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它们本质上还须遵循市场机制。我以为，正因为如此，所有围绕这些项目展开的投融资活动，大都从概念上可归为政策性金融活动。这就意味着，在抗疫过程中，随着政府投融资活动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及政府债务迅速扩张为金融市场上的第一大券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也无争议地成为关乎宏观调控机制建设和宏观调控效率的关键。

金融的作用当然不可或缺，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概括起来，就总量而言，我主张比较快地把利率降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应减少利率的种类，强化“一价”机制。就数量而言，货币和信贷的供应当然也要增加。同时，我国金融体系中“价”与“量”的动态长期相互隔离的局面也亟须改变。总之，完全没有必要在全球低息和量宽的大“放水”环境下，刻意独自保持某种状态。这既无必要，事实上也做不到；勉强去做，宏观效果也并不理想。

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货币政策的效力，多年来已经弱化。从世界范围看，标志性事件就是1991年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银行委员会就货币政策发表证词。那个著名的证词，宣告了以“单一规则”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货币政策范式已经过去，货币政策以调控利率为主的新时代开启。对于这种转变，很多人比较偏重于分析其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从数量调控转向价格调控的一面，强调调控机制的转变，并不太关注这种转变宣告了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递减的事实。从目前的情况看，货币政策，无论是其数量还是其价格，都难以做到“精准调控”，其主要作用是非常宏观地为实体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合适的货币金融条件。近两个月来，美联储连续颁布了很多政策，其利率接近零，货币的投放也没了底线。这样做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我以为，其主要目的是在向全社会宣布：为了战胜疫情，为了便利实体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货币当局提供了一个不对实体经济运行造成任何障碍的宽松环境。这种以创造环境为第一要务的政策导向及其背后的宏观调控哲学，值得我们认真琢磨。

在金融政策的结构上，我特别强调三点。一是对中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同时，更应当有效增加形成权益的投资。前文已经讨论过，在生存都是问题的条件下，仅仅发放贷款，广大中小微企业是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我们应当认真考虑，通过改革，创造向中小微企业提供资本、提供筹措权益资本的机制。在这方面，德国、日本和美国都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二是发展各种各样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从200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策性金融业务就重新获得了各国货币当局的青睐，甚至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也重登舞台。据此可以认为，至少在抗疫和经济恢复期间，政策性金融业务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前文提及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其大部分也只能靠政策性金融机制予以支持。三是改造现有的三线以下城市中小金融机构，使之成为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满足中小微企业对投资和债务资金的需求、满足普惠金融发展需求的机构。这当然也意味着，这些机构的未来发展中政策性业务将占有相当的比重。在这方面，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提供了大量有益的体制机制安排，并且其他发达国家也有成熟的经验。提出这一改革方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几年来，我国中小金融机构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并已达到危及金融稳定的程度。借抗疫之机，将广大中小金融机构引导到与大机构差异化发展的路径上，将为疫情后我国经济的发展奠定较好的金融基础。

讨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后，两大政策体系协调配合问题便呼之欲出。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国内针对这一问题，不时有所讨论，但总体趋势还是要将两套体系区分开来。并且，囿于研究者的立场，综合地从体制机制层面探讨两大政策体系的关联研究的，并不多见。危机到来，一下子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成为极具紧迫性的实践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关注对危机的研究。这是因为，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以受控试验为主要手段，我们之所以关注危机，是因为危机用最极端的、最惨烈、最具破坏性的方式，把社会经济运行最深层、最本质的因素和关联性揭示出来。因此，认真剖析危机，便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功夫。我们看到，在美国，针对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学科，甚至被认为是经济学研究体系中的“圣杯”。也正是因为对历史上的危机有持续深入的研究，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针对2007～2008年危机以及此次危机采取对策时，可以做到全面、迅速、果断，正因为“心中有数”，应对危机的政策才更有现实针对性。就此而论，我们关于历次经济波动所做的研究太缺乏了，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同一块石头上跌两跤”。

本文不拟更全面、更深入地讨论这个宏大的论题，我只想说明一点，危机告诉我们，财政与金融是内在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说，是国家财政的需要（代表国家意志）决定了金融的走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回头看最近几年在国际社会上被广泛讨论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就绝非臆断，它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在危机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它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在这里，我无意对这样一个涉及财政和金融最基础理论的题目做结论，而是希望指出，为了有效应对疫情，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财政和金融两大政策体系的协调配合问题，其中，关于债务货币化的机制以及整个过程中的风险管理问题，更应当提上议事日程了。

毋庸讳言，应对疫情的各项政策的综合结果，便是将全世界的债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债台高筑，是21世纪以来全球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这种现象，与全球应对2008年债务危机的机制有关。2008年债务危机以及全球应对机制，出现了很多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危机的进程，一方面，在实体经济层面，没有出现典型的经济萧条阶段；另一方面，在金融层面，则是没有伴随出现一个金融“瘦身”“缩水”阶段，相反，债务只增不减，金融持续繁荣，以至于全世界都落入债务膨胀的大泡沫之中。这又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的事实。2008年危机以来，在各国共同努力下，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有所缓和，动荡没有那么剧烈。这是近几十年来各国宏观调控技术日趋娴熟的结果，是危机之后各国携手采取措施共克时艰的结果。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各种调控只能消除或平滑危机之果，但未能消除危机之因。因而，有得必有失，经济衰退固然不再表现为实体经济的剧烈波动，但却留下巨额的债务在时时困扰我们。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债务积累便是救市之代价。2008年的危机显然是一个债务危机，克服危机的必要条件便是减债和降杠杆，但是，截至2019年末，全世界债务总额高达355万亿美元，全球70亿人，人均高达3.15万美元。此次疫情汹汹而来，各国又都祭起了应对2008年危机的方式。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洪水滔天，同时看到了利率重新被压至零甚至零以下的流动性陷阱之中。

各国当局竞相放水，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后果，特别值得关注的有三点。一是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货币政策的效力进一步递减。大量投放的货币并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在为货币和金融运行的自身服务，在“自娱自乐”。在这种状况下，货币金融政策便只能退而求其次，致力于在为实体经济运行创造合适的宏观环境方面产生作用。二是经济运行的周期越来越成为纯粹的金融周期，随着金融创新的全面开展并导致经济“金融化”或“类金融化”，经济运行显著受到金融的“繁荣—萧条”周期的影响。巨量的货币和信用源源不断地注入并滞留于金融体系，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偏离程度，而且使得金融方面的扭曲往往先于实体经济的扭曲而发生。这意味着，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危机的发生可直接经由资产价格路径而非传统的一般物价和利率路径。这对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乃至金融理论均提出了严峻挑战。三是如果债务长期化，那么负利率有可能长期化。我们不妨想一想这样的问题：在债务长期化的情况下，要想使得债务可持续，必要条件是什么？研究显示，必要条件就是使债务利息支出与GDP之比持续地低于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要达成这一目标，实施负利率自然就有了必要性。在这个分析中，我们不仅找到了货币和财政政策领域的高额债务和数量宽松与负利率的内在一致性，也发现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新问题。

四 警惕金融“去中国化”

在疫情的冲击下，我们忧虑地看到了金融“去中国化”的新动态。如果说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金融“去中国化”就在某些大国的主导下或明或暗地展开着，那么，疫情更使得这个趋势公开化了，集团化了，加速了。

借疫情全球蔓延之机，污名中国，孤立中国，是舆论上“去中国化”。而各国相继“封国”，无论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均产生了切断供应链、产业链和“去全球化”的效果。如此发展下去，封国若达3个月左右，这个世界可能回到“城堡经济”时代。

国际社会也强烈表达了对“去全球化”的担忧，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现在发生的事情称为“大封锁”，有些学者希望减少封锁的“阴谋论”色彩，将此称为“大关闭”。即便如此，这一概念也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即便政策制定者没有主观实施封锁的动因，防疫的客观要求和集体行动，都将产生关闭各国国境和产业链脱离的结果，于是，全球经济同样会崩溃，并且，由于“体制化”过程的存在，在封锁结束后，有些断裂可能永远无法修复，世界经济将在“去全球化”的轨道上低位运行。

值得关注的是，在实体经济“去全球化”的同时，货币金融领域似乎在展开一个相反的过程，即将中国和人民币排除在外的新的全球货币金融的一体化步伐似乎从未停止，甚至更有加快之势，代表性现象有二。

一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加速蔓延的背景下，3月19日，美联储与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瑞典、丹麦、挪威和新西兰等9家中央银行建立了临时的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总计4500亿美元。不止如此，还不到半个月，2020年3月31日，美联储进一步宣布设立海外央行回购工具，在已有的美元互换工具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码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可以说，一个以美元为核心，明确排除人民币，联合各主要经济体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网络已呈雏形，在这个新网络中，美元借助“美元荒”的蔓延，使其国际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回溯历史，央行间的货币互换协议始于2007年12月。当时，次贷危机的冲击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溢价迅速拉升，为应对流动性休克所带来的冲击，美联储与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丹麦、英国、日本、韩国、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新加坡、瑞典、瑞士的央行和欧央行等14家中央银行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同意在需要的时候，各国央行可以用各自本币进行即期兑换，并约定在未来以固定的汇率水平重新换回各自本币。显然，2020年3月设立的各国央行货币互换机制，正是与2007年同样的基础、相同目的的互换机制的继续和延展。只不过，在此次央行互换安排中，美元的地位进一步突出了。深入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到，疫情冲击在国际金融领域产生的综合结果，便是使得全球出现了新的“美元荒”，这使得美国仍然保持了世界救世主的独享地位。仅此一点就说明，此次全球危机，至少在金融领域，相对获益的仍然是美国。

二是，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率先得到控制，但人民币的对外价值略有下降，与此同时，美元却比较坚挺且稳定。这说明，危机期间，货币的避险价值凸显。所谓避险货币，指的是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或者经济前景不明时，对外价值会有所升值的货币。一般认为，低利率、拥有高额海外净资产和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是一国货币成为避险货币的必要条件。对照这三条，美元显然独占鳌头，日元和瑞士法郎紧随其后，其他货币，包括欧元，均不具有避险功能。同样，对照这些条件，人民币也远远不具备避险货币的功能。

总结以上，我们认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不可不重视这样的事实：一个将人民币排除在外的新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形成。2019年Libra的推出，明确将人民币排除在外，也可视为这个趋势的佐证。

总之，此次疫情，再次向我们提出了大量的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是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我们要认真落实2020年4月8日、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深入推动国内改革；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旗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应当成为我们应对新挑战的两大战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