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圣经》中的章句来开篇永远是一个无可非议的选择。然而读者也许会质疑，开头的这段文字和公共债务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究竟有何联系。在《圣经》这一篇章所描述的时期，以色列人的政治组织已经跨越了大家族（enlarged family）的阶段，形成了互相关联的部落联盟，他们需要一个哪怕是以最有限的形式存在的政府。然而他们没有货币，没有贸易，没有公共收入，更没有所谓的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尽管如此，从摩西领受十诫到所罗门即位称王之间，以色列人正经历着从游牧部落向一个在短期内崛起为地区性强权的王国转变的过程。关于国家是如何形成的，这一段历史能够教给我们很多。

《消费文化中的名人与粉丝》探讨名人“粉丝文化”这一流行现象，更深入了解粉丝何以对自己钟爱的名人发展出情感依恋，这种准社交粉丝关系（parasocial fan relationship）对他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基于对一位消费者与一位女影星之间的粉丝关系的局内人深度透视，本书提供了关于名人-粉丝关系的独到见解，揭示了这种关系对消费者日常生活的意义以及如何随时间流逝不断演进和自我呈现。

甲骨文京东9月销量排行榜TOP30的书目来了。其中包括《走过两遍的路： 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空王冠：玫瑰战争与都铎王朝的崛起》、《天国之秋》、《金雀花王朝：缔造英格兰的武士国王与王后们》、《地中海史诗三部曲》、《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等多本好书。

“有太阳照耀的地方，就有肖邦的音乐。”肖邦的音乐让无数听众着迷，肖邦的曲目是无数音乐厅的常客，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蜚声国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肖邦成为了波兰的象征，是这个民族最著名的儿子。肖邦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波兰作曲家，而他的音乐所扮演的角色，超越了音乐本身。不仅波兰人读到了他作品的爱国意义，外国人也常常这样看待。

科举造就了一个覆盖帝国全境，甚至能下沉至县一级的学校体系。在欧洲形成学校体系的数世纪之前，中华帝国已在财政上开始支持一套上至国子监、下至县学的学校体系。尽管最初非常成功，但官学最终还是成了科举制的附庸，并徒有学校之名。因为经学科目的常规化，人们在私塾、义学等场所也能得到相同的考试技能，这使得学校中很难有实际的教学活动存在。官学成为考生们复习备考的中转站，即应付科举的"培训中心”。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1784年启蒙时代的末期，给“启蒙”下过定义：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启蒙”意味着用光明驱散非理性的黑暗、迷信的迷雾、偏见和家长式的专制，并且创造出万事万物独特的、清晰的、可检验的概念。本书讨论的"启蒙"仅限于某种特定的历史现象，特指一种精神和社会层面的运动，大体来说在时间上覆盖了欧洲18世纪的百年，也可以看作这一时期欧洲所呈现的独特性。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欧洲百年启蒙运动的高潮，也意味着启蒙运动的结束。

5月5日这一天，第三帝国的纳粹残余势力仍抱有侥幸存续的心理，重新组建“帝国临时政府”。这仍旧由纳粹精英掌权的政府并不是一个新的开始，终究只是一个美丽的幻想。新势力企图重新夺回人民自由的权力，布拉格爆发了人民武装起义。与此同时，盟军为散落在德国的“流离失所者”提供庇护，在战后秩序重建的期间，民族仇恨与矛盾仍在城市中暗涌。

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赖因哈德在其2016年完成修订、篇幅长达1648页的巨作《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1415-2015》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葡萄牙人所谓的“发现”印度，其实不光是虚领这个“荣誉”，而且当时的知识基础也少得可怜，他们并不懂季风系统。中国明朝前期派遣的郑和船队，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掌握的航海、季风等知识方面都远远强于葡萄牙人。